重溫周恩來的兩次“發問”

　　沒有從嚴的黨性意識，何談筑牢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沒有從嚴的黨員身份意識，何談夯實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周恩來在革命戰爭年代兩次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問”，應該成為每一個黨員經常審視黨性、明辨身份的自我叩問。

　　周恩來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典范，即使在長征的艱苦環境中仍然主動認真地參加組織生活。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兩次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問”，彰顯了共產黨人堅定的黨性自覺和嚴格的紀律觀念。

　　1936年6月底，紅軍到達兩河口地區。在部隊休息期間，周恩來所在的黨小組進行了改選。他的警衛員魏國祿當選黨小組組長，黨小組隨即召開了組織生活會。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問魏國祿為什麼沒開黨小組會議，魏國祿回答說：“小組會議開過了，看到首長忙，就沒通知您。”周恩來聽罷，立即嚴肅起來，發問道：“那怎麼能行？我是黨員，應當過組織生活。如果有事確實不能參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請假，你不通知我就是你的不對呀！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你明白嗎？”這是周恩來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一次“發問”。

　　紅軍到達陝北后的一天，周恩來詢問魏國祿：“小組長，這個月黨費我還沒交吧？”魏國祿回答：“已經代首長交過5分錢黨費了。首長集中精力忙軍政大事，我們代交還不是一樣的。”周恩來聽罷，又立即嚴肅起來，發問道：“黨費怎麼可以讓人代交呢？軍政大事重要，交黨費也重要，因為這是每個黨員的義務。”這是周恩來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又一次“發問”。

　　周恩來的兩次“發問”，問出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問題，問出了黨員的黨性問題，問出了黨員的義務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自我淨化、自我提高、自我革新、自我升華的傳家寶，更是解決黨內矛盾和問題的一把“金鑰匙”。沒有這個傳家寶和這把“金鑰匙”，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和發展，就沒有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個又一個勝利。周恩來在革命戰爭年代兩次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問”，看似普普通通，實則擲地有聲，說明老一輩革命家時刻秉持講政治、守紀律、不搞特殊的黨性意識。

　　“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對照周恩來從嚴的黨性觀念，我們是否感到汗顏？在有些單位和部門，黨的組織生活會只是擺設和門面。且不說組織生活會的內容和質量，不說組織生活會的方式方法和規范程度，單就參加人數而言常常是文齊武不齊，科長借口不參加，處長借口不參加，至於廳（局）長更是借口工作忙不參加。長征期間，周恩來是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且身兼數職，他不僅主動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會，同時對黨小組組長因為他工作忙而不通知他參加會議的做法予以嚴厲批評。這就是一個普通黨員標注的身份意識，一個普通黨員標注的黨性高度，一個普通黨員標注的組織紀律觀念。

　　“黨費怎麼可以讓人代交呢？軍政大事重要，交黨費也重要，因為這是每個黨員的義務。”對照周恩來這種從嚴的黨員義務，有些黨員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因為他們常常想不起來交黨費。這種“想不起來”，當是忘記黨員義務的“健忘症”。其實，有些黨員在榮譽和地位面前卻一點不健忘，因為榮譽能夠帶來好處、地位更能帶來利益，唯獨交黨費是從自己腰包裡往外掏錢。更有個別黨員不但“想不起來”交黨費，而且不想補交黨費。黨員補交黨費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一場“檢驗仗”、“看齊仗”。這些黨員不是向黨中央看齊，而是自由主義當頭，揚言“如果補交黨費就退黨”，難道他們的黨性淡薄到了此種地步？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實踐。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各級黨組織的政治責任，也是所有黨員的政治責任。黨員參與從嚴治黨，首先要從嚴自己的黨性意識和黨員身份意識。沒有從嚴的黨性意識，何談筑牢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沒有從嚴的黨員身份意識，何談夯實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周恩來在革命戰爭年代兩次關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問”，應該成為每一個黨員經常審視黨性、明辨身份的自我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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