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精神品格：心系人民淡泊名利嚴以責己

　　不管世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如何，然而誰也無法否認，周恩來是一位世界級的偉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所罕見”的偉人，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毫無疑問，與他的精神品格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周恩來偉大而又高尚的精神品格，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形成的。偉大的時代風雲造就了周恩來的精神品格。周恩來偉大的精神品格又影響、推動了一個時代的前進。因此，這種精神品格既有時代的特征，又是人類精神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千百萬共產黨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是對中華民族和世界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是階級性品德精華與民族性品德精華的高度統一。

　　雖然，周恩來精神品格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精神品格有不少共同點，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和獨到之處。

　　特征之一：心系人民

　　周恩來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因此，他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是億萬人民群眾的事業。他把“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作為一條修養要則，規范自己，要求自己。他認為，人民是至高無上的，人民是永生的。他心中時刻裝著人民，一事當前先考慮人民的利益，因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奉獻給人民。這是周恩來精神品格的核心和真諦，其他都是由此派生或為此要求而俱生的。我們這個民族是很講奉獻的。周恩來本人也是十分注重這一點的。他心系人民，視人民為上帝，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勤務員。他認為，“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①“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②“一切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先當群眾的學生，后當群眾的先生。反對包辦代替，做官當老爺，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③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執行群眾路線，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④他把對人民的奉獻作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

　　——從這一點出發，周恩來不顧余震帶來的危險，飛往邢台地震災區，指揮搶險救災，安排群眾生活，布置重建家園工作。他對災區群眾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找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我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有什麼做得不周到的，我有什麼做得不周到的，你們可以提出來。”⑤為了解決北京廣大職工上下班乘坐公交車不便，他親自乘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了解情況，調查研究。事后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解決交通擁擠問題。當他得知黃河花園口出現特大洪峰、鄭州黃河鐵橋被洪水沖壞和京廣鐵路中斷時，立即由上海飛臨黃河上空，視察黃河水勢。他冒雨蹚水步行到工地，和施工現場指揮部負責人、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研究搶修舊橋和建設新橋的方案。⑥

　　——從這一點出發，周恩來在十年“文革”中，常常是廢寢忘食，通霄達旦，日以繼夜地工作，支撐大局。一項有關記錄統計顯示，周恩來在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的５個月共計１３９天之實際工作量為：每天工作１２小時至１４小時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時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時有３８天，連續工作２４小時有５天，隻有１３天的工作量在１２小時以內。１９７４年６月，因病住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３０５醫院治療。即使這樣，他仍不忘工作。僅據１９７５年３月至９月底的不完全統計，此段時間內，周恩來與各方面人士談話、談工作１０２次，會見外賓３４次，離開醫院開會７次，在醫院召開會議３次，外出看人４次。⑦他十分動情地對人講：“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代！”“現在不是“興‘爬破’、‘拉車’這些話嗎？我們這些人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一息尚存，就得奮斗。”⑧

　　——從這一點出發，周恩來在“文革”中冒著“反對林副主席”的極大風險，不怕被打倒，否決了林彪以防備敵人節日轟炸、造成密雲水庫決堤為由，提出“把密雲水庫存水放掉”的意見，認為那樣做會淹了下游的居民群眾。使人民群眾免除了一場人為災害⑨。

　　——從這一點出發他抱著重病之軀，置個人生死度外，於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由北京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各項工作籌備情況，與毛澤東就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任職安排交換了意見，經過分析比較，最終確定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挫敗了“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又一次為中國人民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從這一點出發，周恩來時刻把人民的健康挂在心頭。他多次指示衛生部門研究解決嚴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多發病、常見病、職業病、地方病的防治問題。並派醫療隊深入到地方病的多發地區，為患病群眾治療。即使在他作膀胱癌治療手術的情況下，仍然讓人把北京日壇醫院黨委書記李冰找到手術台旁，向她詢問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指示李冰立即派人去那裡進行研究和治療。⑩

