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周恩來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思想

　　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運動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不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還親自負責組建並領導了武警部隊及其前身公安部隊的建設。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１日，奉中央軍委命令，正式成立了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１９５０年１月至５月，以公安中央縱隊、地方公安武裝及部分野戰軍為基礎，分別組成各地公安部隊。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２日，中央軍委發布《關於成立公安部隊領導機構的電令》，組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從那時起至今的４７年時間裡，這支部隊的體制編制、隸屬關系、名稱有過多次變動和調整，曾先后稱“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中國人民公安部隊”、“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這支部隊的組建、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始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武警部隊的許多重要文件、報告，都是經他修改、批准后呈毛澤東的﹔武警設的許多重大方針、原則，甚至連武警部隊的名稱、服裝式樣，都由他親自審定過。他認真執行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依據，提出了許多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重要思想，指導武警部隊出色地完成了打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搗亂和破壞、清剿土匪武裝、鎮壓反革命分子、保衛國家邊境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等繁重任務。

　　周恩來關於年輕的共和國需要一把護身劍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隊的根本職能，明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武警部隊的神聖使命

　　建國初期，周恩來就明確提出：“年輕的共和國需要一把護身劍”①。這一思想，為武警部隊的成立、發展和壯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任何一個國家政權特別是新生的國家政權，都必須“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②。就是通過軍隊、警察、監獄、法庭等國家機器，對被統治階級和敵對勢力進行專政，對社會秩序進行管理，以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統治。１９４９年新中國誕生后，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西方敵對勢力掀起反華“大合唱”，企圖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扼殺在搖籃裡。台灣國民黨反動派千方百計地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顛覆破壞，妄圖卷土重來。國民黨殘留的土匪武裝和特務及反動黨團骨干分子，猖狂搗亂破壞。大陸上一些邊遠地區尚未解放，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還處在匪特和民族極端分子相勾結的統治之下。新解放區的廣大城鄉，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廣泛存在，城市封建把頭、幫會頭子、地痞流氓三位一體，農村惡霸、土匪、反動會道門同流合污，橫行霸道，欺壓人民的狀況尚未根本扭轉，城鄉社會秩序很不穩定。同時，國民黨留下的破爛攤子百孔千瘡，國民經濟亟待恢復，新的社會秩序亟待建立。正是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周恩來強調“加強人民公安工作，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③，明確提出了年輕共和國需要一把護身劍的思想，並親自領導建立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及其前身公安部隊（以下統稱武警部隊）。

　　周恩來“護身劍”思想，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兼有對內對外兩種職能的原理和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深刻闡明了武警部隊的重要地位，精辟地揭示了武警部隊的職能，明確了武警部隊的歷史使命。他曾多次把武警部隊稱為“內防軍”，並指出：“國家安危系於一半。國家安危你們擔負了一半的責任”④。武警部隊就是作為一支內衛武裝力量，出現在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歷史舞台上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都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但它的職能又有不同。人民解放軍主要擔負對外抵御入侵之敵的職責，武警部隊則主要執行對內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周恩來在闡述武警部隊與人民解放軍在職能任務上的不同特點時，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話說：“軍隊是備而不用，你們是天天要用的”⑤。人民解放軍時刻准備抗擊膽敢入侵之敵，有備無患，備而不用，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武警部隊擔負維護社會治安、保持社會穩定的任務是經常性的，是天天要用的，是“養兵千日，用兵千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周恩來在同當時的公安部長兼公安部隊司令羅瑞卿談話時，還對武警部隊擔負的任務作了進一步明確。他說：“共同綱領大家都是同意了的，維護地方治安，防止敵特活動，保衛邊防，都是你們的責任”⑥。周恩來的這些論述，豐富了他關於“護身劍”思想的深刻內涵，進一步明確了武警部隊的歷史使命。幾十年來，武警部隊按照周恩來“護身劍”思想的要求，認真履行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神聖職責。哪裡出現敵特分子的搗亂和破壞就沖向哪裡，堅決打擊敵人，維護國家安全﹔哪裡出現群眾性的治安事件和暴力案件就趕到哪裡，化解矛盾，懲治罪犯﹔哪裡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就出現在哪裡，保護人民，保護國家財產，成為共和國名副其實的一把護身之劍。

