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風暴”周總理安排賀龍連夜離開中南海

　　我和賀龍1942年結婚后，就不斷聽他談起以前的經歷，特別是在“文革”中，賀龍和我被關押期間，對我談的更多，其中有不少是他與周恩來同志的交往。

　　（一）

　　周恩來與賀龍第一次見面，是在“八一”南昌起義前，即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來到了賀龍駐地。當時賀龍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在談話中，周恩來分析了形勢，談了共產黨對政局的看法和主張，精辟的見解使賀龍思想上豁然開朗。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賀龍在此以前已經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因此，當周恩來和盤托出“八一”南昌起義的計劃，並且要賀龍擔任起義軍總指揮時，賀龍激動地向周恩來表示：組織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從黨的決定。

　　“八一”南昌起義后，1927年9月初，賀龍在瑞金的一所學校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周逸群、譚平山。周恩來在賀龍入黨宣誓儀式上講了話。大意是組織上對賀龍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個貧苦農民經過斗爭，變成為國民革命軍二十軍的軍長。多年來，他積極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經過考驗的，是信得過的！

　　賀龍入黨后，和周恩來等一起，率領起義部隊共3個師，一直打到廣東流沙，但因敵強我弱，寡不敵眾，彈藥缺乏，部隊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關頭，周恩來在流沙，親自主持召開了一個會，分析了形勢，並決定：賀龍等凡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轉移到上海。

　　按照黨的指示和恩來的叮囑，賀龍與劉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個小劃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輾轉到了上海。恩來已先行一步到達上海，在黨中央工作。賀龍一見到恩來同志，感到非常親切，心裡有好多話頓時都涌上心頭！想到自己帶的部隊被敵人打散了，隻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恩來語氣溫和地說：賀龍，你的頭很值錢嘞，國民黨可懸賞十萬大洋捉你。賀龍緊緊握著恩來的手說：我是在黨處於困難時參加革命的，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跟著黨走。恩來說：“你先在這裡住下，對於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慮，我們有責任保護你。你可以考慮一下，是不是借此機會先到蘇聯，學習學習軍事。”當時賀龍對那時的失敗很不甘心，覺得自己托槍托了半輩子了，還是繼續托槍的好。早在北伐時，賀龍就與周逸群相處得很好，無話不談，這時兩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當談到今后去向時，賀龍胸有成竹地說：湘鄂西、四川、雲南、貴州，這一帶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別是在湘鄂西，要組織隊伍，沒有問題。從工作的需要出發，我還是適合去湘鄂西拉隊伍，搞武裝，建立紅軍，我想找恩來談談。

　　當賀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周恩來時，恩來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慮的還是你的安全問題，現在情況這麼危險，敵人搜索得很嚴，這一路上，你怎麼從上海走出去？聽了恩來一席話，賀龍非常感動，從內心敬佩恩來考慮問題細致、周到。

　　臨行前，周恩來約賀龍和周逸群吃了一頓飯。恩來告訴賀龍，給他派了七八個人，組成一個小班子，有周逸群、盧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擔任湘鄂邊前委書記。賀龍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覺得心裡踏實，非常高興。出發前，周恩來緊緊握著賀龍的手，一再叮囑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邊，有什麼事要及時和中央聯系。

　　周恩來對賀龍的關心，還表現在對其親屬的關懷上。1927年11月，賀龍到達上海之前，恩來就派人到武漢把賀龍的家眷接來上海，並妥善地安排了住處。一次周恩來和賀龍談完工作后，非常親切地說：“你去看看你家裡的人吧，他們住在霞飛路。”聽了恩來的話，賀龍愣住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剛到上海，周恩來已把他的家眷接來了。賀龍深深地感到組織上對他從政治到生活，真是無微不至的關懷。