　　周恩來是革命的實干家。他是通過實干，通過無悔無怨的具體行動和在危難之際支撐局面，為人民作奉獻的。他是通過這種腳踏實地的實際行為，體現了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國務活動家的存在價值的，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存在價值的。所以，他給公眾的形象是日理萬機的公仆，是人民勤務員的光輝典范。心系人民無私奉獻，這是周恩來精神品格中發揮統帥作用的一條紅線，一根主軸。離開這一點，其他就無從談起，也就沒有意義了。

　　特征之二：淡泊名利

　　從少年和青年時代起，周恩來就十分看不起那些雖不乏才干和作為，但卻內懷邀名請功之心的愛出風頭之徒。周恩來認為，“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當不至限於一隅，私於個人矣”。他心中的“名”，是清正、神聖的名譽。在他看來，若汲汲於名，猶孜孜牟利，靠虛聲盜世、眩世眩目來獲取名位，即便有了某種功業，也實在是道德的罪人、名譽的罪人。處理兩者的關鍵，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古往今來，大凡有大作為的人，最難協調的事情之一，恐怕就是偉大的事業與個人功名利益的關系。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失了足，跌過跟頭。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那些曾和周恩來一道並肩戰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張國燾、高崗、林彪。周恩來則不然。他的大志，就是“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11，從而確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對此，他沒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復，幾十年如一日地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完全拋棄了個人名位和私利。從投身共產主義運動那一天起，他就說：“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１２５０年后的１９７３年，周恩來說：“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要為黨鞠躬盡瘁的﹔我們是立黨為公，不是立黨為私”。13他就是這樣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用黨性鑄成自己的血肉，把黨的宗旨化為自己的靈魂。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格，生動地再現了黨魂，展現了他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價值觀的魁力。

　　這種“立黨為公，淡泊名利，不爭權位”的精神品格，突出地表現在他對權力、地位及與此有關的人和事的態度上。

　　對於政治家來說，權力和地位是不可缺少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和政客的區別，就在於怎樣處理權力、地位與集體、事業的關系。周恩來認為，共產黨人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它是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應盡的責任，不是謀取個人名利的工具。在理論上認識和宣傳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共產黨員來說，都不是困難的事情。重要的是實踐，特別是在怎樣對待個人意志膨脹伴隨著獲取和維護相應的權力地位，伴隨著給其他同志和黨的事業帶來損害的時候。這裡，不妨提一下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一段史實。當時他在黨內的地位比毛澤東高。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９日，鑒於中共蘇區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總政治委員，周恩來致信中央局說，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堅持由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14同年 １０月，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大多數與會者批評毛澤東的“錯誤”，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后方，由周恩來負領導戰爭總責。但他一再指出：毛的經驗、長處和興趣在於軍事，堅持軍事工作由他負責，毛助理，或者毛負責，他監督，兩者選擇其一。總之是要毛澤東留在前方。如果從這件史實得出結論說周恩來從這時起就認為戰爭隻有靠毛澤東來領導才會取得勝利，那麼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從他堅持這樣做的辦法和想法上來看，人們至少可以領會到這樣的精神品格：周恩來沒有私心，個人的權力和地位對他沒有什麼吸引力，他沒有權力欲。即使因他的才能、威望大家主動將權力、地位給他，如果這樣做有礙於黨的事業，有損於他人的話，他也不會承擔這副精神上的十字架，不會伸手，更不會“牆倒眾人推”，從中撈取好處。１９３５年１月毛澤東對他說，洛甫提出要變換黨中央領導時，他毫不豫猶地說：當然是毛主席領導，聽毛主席話。他從黨和紅軍的根本利益考慮和處理問題，表達了黨內軍內大多數人的要求，絲毫不考慮個人的榮辱得失。再一次顯示了周恩來的高風亮節。