　　在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新的發展階段，深刻理解周恩來“護身劍”思想，對於武警部隊堅持以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江澤民關於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認清自己的地位，明確自己的責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具有重要指導作用。當前，國際形勢總體上繼續趨於緩和，但矛盾、競爭和挑戰依然存在。少數西方國家中的反共、反華勢力對我國“西化”“分化”的戰略不會改變，對我國進行遏制的圖謀也不會放棄，將不斷利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給我國制造麻煩。國內極少數敵對分子與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制造民族分裂，甚至搞暴力性破壞活動。同時，改革和建設事業深入發展遇到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也可能誘發一些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們一定要認清“護身劍”職責，牢記江主席“居安思危”要求，不斷增強憂患意識，時刻准備“上一線，打頭陣”，努力為我國勝利奔向二十一世紀營造一個安全穩定的良好社會環境。

　　周恩來關於我們黨在保衛工作上歷來講常委領導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隊的性質，明確了堅持黨的領導是武警部隊的根本原則

　　黨的領導是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根本原則。周恩來對武警部隊堅持這一根本原則特別重視。部隊剛組建時，來自野戰軍、地方公安武裝和地方警察的人數共５０多萬，隊伍龐大，成份復雜，高度分散，加之一些單位黨組織不健全，各種問題比較突出。有的甚至提出武警部隊是地方武裝，不必強調黨的絕對領導。周恩來對這種錯誤傾向尖銳地進行了批評，指出：“我們黨在保衛工作上歷來講黨委領導”⑦。強調人民武裝警察和人民解放軍一樣，都是黨和人民的武裝力量，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把保証黨對軍隊的領導專門作為一條寫了進去，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⑧。這就為加強黨對武警部隊的絕對領導提供了法律依據。武警部隊組建后，適應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體制編制和隸屬關系多次變動。每次變動，周恩來都把保証黨的領導作為首要問題進行強調。他批准的１９５１年１２月的整編方案、１９５５年５月的整編方案、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整編方案等重要文件，都一再重申黨的領導問題。針對部隊隸屬關系變動中出現的問題，周恩來又在《關於國家武裝領導管理的指示》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應該統一，我們國家的武裝應該是：解放軍、地方部隊、公安部隊、人民警察、民兵，這幾種領導管理必須集中統一，隻能是軍委和公安兩個部門管武裝，別的部門都不應該管武裝”９。為切實加強黨對武警部隊的領導，周恩來還突出強調了三個問題。一是建立黨委制。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９日，為解決一些部隊黨組織不健全的問題，公安部隊領導在給周恩來的建議中提出：“按級建立黨委會，形成黨的垂直領導關系”⑩。周恩來批示同意，並要求公安部提出具體實施方案送政務院核定。同年１２月１０日，得到周恩來批准的《關於整編各級公安機關各地人民警察和人民公安部隊的決定》，對“人民公安部隊應與人民解放軍一樣實行黨委制”問題作了具體規定１１。針對一些部隊黨委團結和集體領導作用發揮不好等問題，周恩來親自審定下發的《中央和軍委批准中央公安部、軍委公安司令部關於整編各級人民公安機關各地人民警察和人民公安部隊的決定》，對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作了具體規定，特別指出：“下級黨委應服從上級黨委的領導和決定”12，及時糾正了一些部隊黨委班子建設上的問題，使黨在武警部隊的領導有了可靠的組織保証和制度保証。二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支部建在連上，是堅持黨對軍隊領導最廣泛也是最基本的組織保証。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１３。根據武警部隊一個連隊往往分散在幾個甚至十幾個執勤點的特殊情況，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１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共同簽發的《關於財經警衛武裝領導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規定武警各部隊“隊建立黨支部設政治指導員﹔單獨的分隊建立黨分支部設政治指導員﹔小隊建立黨的小組”14。這一特殊的組織建設形式，對保証武警部隊在環境艱苦、斗爭復雜情況下，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保持飽滿的戰斗熱情，獨立地完成任務，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是服從地方黨委領導。實行“雙重領導”是堅持黨對武警部隊領導的重要形式。武警部隊擔負任務特殊，隻有保証地方各級黨委遇有緊急情況能夠及時調動和使用這支部隊，才能更好地完成維護當地社會治安的任務。針對一些來自野戰軍的部隊不習慣於雙重領導，經常與地方黨委、政府、公安機關鬧矛盾，甚至發生了像粵北始興縣武警部隊不服從縣委領導的事件等問題，在根據周恩來指示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人民公安部隊“其各級部隊黨委應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的原則１５。周恩來還進一步明確指出：“為了人民公安部隊與人民公安工作的密切結合，並為了各級公安部門便於指揮和使用公安部隊進行工作起見，各級公安部門首長，一律兼任各該級公安部隊指揮機構的司令員或政治委員”16。實踐証明，周恩來強調的這種雙重領導體制，是毛澤東關於“黨指揮槍”原則在武警部隊建設上的具體運用，是適應武警部隊性質、職能特點，確保黨的絕對領導的有效組織形式，不僅有利於地方黨委調動和使用這支部隊，也有利於武警部隊更好地完成黨和國家賦予的各項任務。正是在周恩來關於保証黨對武警部隊領導的一系列論述指引下，武警部隊在體制編制、隸屬關系和部隊名稱多次變動的情況下，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保証了部隊的無產階級性質，保証了各個時期黨和國家賦予的各項任務的圓滿完成。