　　離開上海后，賀龍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同志接上關系，以后，在黨組織的掩護和幫助下，子1928年春到了湘鄂邊，在桑植一帶組織了紅四軍。他一邊打仗，一邊做群眾工作，表現得非常勇敢、堅強。他深記周恩來臨行前的囑咐，不斷派人或用書信形式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他們開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和問題，表現了對黨的忠誠和極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黨中央、周恩來對賀龍非常關心，在聽了盧冬生的報告和收到1928年底賀龍捎來的信件后，於1929年3月7日，周恩來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給賀龍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們開創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成績，又對於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做了具體指示。這使賀龍倍加感到黨的溫暖。他說：我在舊軍隊中工作了那麼多年，雖然汪精衛見過我（賀、汪都是同盟會會員），對蔣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過接觸，但是我就沒有見到過象周恩來這樣的人。我參加共產黨前，天天拖著隊伍防備被別人吃掉，參加了革命隊伍后，我確實感到黨的關心、溫暖，我決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黨。

　　在湘鄂西，賀龍和周逸群等人，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依靠當地黨組織，遍撒火種，發動群眾，開創了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他率領的紅二軍團，英勇頑強，機智善戰，不僅多次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而且同來自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33年12月，賀龍經請示中央分局后，處決了蔣介石乘革命處於困難時期派來的說客熊貢卿，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策反陰謀。

　　（二）

　　1949年10月建國后，黨中央對於那些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適當安排。貴州李仲公（原是蔣介石手下的說客）找到周總理，以他是貴州人，熟悉貴州情況為條件，提出他應當省政府主席。周總理說，你想當省主席，意見嘛你可以提，但是我們要統籌考慮、研究。周總理再三向李講道理，怎奈李賴著不肯走，百般糾纏。恩來同志忽然想起，賀龍了解李的底細，於是通知賀龍馬上到總理辦公室來。李仲公沒防備，一見虎虎生風的賀龍來了，頓時如坐針氈，非常不安，表現得很不自然。周總理故意問賀龍：“這位是李仲公，認識吧？”賀總說：“豈止認識，我們還是‘老朋友’呢！”恩來同志有意告訴賀龍，他們正在談李的工作問題，李想當省主席。賀總知道恩來同志是在向他示意，賀總對李說：“李仲公，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了！1926年，我們北伐准備打河南時，你到我的部隊干什麼去了？（當時李是蔣介石派往賀龍部隊搞策反的說客。）我開始是在劉湘的公館請你吃飯，以后我們還打了麻將嘛。對不對？”李趕緊點頭答道：對，對，確有此事。賀龍接著厲聲問：“打麻將以后，你坐什麼車走的？我在外也已給你准備了些的車子嘛，你怎麼竟跑到唐生智那兒去了？（由於李搞擁蔣反共的策反，被賀龍抓了起來，送往當時武漢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當年可沒做好事啊！”李見老底被揭，頓時嚇得直出冷汗，連聲說：慚愧，慚愧。見此情形，恩來同志雙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邊笑邊風趣地說：“噢，原來你們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們還有什麼再說的？”李自知無趣，趕緊告退。后來李仲公是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此銜恨對賀龍進行報復，偽造了所謂賀龍向蔣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藉此對賀龍同志進行了十分殘酷的迫害。

　　1957年，我國和緬甸關系很好。緬甸總理吳努來我國昆明訪問，周總理要賀總陪同，前往昆明。由於吳努出訪帶著夫人，周總理說：“薛明也去，雙方都有夫人。”當時我在北京市委工作，為此請了假。我們住在昆明湖濱招待所裡，過幾天，周總理來了。我們每天都在一塊兒吃飯。當時昆明市正發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飯時，周總理說：“薛明，給我一杯酒。”我說：“總理，早上起來不要喝酒吧？”周總理聽后笑著說：“唉，你不懂得，你們要預防感冒還吃那麼多藥，我這是消毒，是在預防感冒，這就沒說的了吧？”我還是半信半疑的，問：“能喝嗎？”他說：“給半杯，就給我半杯。”當我斟滿一杯酒，雙手遞給他時，他笑著說：“小超是不主張我喝酒的。”說完又緊接著問：“你們兩位有聯系嗎？聯系上了沒有哇？”我馬上說：“下午，我就給鄧大姐打電話。”在電話中我告訴鄧大姐，恩來同志身體很好，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照顧得很周到。鄧大姐聽了非常高興。