　　事實上，他很早就參加了中共中央決策層的領導工作。從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２日開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同年５月２９日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從這時起，周恩來歷任黨的五屆、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八屆、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層工作的時間長達４９年。但他從來沒有當過黨中央的第一把手。這並不是說歷史沒有給他這樣的機遇和可能。從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這一段時間內，他常常是全黨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導者。但他激流勇退。他沒有去爭當一把手，而是甘當“配角”和助手。他總是扮演著用實干而不是靠權力控制和高談闊論來實施領導的領袖角色。在他認為，這是施展他個人意志和才干智慧的最好方式。他這樣做，並非沒有痛苦，或者因此能輕鬆地超脫黨內斗爭。相反，他經常成為黨內斗爭的焦點，自覺地或被迫地作檢查，因為他不僅參與決策，更多的還要主持實施。當發生了錯誤的時候，或在那些一把手們認為是錯誤的問題上，他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逃避責任，相反還要在別人的指責、批判下硬著頭皮去干工作。他曾為了避免因黨內嚴重分歧繼續下去而導致黨的分裂，主動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所犯調和主義錯誤承擔責任，要求退出中央政治局。顧全大局、相忍為黨，拼命工作、團結同志。這正是周恩來立黨為公的具體表現。

　　鄧穎超說，恩來生前常講，多少同志犧牲了，連個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幸存下來的人，還要些什麼呢15？這真是天驚石破的醒世名言，充分展示了他的精神風貌和內心世界。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長達２７年，任職期間堅決不同意興建政府大廈，個人生活非常簡朴，６０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不吃肉不吃蛋。外出視察就餐后按規定交錢和糧票。他沒有個人遺產，隻有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留給了人間！

　　特征之三：嚴以責己

　　周恩來具有強烈的主體自我意識。他認為：“人總有缺點的，世界上沒有完人，永遠不會有完人。”１６因而，他善於把自己作為客體來無情地解剖，能夠准確地認識自己在黨和人民事業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對自己的思想、行動能作出恰當的評價，勇於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強烈地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他能正確地處理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關系，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加強對自己主觀世界的改造﹔他在處理改造別人與改造自己的關系時，認為隻有能改造自己的人才能改造別人，並提出“批評自己——批評別人——接受批評”的公式，不但把批評自己放在首位，而且把接受別人批評作為落腳點，能夠勇於改造自己﹔三是能處理好經常改造與集中學習的關系。他在整風學習中寫的《我的修養要則》，提出“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適當的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的糾正自己的短處。”“對自己要求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從而使個體的精神品格得以純淨和升華。同時他還認為事物總是有矛盾的，要經常進行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提出並實踐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１７。這種高度的主體自我意識能力，人們有口皆碑。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經常進行反思，自我總結，自我考察和評價，目的是為了完善自己，並對不正確的東西加以克服，以便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地認識和處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掌握主動。他還時常以自己改造的體會和犯錯誤的教訓現身說法，教育干部和群眾。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透明度最大、自我批評最多的一位負責人。他不是那種“把功勞歸於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的人。他從不文過飾非，從不標榜自己“一貫正確、一貫緊跟”，不僅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自覺地開展自我批評，而且一旦發現別人犯了嚴重錯誤，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崗位上”，“覺得自己有失察之咎”１８。在周恩來看來，一個政治領導者不但要對他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要對他所領導的人做的事情負責。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要從領導做起，首先領導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的。他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總是這樣自勉自勵嚴格地對待自己，十分寬厚地對待別人。

　　周恩來嚴以責己即自我改造的主體自我意識能力，還突出地表現在善於認識自己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在業已變化了的新環境中不斷提出自我改造的新任務。１９６３年他提出領導干部要過好“五關”，即過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他對黨的領導干部提出的新的要求。這既是周恩來幾十年自我改造經驗的結晶，也是對領導干部自我改造實踐的概括和總結。過好“五關”雖是周恩來３０多年前講的，但其中一些根本性原則性的要求，則是長期能發揮作用的。