　　在奔向二十一世紀的新征途上，在為實現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宏偉目標而奮斗中，武警部隊任務艱巨，責任重大，堅持周恩來關於黨對武警部隊領導的思想至關重要。因此，一定要在部隊不斷強化黨的絕對領導的意識，做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地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指示，確保部隊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確保政令軍令暢通。要按照鄧小平新時期黨的建設思想和江澤民關於“一定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的指示，繼續下大力氣抓好各級黨委班子這一“龍頭工程”建設和基層部隊這一“基礎工程”建設，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基層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使各級黨組織真正成為領導部隊建設的堅強集體，使廣大黨員真正成為建設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武警部隊的先鋒戰士。

　　周恩來關於公安保衛工作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隊的力量源泉和天職，明確了做黨和人民忠誠衛士是武警部隊的最高要求

　　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也是周恩來對公安保衛工作及武警部隊的一貫要求。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就指出，紅軍一定要與工農打成一片，“紅軍一切行動務要避免單純的軍事行動，要與群眾斗爭取得密切聯系”１７，否則就失去了紅軍的“階級基礎”。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要求保衛工作要“做到軍民合作，使漢奸活動不易”１８，保証了除奸、反特、警戒、維護交通秩序和社會治安等任務的完成，鞏固了邊區政權。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明確提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歸根到底，一切勝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9。建國以后，周恩來一再強調，公安部隊是為人民服務的，要把公安部隊建設成為政治上絕對堅定，永遠聽黨的話，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為敵人害怕，為人民喜愛的隊伍。要求部隊的“一切工作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20。廣大官兵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要求，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為人民排憂解難，以黨和人民忠誠衛士的良好形象贏得了人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在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斗爭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周恩來要求武警部隊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核心是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在相對和平環境，武警部隊能不能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是周恩來考慮比較多的一個問題。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在上海駐軍軍官大會上的講話中語重心長地指出：“近幾年，軍隊與人民的關系有些疏遠了。我們回想一下，在革命戰爭年代，人民完全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戰爭勝利時，全國人民對我們解放軍那真是衷心擁護，軍民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是近幾年來，我們有了營房，有了嚴格的軍事勤務以后，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比較疏遠了，這是要注意改進的。我們是從人民中來的，我們過去的勝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進一步加強軍民之間的聯系”２１。他特別強調：軍隊“要永遠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榮稱號，永遠保持最可愛的人的光榮稱號，永遠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聯系”22。這既是對人民解放軍的要求，也是對武警部隊的要求。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第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專門作出了《關於公安人員八大紀律十項注意的決議》，要求武警部隊和地方公安、警察人員服從領導聽從指揮，多辦好事服務人民，使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得到了進一步恢復和發揚。

　　周恩來關於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思想，為武警部隊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指明了方向。周恩來認為，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必須做到三條：一要樹立群眾觀點。他指出：“警衛要從政治出發，要有群眾觀點，不要有單純的‘首長觀點’”23。二要堅持群眾路線。周恩來指出：“我們黨在保衛工作上歷來講黨委領導、群眾路線”２４。三要保護群眾利益。周恩來指出，我們的部隊“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是為人民謀利的”25，“必須堅決站在保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為人民解除痛苦”26。他主持起草、審查、批准的所有關於武警部隊建設的文件中，都把保護人民的利益作為根本任務加以明確。他主持起草和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條例》，突出強調要“保護公民的權利和合法權益”２７，以保衛人民的利益為天職，做保護人民利益的忠誠衛士。

