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初創

　　新中國成立前后，周恩來日理萬機、殫精竭慮，為國家各項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制定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方針

　　1949年6月15∼19日，周恩來出席在北平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被推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兼任起草共同綱領小組組長。在主持起草《共同綱領》前后，他對文化建設方針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6月18日晚，周恩來主持召開新政協籌備會起草共同綱領小組第一次會議，研究共同綱領草案起草工作。會議決定由中國共產黨起草《共同綱領》的初稿，小組組員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華僑、少數民族、群眾團體、宗教等問題）等六個小組，分別寫出具體條文，供起草者參考。6月下旬，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周時間，親自執筆寫出了《共同綱領》草案全文。此后，草案經過七次反復討論和修改，其中籌備會第三小組討論三次，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兩次，先后到達北平的政協會議代表500多人分組討論兩次，廣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8月22日，周恩來將《共同綱領》草案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3∼11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一起討論修改了《共同綱領》草案。9月1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等文件。

　　2008年出版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首次收錄了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提綱、草案初稿和修改稿，充分反映了周恩來在起草《共同綱領》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共同綱領》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綜合協商討論中各方面提出的意見，系統闡述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並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國家對國民公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改革、體育和衛生醫藥、新聞出版等各項事業的具體政策。在起草《共同綱領》過程中，周恩來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文化、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外國進步文化做出了深刻分析，並闡述了正確的態度和政策。對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應採取適當的但是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同時“在文化上，帝國主義有許多侵略機構，如學校、醫院及教堂等，這些都應該由中國人來辦，但不能急躁，要謹慎地一步步地來。這些文化機構有壞的一面，但還有好的一面，對於這些機構，我們可以從內部來改造，使它們變成民族的”。“對於‘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進步的文化，應加以發揚”，同時要防止和克服“認為舊的、歷史上留下來的一切都無用，因此變成了否定一切”的片面性認識。對於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應採取嚴肅的批判態度，排斥其封建的反動的方面，吸取其中帶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因素。對於外國文化，既不能籠統排斥，應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尤其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作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借鏡，也不能盲目崇拜，應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接受一般的外國文化。這些關於新中國文化建設方針政策的闡述，為“使新中國從文化落后的國家變成文化進步的國家”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周恩來在9月22日的會議上代表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關於主席團常務委員名單和設立六個分組委員會的報告，並代表籌備會第三小組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其中就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政策指出：“這個問題簡單地說來，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9月29日，人民政協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一致決定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由此擔負起貫徹《共同綱領》的施政方針、組織新中國各項建設的重要責任。

　　促進新中國文化隊伍的大團結

　　中國革命勝利后，新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分別來自於解放區、人民解放軍和原國民黨統治區，如何使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環境和革命經歷的文化工作者，在新民主主義文化旗幟下團結起來，成為開創新中國文化事業的重要問題。

　　周恩來豐富的斗爭歷程，使他對來自各方面的文化工作者都比較了解和熟悉，為促進和實現新中國文化隊伍的大團結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國創建過程中，他通過出席各種文化界會議並發表講話﹔與各方面文化人士的交往和通信等方式，要求廣大文化工作者關注團結問題，增強全局觀念，努力增進文化工作者相互間的了解和尊重，號召各方面文化工作者緊密地團結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幟之下，實現“在毛澤東同志新文藝方向之下的勝利的大團結，大會師”，為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而共同奮斗。

　　1949年5月13日，周恩來就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文化工作和新聞工作等問題，約請周揚、茅盾、薩空了、胡愈之等文化工作者座談，強調“這次文代會是會師大會、團結大會，團結的面要寬，越寬越好。不隻解放區和大后方的進步文藝工作者要團結，對過去不問政治的文藝工作者要團結，甚至對反對過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隻要現在不反共，也要團結。總方針是：凡是願意留下來的、愛國的、願意為新中國工作的文藝工作者，我們都要團結、爭取……總的一句話，要團結，要安定”。