　　中緬雙方會談簽訂了新的邊界條約后，雲南省為歡送吳努總理，組織了規模盛大的宴會，很多少數民族的頭人也應邀來了，他們見到周總理，非常高興，在宴會上頻頻為周總理敬酒。恩來同志也很高興，一連飲了三杯。賀龍擔心他喝多了，影響健康，連忙接過少數民族頭人敬的酒，說：“這杯酒是××敬總理的，我替喝，很感謝你們。”恩來同志深知賀總有糖尿病，也不宜飲酒，便說：“你別喝，這杯我喝。”賀總還是搶著要替恩來同志喝下去。周總理當即向敬酒者說：“賀總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會上他們兩位互相關懷、互相體貼的情景，使在場的人深受感動。

　　宴會散后，回到招待所，上台階時，恩來同志對我說：“賀總是不應該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顧他呀。”接著又說:“你是1942年和賀總結婚的吧？”我說，“是啊，總理您的記憶怎麼這麼好啊。”他說：“我對賀總的了解可能比你還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記住哇！你要照顧好他的身體。他今天多喝了幾杯，以后別喝酒了。”我很感動，立即轉告賀總。賀總回招待所后，叮囑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總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體。”宴會上二人爭相飲酒，回來后又互相關照，此事至今我仍記憶猶新，尤其是周總理講的話意味深長，我一直銘記在心。

　　晚上，又舉辦了歡送吳努總理的文藝晚會。晚會上演員們精湛動人的表演，不時激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演出結束后，恩來、吳努、賀龍等上台接見演員，祝他們演出成功。

　　周總理和演員們握手祝賀之后，也不知什麼時候戴上了一頂十分別致的用白布條纏成的小帽，隻見他手提花籃，翩翩起舞了。他庄重的儀表，瀟洒的舉止，熟練輕快的舞步，博得一陣陣的掌聲。周總理一跳舞，台上的演員們也歡樂地和著他的舞步高興地跳了起來，樂隊的同志立即奏起樂來了。吳努總理見周總理跳得這麼好，也試著跳了起來，嘴裡一再說：“總理，您太熱情了。”賀總也跟著跳起來。看到這動人的場景，觀眾席上掌聲嘩嘩地響了起來，后邊的同志們站到凳子上鼓掌，掌聲經久不息。

　　第二天送走了吳努總理，雲南省請恩來同志作報告，地點是在一個開闊的廣場上。賀總陪同恩來同志一塊去，我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衛維持秩序，可是到了那裡，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總理到廣場上去作報告，要經過一個高坡。可是人們爭相擠著要看總理，他怎麼也過不去。見此情形，賀總急了，他怕擠壞了總理，便大聲說：“別擠了！怎麼這麼亂啊？怎麼這麼不遵守紀律啊？警衛都到哪裡去了？快維持好秩序呀！”我當時也為恩來同志的安全捏著一把汗，生怕擠壞了他。恩來同志很快站在高坡上，向群眾揮手說：“同志們，我今天是來看大家的，和大家見見面。”接著又說：“你們不是想看看我嗎？讓我過去嘛，過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見我了嗎？”他的話音剛落，人群忽地自動閃開了一條路。他大踏步地走過高地，登上了講台。周總理講完話后，秩序井然，人們一點兒也不擠了。他最后站在一個小山包上，向群眾頻頻揮手告別，連聲說：“同志們，再見，再見！”全場掌聲雷動。記得那夭，萬裡無雲，陽光燦爛，周總理向人們招手時，那神採，那風度，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人民是那樣深深地熱愛著總理。

　　（三）

　　解放初，賀龍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1954年大軍區撤銷，調到北京后，賀總和恩來同志的接觸就多了。

