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抗戰大后方的文藝界

生計維艱的大后方文藝界

抗戰爆發后，在被譽為“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中，高校、科研院所、文化機構等紛紛內遷，在以重慶、昆明、桂林為代表的大后方雲集了文藝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雖然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速勝論”的論調，但悲觀情緒在大后方甚為彌漫。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制造摩擦，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為時局中的最大危險。

與此同時，由於通貨膨脹、物資缺乏、投機活動猖獗等原因，大后方物價急劇上漲，文藝界人士面臨著很大的生活壓力。吳大猷擺地攤賣起了衣物，吳晗將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書轉讓給雲南大學圖書館，聞一多在街頭刻章出賣。那時大后方的文藝界同人，“生活倍加艱苦，稿酬日益低微，於是因貧而病，因病而更貧，或呻吟於病榻，或慘死於異鄉，臥病則全家斷炊，死亡則妻小同棄。”

相比於物質上的困難，精神上的壓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脅則帶來更多不安，老舍說道：“在肉體的病痛之外，我還有一點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筆來，我必須像小賊似的東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1941年2月5日，因不堪忍受國統區的黑暗，深感沒有出路的著名戲劇家洪深，帶領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殺，留下遺書說：“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歸去。”周恩來聞訊后，立即派人予以救助，幸告脫險。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在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抗戰時期，周恩來在大后方團結廣大文藝界人士，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大量的工作中，正如曹禺后來回憶所說：“總理對我們的關懷，絕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於我們的思想與品德。”

無微不至，關心文藝界人士的安全與創作

在對國統區實際情況准確、清醒地分析之后，周恩來認為必須做十分細致的工作，將文藝界的朋友團結起來。針對當時許多文藝家們“為民族自由的斗爭僅是各自為戰，因此而致力量的分散，步驟的參差，使文藝這個有力的戰斗武器，沒有發揮出它最高的功能”這一情況，周恩來和文藝界人士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的成立，標志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周恩來在成立大會上通過“簡勁有力”的講話，對文藝家們提出殷切希望，給予他們很大的鼓舞。文協成立后，“第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就是窮”，在出席文協第二次理事會時，周恩來表示將設法為文協籌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創作，使會務有更大的發展。之后，在文協為援助貧病作家發起募捐時，周恩來捐款一萬元以示支持。對大后方廣大文藝界人士來說，周恩來的這些工作不僅有著經濟上的意義，更具有政治上潛移默化的影響。

除物質上的資助外，安全上的保護、政治方面的關照則讓周恩來與文藝界人士建立起生死友誼。皖南事變之際，大后方許多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遭到逮捕。周恩來立即組織他們疏散和撤離，從確定名單、說服動員，到設計撤離路線、籌集路費，乃至訂購車票、化裝、盤查時的答話等，他都一一親自過問。他要茅盾先到重慶郊區隱蔽，擺脫特務的跟蹤后再走，不久，他又派人護送茅盾前往桂林，后轉移到香港 。他曾四次約見胡風，對他們全家離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臨行前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周恩來到胡風住所看他，囑咐他路上多加小心，還細心地為胡風掖了掖被子。胡風后來每憶及此，總是感嘆不已。在周恩來的組織安排下，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離開重慶的進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保護了大批進步知識分子的生命安全。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隨即淪陷，日軍實行宵禁，封鎖港九交通，點名要梅蘭芳、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點報到，“進行全面清查戶口，旨在搜捕中國共產黨及抗日人士”，在港進步文化人士面臨生死威脅。周恩來急電廖承志等人，指出香港已成死港，要求立即組織在港各界朋友轉移。大批文化人士於1942年1月初起陸續轉送到內地，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這次秘密大營救活動，歷時半年，行程萬裡，遍及十余省，共營救出進步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八百余人。在大批文化人士撤回內地后，周恩來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們作出一系列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約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濟辦法﹔17日，又致電方方和張文彬，要求他們對到桂文化人士的生活給予支持，並對一些人的去處作出了具體指示﹔4月9日，聽取夏衍關於香港文化人士分批安全撤離的情況匯報，特別關注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在得知於伶、宋之的等到達重慶后，他當即指示組織一個話劇團，使他們有演出的機會。