　　武警部隊成立以來，堅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以做黨和人民忠誠衛士為崇高使命，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受到黨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譽。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６日，毛澤東在接見武警部隊的英模代表時，高興地說：“公安部隊是敵人最害怕的隊伍，敵人就怕公安部隊”２８。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鄧小平在接見參加戒嚴的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的領導同志時，稱贊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以來，多次到武警部隊視察，對武警部隊在保衛國家和人民利益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不論警政、警民關系發生什麼新變化，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不能丟，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不能變。必須更加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認真貫徹江澤民“做黨和人民忠誠衛士”的重要指示，一切以捍衛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在完成執勤和處置突發事件任務中，要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參加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中，要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保証“駐守一地，穩定一方”，為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一心一意建設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証。在處理警政、警民關系上，要自覺尊重和服從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大力發揚擁政愛民優良傳統，積極開展警民共建活動，積極參加地方經濟建設，積極承擔急難險重任務，努力為國家為人民做出新的貢獻。

　　周恩來關於武警部隊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了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是武警部隊建設的首要任務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看家本領和傳家法寶。周恩來作為我們黨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歷來十分重視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在國民革命軍中開展了政治工作。１９３４年，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２８。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指出：“隻有在抗戰軍隊中把政治工作實際地建立起來，才能把民族抗戰的戰斗力提高，才能把官與兵、軍與民聯結成一條心，像一個人一樣，為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斗到底”30。武警部隊組建初期，一度思想比較混亂。一部分由野戰軍改編的武警部隊，認為武警不是主力，在武警干“不光榮”，想回老部隊﹔一些由地方公安部隊和警種收編的武警部隊，認為武警太辛苦，在武警干“不實惠”，要求轉業干地方。面對部隊存在的問題，負責部隊組建工作的周恩來強調一定要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各部隊開展多種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廣大官兵提高了政治覺悟，樹立了艱苦奮斗思想，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為部隊的順利組建和發展壯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１９６６年，“文革”一開始，周恩來就明確要求，武警部隊“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３１，使武警部隊在動亂中保証了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為保証黨和國家重要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保衛國家重要目標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恩來關於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思想，深刻闡明了政治思想工作在武警部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武警部隊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擔負的任務特殊，履行職能的方式特殊，既要與公開的敵人作斗爭，又要與隱蔽的敵人作斗爭﹔既有政治斗爭，又有軍事斗爭﹔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政治性政策性很強。部隊高度分散，面臨的環境特殊，接觸社會陰暗面多，受社會消極現象影響大。這一切，都要求切實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充分發揮政治思想工作的服務保証作用。為此，周恩來作了許多具體指示，特別強調了兩點：一個是，要結合各項任務一道做。部隊剛組建時，周恩來就明確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與部隊組建任務一致起來。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當時的公安部隊專門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研究和部署部隊組建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力地保証了部隊的順利組建和思想由戰爭向和平環境的轉變。按照周恩來“一道做”的要求，全部隊大力加強執勤和訓練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保証了部隊執勤和訓練任務的完成。再一個是，政治工作干部必須言行一致，以身作則。這是周恩來反復強調的一個問題。他指出，做政治工作一是靠說，二是靠做，而且做比說更重要。“政治工作人員本身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能夠做全體官兵的模范，忠實於革命主義，以百折不撓的意志，艱苦耐勞的作風，去影響全體官兵”32。１９５３年７月，針對一些邊防檢查站中存在的問題，周恩來提出加強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認真“糾正個人主義、特權、違法亂紀等錯誤思想和行為”33，要求政治工作干部必須具備高度的政治覺悟，堅強的戰斗意志，具有高度的政策、紀律觀念，養成勇敢、堅定、機警的優良品質，成為遵守國家法律、執行政策的模范。

　　武警部隊在其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中，按照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要求，充分發揮政治思想工作這一我軍特有的優勢，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表現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氣概，成為一支使敵人害怕、人民喜愛的鋼鐵之師和威武之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武警部隊面臨的形勢更加復雜，所處的地位更加重要，擔負的任務更加艱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具有更為特殊的重要意義。因此，一定要適應新的形勢，按照江澤民的指示，堅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到部隊各項建設的首位，堅持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堅持圍繞做黨和人民忠誠衛士這一主題，深入抓好“四個教育”，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堅決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和“酒綠燈紅”的影響，不斷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堅持抓好干部的“形象工程”建設，使干部特別是政治干部自尊、自重、自警、自勵、自強，樹立政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堅持把政治思想工作貫穿到完成執勤和處置突發事件等各項任務中去，不斷增強針對性、系統性和創造性，確保部隊建設的正確方向。