　　7月2∼19日，具有重要意義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周恩來於7月6日出席大會並作政治報告，特別強調了對解放區、人民解放軍、原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以及舊藝人的“團結問題”，指出：“這次文藝界代表大會的團結是這樣一種情形的團結：是從老解放區來的與從新解放區來的兩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也是新文藝部隊的代表與贊成改造的舊文藝的代表的會師，又是在農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隊中的這三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這些情形都說明了這次團結的局面的寬廣，也說明了這次團結是在新民主主義旗幟之下，在毛澤東同志新文藝方向之下的勝利的大團結，大會師。”7月12日，周恩來約請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等部分新聞界友人聚餐，次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在北平舉行，13日出席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14日出席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都特別強調和闡述了團結問題。這些講話對促進文學藝術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新聞界、教育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大團結，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周恩來所強調的團結，當然不是無原則的，而是在毛澤東文化思想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方針之下的團結，隻有在這樣基礎上的團結才能為新中國文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組織力量。他指出：“隻有經常接近廣大的群眾，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氣。一個人坐在房子裡孤陋寡聞，這樣不行，應該在千軍萬馬中敢於與人家來往，說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學習，團結最廣大的人們一道斗爭，這樣才算有勇氣，這種人叫作有大勇。”周恩來正是這種善於團結最大多數人的“大勇”之人。

　　組建新中國文化事業領導機構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召開期間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后，周恩來用很大精力組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以及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新聞總署、出版總署等科教文衛領導機構，以有效地組織開展新中國各項文化建設事業。

　　開國大典之后，周恩來即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一道研究、醞釀和草擬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以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負責人人選名單。10月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初擬的政府各機構以及政務院所轄各單位負責人名單。隨后，中共中央於10月15日召集有55名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協商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了經廣泛征詢各方面意見后提出的名單，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在10月16日、17日就名單所提人選進行研究，並提出修正意見。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舉行聯席會議，確定了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

　　10月2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擴大會議，宣布政務院成立，並作《關於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干部問題》的報告，指出：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政務院和它下屬的四個大委員會和30個行政部門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科學分工的機構。政務院及其所屬機構工作人員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長期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前國民黨政府的舊職員，三是在舊社會裡被埋沒的知識分子和新教育出來的學生。這三部分人各有長短，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取長去短，加強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的修養，搞好工作。他還強調：政務院既已成立，各個部門就應制定各自簡要的工作條例和組織條例，這樣，一方面可以不約束大家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同時又可以約束自由主義。擴大會議結束后，政務院召開第一次政務會議，通過政務院代理秘書長和政務院政法、財經、文教等委員會正副秘書長人選，決定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

　　同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亦舉行成立會。郭沫若在宣布文化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時說，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后，將擔負新中國文化教育建設的重任，望全體委員一致努力，來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高潮。胡喬木就文化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做了說明，該草案在征集各委員意見並修正后報送政務院核准。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科學院和新聞、出版兩總署負責人分別在會上報告了各部門的機構設置和人事安排情況。會議決定，文化教育委員會所屬各部、院、署應即迅速籌備成立。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各部、會、院、署、行開始正式辦公。11月2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政務院黨組正副書記和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分黨組書記名單。會議決定，周恩來任政務院黨組書記兼外交部黨組書記﹔陸定一任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書記，周揚任文化部黨組書記，錢俊瑞任教育部黨組書記，賀誠任衛生部黨組書記，陳伯達任科學院黨組書記，胡喬木兼新聞總署黨組書記，胡繩任出版總署黨組書記。

　　1950年2月5∼6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1950年文教工作計劃》草案，胡喬木在會上報告了文教委員會1950年度事業費總概算草案。3月17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二十四次政務會議，審議並批准了文教委員會工作計劃的要點。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及各部、院、署組織機構的建立和工作計劃的制定，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文化工作領導中樞和整體部署，為新中國各項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証。

　　推動新中國各項文化事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家各項建設百廢待舉。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十分關注文化教育工作，具體指導涉及文化建設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為新中國各項文化事業的開創付出了艱辛努力。

　　在文學藝術方面，他在1949年7月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做報告，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強調要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正確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要用很大的熱情改造舊文藝、團結舊藝人，增強全局觀念，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各項文藝工作。他特別關心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曾多次致信中央電影管理局局長袁牧之，具體部署電影攝制工作。1950年12月15日，他在政務院第六十三次政務會議討論沈雁冰所作《文化部關於電影工作的報告》時指出：電影是與群眾最容易接近的一個有力的教育工具，要使我國的電影事業能夠在鞏固現有成績的基礎上穩步地得到發展。1951年3月24日，他召集沈雁冰、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研究加強對電影工作的領導問題，強調要加強電影工作的思想政治領導和電影編劇力量。1952年4月4日，他在政務院第一百三十一次政務會議討論《一九五二年電影工作計劃的說明》時又強調指出：電影對宣傳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很大，電影是文化部門首要的工作，今后應給予很大的注意。他對戲劇改革工作也給予了許多具體的指導。