　　賀總對恩來同志特別尊重。每次恩來同志來，賀總一聽見他的汽車響，就一邊大喊：“總理來了！總理來了！”一邊呼呼地穿過長長的走廊跑去迎接恩來同志。落座后，賀龍坐沙發總是偏著坐，欠著半個身子，以示對恩來同志的尊重。隻要是我在家，賀龍就大聲喊:“薛明，薛明，來給總理倒茶。”恩來同志是喜歡喝茶的。家裡有幾種茶葉，我總是倒兩杯，放在總理面前，好讓他嘗一嘗，哪杯好喝。

　　群眾對老一輩是怎麼生活的，了解得很少，很多青年人更不知道。那時請吃飯沒有叫公家掏過錢的，都是由個人負擔。

　　記得“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陪著周總理吃了一頓飯。那頓飯是聶總（聶榮臻）請的客。請客的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幾個老總聚在一起閑聊，賀總便跟聶總開玩笑，說：“聶老總，你請客吧。”聶總滿口應允。吃飯時，大家都很客氣，特別是陳老總，顯得非常拘謹。因為張茜關心陳總的健康，平時限制他吃肥肉。恩來同志有意把張茜支走，笑著說：“張茜呢，你去告訴服務員，我們這些人想吃點素菜、小菜，特別是陳老總，要吃點素菜、小菜。”張茜一走，聶總、賀總趕緊給陳總夾了幾塊回鍋肉。陳總剛吃了兩塊，張茜已回轉來，見陳總盤裡還有塊回鍋肉，聶總趕緊打圓場，說：“就這一塊了，讓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們讓他吃的。”陳總很幽默地說：“好吧，就最后這一塊了。”張茜關心地邊說邊用胳膊碰陳老總，恩來同志非常坦然地把手擺在桌子上，一邊笑，一邊用手輕輕地敲點著桌子，很隨便地說：“有意思，有意思。”稍停了一會兒，又說：“張茜呢，我也給你說幾句話。一般老年人，特別是肥胖的，都不適宜吃肥肉。我也不贊成吃，醫生也告訴過我。但是偶爾吃上一兩塊，也不要緊，不會發生多大問題，你放心。比方說，醫生隻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歡吃蛋白。我蛋黃、蛋白一塊兒吃。蛋黃裡有膽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塊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學嘛！還是不要硬性規定，我看平時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時少吃一點，也沒什麼關系，要靈活一點。”恩來同志分析形而上學弊病的話很在理，大家頻頻點頭稱是。

　　恩來同志說完后，聶總緊跟著說：“我們幾個經常一起外出。我總結了一下，發現還是薛明的方式比較好。”恩來同志也接上去說：“我今天才發現，吃飯時薛明也不說話，賀總也很自覺，是養成習慣了吧？”我忙說：“是他自己不吃。”總理風趣地說：“嗅，你也許還有別的辦法，桌面上不講，等回到家裡再上課，單個教練吧？”一句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當時，周總理和幾位老帥都已年過花甲，關系這般融洽，在一起吃飯談笑風生的情景，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1952年底，國家體委正式成立，賀總當了體委主任。周總理對體育事業非常關心，連體育館怎麼設計，也多次和賀總一塊商量研討。

　　1961年，我國乒乓球隊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榮獲男子團體、男子單打、女子單打和雙打冠軍，舉國歡慶，總理、陳總、賀總、彭真等同志都非常高興。球剛打完，彭真市長就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宴請各國運動員。休息時，張茜、張潔清和我等女同志在場。張茜提議，以后每次得了冠軍，都應有所表示，在場的人輪流請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1963年4月，第27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國男子隊以五比一勝日本隊，蟬聯世界冠軍。