這次營救，贏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譽，稱“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梁漱溟1942年2月脫險至桂林后，也在家書中感慨“到處得朋友幫助，人人都對我太好”﹔茅盾則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被稱為“文藝界知音”的周恩來，對文藝家們的創作更是給予充分的支持和幫助。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周恩來多次觀看，並對劇中人物的處理提出了意見。郭沫若在創作《棠棣之花》的過程中，周恩來曾對劇中一些字句提出了詳細的意見，從第二幕到第五幕凡三十二條長達二千余字。被譽為“中國舞蹈之母”的戴愛蓮1942年遷居重慶，在周恩來的鼓勵、指導下，她向民間學習，將民間舞蹈素材加以整理，創作了《春游》《甘孜古舞》等多個舞蹈，在重慶引起轟動，並對她后來的藝術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時的木刻協會，既無專門經費，也無專職人員，為了支持木刻協會的工作，周恩來不僅把重慶“木刻聯展”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還特地從延安把解放區的木刻帶來，交給木協展出，又通過各種渠道，把中國進步的木刻送到國際上去展出，周恩來這種關心和支持使大家深為感動和振奮。

引導前進，耐心做文藝界人士的思想工作

周恩來認為：“我們的態度應謙虛而誠懇，不要因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滿自傲起來。隻有這樣的態度才能推動別人前進，減少落后的現象。”1942年7月下旬，夏衍去北碚時，周恩來對他說，對過去不認識、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隻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許多文藝界人士也談到，周恩來是真心實意地與文藝界人士交朋友，“待人以誠，友誼至真，這最能打動人心，令人終身難忘”。

“領導黨的方式和領導群眾的方式是不同的，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周恩來總是把文藝作為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加以領導，對文藝工作者真誠愛護、耐心教育。對於具體作品，他總是反復考慮，鼓勵別人提出不同看法，再慎重作出判斷﹔他肯定作品但並不作不切實際的溢美，批評缺點但十分注意分寸，避免挫傷朋友的積極性。南方局文委大概兩周開一次會，都從晚上十一點開到第二天清晨，不管多忙，他總是參加並主持會議，以相當多的時間討論文藝問題。在討論時，他總是遵循創作規律，從來沒有不看戲就發表意見的，對劇作家、藝術家不是高高在上以領導者的姿態指手畫腳，而是把自己作為其中的一員，與藝術家們做知心朋友，說知心話，從而在文藝工作者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正如藝術家白楊所說：“在重慶的歲月，我作為一個演員，從心裡感到總理真正是文藝界的知音。他懂戲，懂藝術，更深深懂得演員的內心。總理常常幫助劇作家修改劇本、幫助演員處理角色，但從來不強加於人，而是作為一個誠懇、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誘的長者，不斷指引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

隨著形勢的緊張，大后方許多文藝界人士感到在國統區的壓抑，看不到前途，思想上很苦悶，想離開國統區去延安。於是，周恩來又多次和他們談話，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區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這裡需要人，國統區也一樣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勸他們留下來，克服困難做好工作。周恩來這些懇切的話，解決了他們思想上的苦悶，讓他們在彷徨無路時得到鼓舞，在困難時得到力量，幫助他們向前進。許多文藝界人士都表示，是周恩來誨人不倦的精神鼓舞了軟弱和動搖的他們。冰心以她的藝術之筆寫道：“他是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這在當時霧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巴金在回憶錄中談到，1944年年尾，正值豫湘桂大撤退、日軍進入貴州之時，周恩來出席他們的座談，“我們都把總理當作親人一樣，求助於他……他的態度懇切，話語明確，通過一個晚上的交談，他就把他那堅定的信心傳染給我們了。他就有這樣一種力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周恩來又多次向大后方的文藝工作者談起這一著作，引導大家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習近平總書記還要求各級黨委要把文藝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貫徹好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把握文藝發展正確方向。總結和學習周恩來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和思想，對於我們當前做好新時期、新形勢下的文藝工作是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的。（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