　　在教育事業方面，他把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作為發展新民主主義教育的主要任務，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實行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加強普及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以適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1950年6月1日，他簽發了《政務院關於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工廠企業中的工人職員為主，以識字教育為重點，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開展職工業余教育，以提高廣大職工的政治、文化和技術水平。6月8日，他出席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並發表講話，進一步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和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要求團結所有贊成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工作者，分階段有步驟地開展教育改革。12月14日，他簽發了《政務院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強調：“工農干部是建設人民國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須給予他們以專門受教育的機會，培養他們成為新的知識分子”。1951年10月1日，公布實施《政務院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形成了適應建設需要和今后發展的學制體系。1952年3月31日，簽署《政務院關於整頓和發展中等技術教育的指示》，要求積極整頓與發展中等技術教育，使正規的、速成的、業余的各種技術學校或訓練班得到適當的配合發展。

　　在新聞出版方面，周恩來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新聞出版事業，是服從於國家的一般政策，並推動及鞏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及建設事業的。國家的新聞出版機關，應根據中國人民的立場，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及人民政府各個時期的政策，進行工作。”1950年10月28日，他簽署了《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強調“書籍雜志的出版、發行、印刷，是與國家建設事業、人民文化生活極關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總署是指導和管理全國出版事業的總機關，要“按時提出全國出版事業的總方針，以利於各公私營書刊出版、發行、印刷機構在統一的方針下分工合作”，“出版總署應當推動和組織報紙、雜志、廣播中關於出版物的介紹批評的工作，對於優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應予獎勵，對於粗制濫造、不負責任的出版物應使之漸次淘汰”。

　　另外，在科技事業等方面，周恩來也按照《共同綱領》規定的努力發展科學技術等事業，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的方針，積極布置和推動各項相關工作的開展。

　　提出和貫徹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

　　周恩來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認為“中國的革命及建設事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人民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的干部，同時注意團結並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及技術專家”。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即提出：“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同時也指出了知識分子的不足：“容易產生一種非集體主義的傾向”，因而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和軍隊中去，熟悉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應當特別努力向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的精神學習”，為廣大勞動人民創造出優秀的文化成果。

　　他熱情關心知識分子，放手使用知識分子干部。新中國成立前夕，當他聽說浙江大學學生拒絕原校長竺可楨返校一事，立即致電華東局並轉浙江省委書記、浙江軍區政委譚震林和浙江軍區司令員王建安，指出：“據我們所知，竺過去在於子三事件中，同情學運，今春當蔣黨用飛機迫其離滬時，亦設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詳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學運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詳告。”1949年10月，竺可楨被任命為科學院副院長。周恩來也非常關心普通知識分子的失業和失學問題，1950年7月25日親自簽發《關於救濟失業教師與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要求各級政府盡可能迅速地幫助失業教師和失學學生解決就業和學習的問題，使這種暫時的困難得到適當解決。1951年1月11日，又簽署《政務院關於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提出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基本方針“應當是經過訓練和其他方式，幫助他們獲得或增加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技能，盡可能吸收他們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來也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多次向文學藝術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的知識分子做報告，以平易近人的態度，從自我剖析入手，闡述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和思想改造問題，以動員和教育廣大知識分子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等思想的影響，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為新民主主義服務，為人民特別是為工農兵服務，適應新中國的發展形勢和新文化的建設需要。同時，他也多次指出：“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有時需要經過等待的過程，等待群眾的覺悟。”“我們以我們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選擇。這樣才是一個教育的態度，領導的態度，才是一個共同工作的態度，合作的態度。”周恩來的報告誠懇熱情，真切感人，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隨著形勢的發展，周恩來進一步強調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1951年8月22日，他為全國十八個專業會議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做報告，一方面強調：“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不論在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還是在鞏固政權方面，我們都需要人才”﹔另一方面又指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進步，我們的思想感情，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夠適合於人民的利益，而不違背人民的利益。就此，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響應周恩來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的政治學習運動。應北京大學校長馬敘倫之邀，周恩來於9月29日向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的教師們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結合自己進行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和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圍繞立場、態度、為誰服務、思想、知識、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闡釋了知識分子為什麼需要改造和怎樣改造等問題。此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產生了重要而多方面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前后，外部面臨著帝國主義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內部面臨著繁重的經濟恢復和社會改造任務，財政經濟十分困難，國家用於支持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支出非常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領導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相關機構，團結和帶領廣大文化工作者篳路藍縷、艱辛開拓，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摘自《黨的文獻》2014年第6期，原文約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