　　這次是周總理請吃飯，大家都很高興。陳毅、賀龍都去了，見了運動員，紛紛向他們祝賀。總理勉勵他們“勝不驕，敗不餒。”吃完飯后，運動員們高興地圍在總理身邊，說開始打球很緊張，一想到為國家爭光，就拼死打，終於打勝了。記得陳總吃完飯，用餐巾一抹嘴，兩手一攤，用濃重的四川話說：“水果嘞？”大家告訴他，今天沒水果時，他說：“沒有哇，沒有就算了。”

　　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國乒乓球隊又得了冠軍。這回輪到我們家請客了。賀總向體委的同志說：“上次總理請客是四菜一湯，自帶糧票，這次不能超過總理的規格，其他備什麼菜我不管，可千萬別忘了‘紅燒獅子頭’，我就要這個菜。”因為這是周總理喜歡吃的菜。

　　周總理對運動員們很關心，對他們的技術進展情況也很關懷。有一次，下圍棋的運動員和乒乓球隊員都到了陳總家。陳總談笑風生地和運動員們盡惰地交談。這時周總理也來了，他風度源洒，講話很風趣。總理在和運動員交談著，忽然話題一轉，便談起中央准備取消軍銜的事，總理說：“取消軍銜他們（指賀、陳）都是同意的。張茜、薛明你們兩位的意見如何？發表發表。”我倆齊聲回答說：“同意，同意。”總理聽了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說：“真同意了？同意了就好。同意了，那元帥夫人可就當不成了。”取消軍銜，都是普通一兵，那時中央有那時的考慮，中央作了決定，老帥們都擁護。總理在談笑聲中就做了元帥夫人們的工作。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誣陷賀龍是“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之后，康生、江青分別到北京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誣陷賀龍調兵搞“二月兵變”，煽動學生造賀龍的反。從些，我就有安寧過。家被抄，孩子們也躲到親友、同事家裡去了。同時，體委造反派也鬧起來了。

　　1966年12月24日，體委造反派斗榮高棠那天，賀總去接總理一塊去體委。見面后，總理親切地握著賀總的手說：“你血壓高，我還是建議你休息。”我們深知總理是為了保護賀總才提了這個建議的，但由於賀總對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對全國亂成這個樣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覺著不應該休息。他說：我干了一輩子革命了，怎麼怕群眾呢？把我保起來不行，還是想工作。總理從賀龍猶豫的眼神中看出賀總心有疑慮，便誠懇地說：“工作我替你頂著，不要緊。你休息吧，保重身體第一。”原來體委的造反派對賀龍也是糾纏不休的，聽了總理的指示不敢違抗，也就同意賀總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把賀總和我安排在釣魚台住。我們剛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總理辦公室來的電話，叫我們馬上離開那裡。原來康生、江青也住在那裡。按總理安排，我們轉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賀總參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是體委、政治學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們的住處，又跟蹤到了新六所，整天鬧得不可開交，要揪斗賀龍。東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進駐了。賀總很氣憤，說：“群眾還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眾。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賀總的警衛員楊青成說：“是總理安排我們住在這裡的，要回去，還是告訴一下總理好。”

　　1967年1月9日，賀龍到西華廳見到周總理，講明情況后，總理說：“你不要去，我頂著。”說著他馬上把電話接到東交民巷我家裡，嚴厲地對造反派說：“找你們的頭頭，我是周恩來。我是總理。你們到賀龍家裡去，呆在那裡，這不好吧？這不象樣子嘛！你們趕快搬出來！有什麼事跟我說，今晚7點鐘，我在大會堂接見你們！”總理講話后，他們馬上就撤走了。當時的天下要沒有總理支撐真還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呢！總理又給賀總說：“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們的電話。”