　　周恩來關於武警部隊教育訓練要從實從嚴從難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隊戰斗力的生成規律，明確了加強教育訓練是武警部隊提高執勤和處置突發事件能力的有效途徑

　　大力加強教育訓練是周恩來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一個重要思想。武警部隊擔負著警衛黨和國家領導人和首腦機關，警備重要城市，守衛國家重要目標，看押罪犯及處置各種突發性事件的多重任務，軍事化要求很高。但初創時期，由於部隊來自各個方面，缺乏正規的軍事訓練，軍事素質普遍比較低，與擔負的任務很不相稱。為適應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使命對武警部隊的要求，周恩來要求從野戰軍中撥出一部分質量比較高、素質比較好的部隊，轉入武警部隊，以改變武警部隊的成份，迅速提高部隊的質量。同時，周恩來強調，要大力加強教育訓練。他指出，一些新入伍的戰士，“沒有經過戰爭鍛煉，象暖室裡培養的花朵，沒有經過風霜”，如果“不去教育他們，他們就會鬆懈”34。他還強調：“對警衛人員要加強教育訓練，培養接班人”35，要求武警部隊從培養接班人的戰略高度認識和對待教育訓練問題。

　　周恩來加強教育訓練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隊戰斗力的生成規律，為武警部隊指明了提高戰斗力的基本途徑。針對部隊組建后一些部隊訓練標准不高、要求不嚴和訓用脫節等問題，他反復強調必須貫徹毛澤東提出的“嚴格訓練，嚴格要求”的教育訓練方針，堅待從實從嚴從難訓練部隊。要求從貼近執勤實際和實戰出發，立足現有裝備進行訓練，盡快熟悉和掌握履行職能的本領﹔從內衛和邊防部隊在執行任務中可能遇到的復雜情況出發，不斷加大訓練力度，保証部隊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下都能過得硬。在強調加強部隊訓練的同時，周恩來還指出，提高部隊戰斗力，必須把院校辦好。他認為，和平時期教育訓練的主要基地在院校，搞好院校教育，是搞好部隊教育訓練的基礎。為此，他多次指示部隊要辦院校，並親自主持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培養對象以及編制、等級等具體問題。在他的親自關心下，武警部隊到１９５２年７月，成立了６所軍政干部學校，到１９５３年８月，增加到１４所，為各部隊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質的人才。

　　在周恩來關於大力加強教育訓練思想的指導下，武警部隊迅速掀起了練兵熱潮。五十年代全部隊先后兩次開展大規模的正規化軍事訓練，六十年代又進行了軍事大比武，使部隊的軍事素質不斷提高。在新的歷史時期，武警部隊擔負的任務更加繁重，隨著犯罪背景國際化，犯罪手段趨向智能化和現代化，完成任務的難度不斷增大。這就對武警部隊的教育訓練提出了更高的標准和更嚴的要求。因此，認真學習和貫徹周恩來關於堅持從實從嚴從難訓練部隊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一定要適應新形勢下武警部隊擔負任務的特點，切實加強部隊的教育訓練，把練技術戰術、練作風意志、練情況處置、練組織指揮結合起來，不斷提高現代條件下執勤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使部隊真正達到江澤民關於“軍事過硬”的要求，保証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勝利完成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光榮使命，成為合格的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政治部）

　　注 釋：

　　①、④、⑤、⑥、15、28《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組織史資料總卷》第５頁、第７頁、第７頁、第６頁、第９頁、第９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第２４９頁。

　　③《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１９頁。

　　⑦、24《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頁、第１頁。

　　⑧、⑩、２７、33《武警部隊４０年》第２頁、第２６頁、第１３４頁、第６５頁。

　　⑨、11、12、14、16、31《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於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指示匯編》第４頁、第１４頁、第１４頁、第２３頁、第１３頁、第３９頁。

　　13《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６５頁。

　　17、18、25、26、30、32《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４２頁、第９０頁、第２７７頁、第９８頁、第９２頁、第９７頁。

　　１９、21、22、34《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７４頁、第２７９頁、第２７９頁、第 ２７５頁。

　　20《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３９６頁。

　　２３、35《對警衛工作指示》１９６５年３月３１日。

　　29《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教學研究資料》第１８３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