　　當時正是“一月風暴”，社會上很亂，總理對賀總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們兩人住在他家西華廳的前廳。床是我們到后臨時搭的。在西華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台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看到這些，我和賀總心裡難受極了。林彪、“四人幫”一伙對老帥們採取冷攻，對總理是搞熱攻，車輪戰，使他不得休息。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家操勞，他卻躲在西華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麼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后，都對賀總說：“你就安心住著吧。”有一次，總理坐著坐著，就說：“我就在這兒吃飯吧。”我便告訴服務員，把飯給總理端過來。總理的飯也很簡單，兩個菜。總理邊吃邊說：“我實在沒時間。”接著又說：“薛明，你給我念念報紙吧，我連看報紙都來不及。你給我念念報道，或當天的社論。”又問賀總：“你看過報紙了吧？”賀總說：“看過了。”“那我們兩人一塊再聽聽。”我說：“我念得慢啊。”總理說：“我喜歡聽慢的，現在年紀大了，念快了，記不住。你就慢一點念吧。”總理一邊聽我念報紙，一邊吃飯。我邊讀著，邊想，總理啊，你吃飯都沒清靜的時候啊！

　　“一月風暴”的颶風，也刮進了中南海。中南海裡也分成了兩派。1967年1月19日，總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賀總談話。總理說：“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主席不是也說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是兩派，也不安全，連朱老總的箱子都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習慣，也許過些時候就習慣了。你缺什麼東西告訴我。”賀總和我雖然並不了解總理與林彪一伙斗爭的內幕，但知道總理的處境太難了。談話結束后，總理緊緊握著賀總的手，難舍難分地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時我去接你。”稍停了停，總理又說：“家裡的事，我頂著。你就別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著急，楊德中護送你，夜間再走。”賀總怎麼也沒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荊棘載途。他更沒想到，這次分手竟是和總理最后的訣別！

　　1967年1月20日凌晨3點鐘，我和賀總離開了西華廳，由楊德中和賀總的警衛員楊青成護送，乘紅旗轎車朝玉泉山駛去。天蒙蒙亮時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車，這時車上就隻有賀龍和我及護送我們的楊德中了。汽車一直開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這是建在山腰間的一所平房院落，裡邊的房子很不錯。除了擔任警衛的戰士，就隻有賀龍和我兩個人。

　　我們走后，林彪、“四人幫”一伙到處打探賀總和我的去向，多次鬧著要“揪斗賀龍”，要“打倒賀龍”，都遭到了周總理義正詞嚴的回絕。2月18日，總理囑秘書告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斗賀龍同志，這是中央的決定。2月22日，總理繼續囑告秘書向體委傳達：“總理不同意召開大會批斗賀龍同志，因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剛到象鼻子溝時，楊德中不斷代表周總理去看望我們，他每次來，賀總都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不放，問楊：“總理好嗎？讓總理放心吧。”楊每次都轉達總理的問候，總理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並囑咐賀總利用休息時間，好好學習學習，練練字，學學毛主席的著作。他還說，總理估計你坐不住，不習慣這個環境，過一段會習慣的。你若有事，找總理。自此，賀總真的練起字來了，練得還很認真。

　　1967年，國慶節后，賀總高燒至40度，吃飯總吐。周總理知道后囑速送三○一醫院治療，但遭到江青反對，隻好送到二六七醫院，安排住在傳染科。二六七醫院歸警衛一師管，平房，一刮風全是土。住院時，楊德中和警衛一師的人去探視他。出院后，楊德中為燒暖氣又去看了賀總，同時帶來了總理親切的關懷和問候。總理說，山溝裡的溫度低，比城裡涼，要早燒暖氣。總理是怕賀總再感冒。賀總緊緊握著楊德中的手激動地說：“聽到了總理這親切感人的話，就好象見到了總理一樣。”賀總非常感激總理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此后，我們和總理的聯系就中斷了。

　　賀龍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我們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緊了對我們在政洽、生活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迫害。實際上，他們不是在整賀龍一個人，是在整周總理。在臨離西華廳時，我悄悄地把西華廳的電話號碼記在了手心裡，以備日后有急事時和總理取得聯系。到象鼻子溝后，開始楊德中常去，還沒感到沒電話的困難。自和總理斷了聯系后，才感到沒電話的困難。賀龍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電話，能不能趁他們不注意時，把電話撥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搖電話，我們連電話也撥不出去了，和總理再也聯系不上了，心裡真難受啊！在此，我們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賀總被迫害致死。賀總去世后，沒有哀樂，沒有花圈，沒有黨旗，沒有同志和戰友，隻有一條白色的床單覆蓋著他那魁梧的身軀。賀總的遺體是被秘密火化的。

　　賀總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溝。林彪一伙對我的迫害並未終止。他們先用木板把窗子釘死，不讓陽光透進來，日夜用大燈泡照著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頤和園旁邊的北京衛戍區警衛一師四連。繼之又把我押送到貴州省某空軍干校，進行了殘酷摧殘。

　　約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人說：“你是老薛吧？”怕我沒聽清，又稍抬高聲音說：“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著來人，沒吭聲。另外一個人說話了：“你別緊張，我們不是他們那伙的。林彪和葉群叛國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們完蛋了。”聽到這裡，我趕緊拉著他們的手說：“你們不是一伙的？”他們親切地說：“是周總理讓我們來找你的。為尋找你，我們四處查訪，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一聽是周總理派他們找我的，熱淚頓時流下來了。他們告訴我：“葉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賀總最后的日子裡，也隻有你在他身邊。周總理要你把賀龍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況，原原本本寫出來，報告中央。”我心裡熱乎乎的，可盼到這一天了。回來以后，我眼含淚水，寫寫停停，到1978年終於寫好了《向黨和人民的報告》。有一次，鄧大姐聽我講完報告的內容后說：“這些材料要是總理聽到了，他會非常難過的。”

　　回到北京后，國務院安排我住在新疆辦事處。周總理派科教組組長劉西堯看望我。他說：“我代表總理，向你一家問好。希望你一家團圓。”在周總理的關懷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們也團聚了。和兒女團圓時，我沒有給孩子們留下一個挨整的印象，而是覺得心裡踏實了，覺著賀總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非常關心賀龍的平反昭雪問題。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當講到賀龍同志時，毛主席連聲說：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談話時說，要給賀龍平反。鄧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

　　1974年底，中共中央發出了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強加在賀龍同志身上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

　　賀總平反前，總理讓鄧大姐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詢問“要找一找賀總的骨灰在哪裡！”做為賀龍的親人，我是多麼希望能夠找到啊！此后，鄧大姐還曾兩次來我家中。第一次來，了解我和孩子們的生活及健康情況，雖沒明說要給賀總平反，但鄧大姐來本身就是個態度，希望就很大了。鄧大姐第二次來我家，帶來了總理的問候，希望我保重身體，不要太難過，要向前看。鄧大姐還說，舉行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不登報，是中央的意見。我說：中央怎麼決定，我就怎麼辦。

　　1975年6月9日，在賀龍逝世6周年的時候，中央舉行了“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那天，總理抱病去參加了。事先，鄧大姐來電話打過招呼，說：“總理也許來，若來了，你們雙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將大姐的話告訴了親屬們。我和兒女們剛進休息室不久，就聽到了在休息室外總理的聲音。他大聲喊我：“薛明，薛明啊！”門被推開了，總理走進來，我急忙迎上去。總理緊緊地摟著我，聲音顫抖地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說著，眼淚籟籟地流了下來。我望著總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臉頰，激動地隻說了一聲：“總理，我感謝你對我們全家的關懷。……”就再也說不出話來了。這時，我的女兒曉明走過去，說：“周伯伯，你要保重身體呀！”總理抬起頭來，緩緩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頓時，整個休息室裡一片哭聲。這是周總理生前最后一次參加悼念活動。周總理嚴肅地站在賀龍同志的骨灰盒面前，連續向賀龍鞠了7個躬。周總理代表黨中央為賀龍同志致悼詞。周總理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貢獻。”“賀龍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戰友，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聽著這深情的話，我抬起淚眼，望著賀龍的遺像，在心底裡默默地說：賀總，總理了解你。人民愛戴你。黨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你們的遺願將會變成燦爛光輝的現實。

　　（鄭淑芸、劉春秀訪問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