　　首先，關於過思想關。即通常說的思想改造，是關系到世界觀和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也就是說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革命人生觀、價值觀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周恩來從唯物辯証法的聯系觀點、發展觀點、矛盾觀點出發，並聯系自己的經歷論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長期性。他指出：“思想改造，這是一輩子的事。我們知道，時代是不斷前進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們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時代，時時前進。事物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我們的思想改造也就沒有止境。一萬年后，在人們的頭腦裡，還會有思想改造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能說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沒有這樣的事。即使參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視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還是要落伍的。所以，我們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長期的無止境的工作。”19“我出身於一個封建家庭，我個人受過資產階級教育，不過經過改造現在是個革命知識分子了。歷史上我做過統一戰線工作，跟蔣介石打過多次交道，跟美國的馬歇爾也打過交道。在台灣有那麼多的國民黨同學和朋友，在美國也有很多朋友，我的關系可復雜了。從周圍的環境看，我接觸黨內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觸外國人，有時候要出國訪問，還到資本主義國家，跟那些國家的領導人打交道。這麼一個復雜的情況，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歲了，是不是已經修養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這樣說。廖魯言同志用了我的話，他說，周總理都要思想改造，何況我們？他的這句話是句好話，我很欣賞。我的確常說我也要改造這句話，現在還在改造中。我願意帶頭。”他說：“要承認各種關系各種事物都會影響個人的思想。要經常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會生鏽，就會受到腐蝕，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麼一個認識：准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20過思想關的實質是把自身放在現實的周圍環境中進行自我考察。周恩來談到在與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或地區的人打交道、做買賣時，強調要想一想周圍環境，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他還以自己為例，說明領導干部不能說“已經修養得很好不必改造了”。直至現在，周恩來的這些論述，仍然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其次，關於過政治關。就是立場問題，這是方向道路問題，因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周恩來早在１９４３年４月講到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時，就專門講到領導者的立場問題。他說，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干部的立場，但這樣說太簡單了，具體地說有下列幾點：“（一）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二）要有堅持原則精神。（三）要相信群眾力量。（四）要有學習精神。（五）要有堅韌的奮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紀律性。”這樣通俗易懂地闡述立場問題，使領導干部有可以遵循的具體標准，把解決立場問題具體化了。

　　２０年后，周恩來又重提領導干部要重視立場問題。他說：“不要以為我們是干革命的，立場就一定是穩的。立場是抽象的，要在具體斗爭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場站得穩不穩。可能在這個斗爭中站得穩，在那個斗爭中又站不穩了。所以，立場究竟穩不穩，一定要在長期斗爭中才能考驗出來。同時還要看我們的工作態度、政策水平、群眾關系，看我們的黨性，沒有入黨的看是不是把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的階級，接受它的思想領導。特別是看我們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是不是知過能改。”21從這些論述中，我們看到，周恩來是把立場與世界觀、方法論統一起來，與黨性統一起來，特別還把立場問題與自我改造統一起來，從而說明立場問題對領導者的極端重要性。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貢獻。

　　一定社會的人總是站在一定的立場上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周恩來這裡講過政治關主要是指政治思想立場，即站穩黨的立場。他說：“過政治關不是簡單的事，不能認為隻要參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過去有過功績，立場就可以保險了。沒有這樣的事。”２２陳獨秀、王明、高崗的立場為什麼不保險？在陳獨秀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就極少，更沒有成為他的指導思想。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一直不認帳。高崗的個人主義立場一直沒有改變。周恩來指出犯“左”的或右的錯誤都是背離黨的立場，未能過好政治關。在這之前他還批評了一些“左”的錯誤做法，指出：“現在的問題正是亂戴帽子，把一句話的錯誤、一種想法的錯誤，甚至把那種本來是允許的、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各種說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對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錯了，隻要他願意改也還要允許他改，一時改不過來的還要等待，不能隨便開除黨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２３這些無疑都是值得記取的深刻的歷史教訓。

　　再次，關於過社會關。這是從改造社會的任務提出問題的。

　　中國社會是復雜的。它的特點“就是封建性很大”。周恩來曾這樣說過，我們盡管打倒了封建主義，但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講究排場，中國的統治階級過去是這樣的，我們也很容易這樣做。從上到下，凡叫“長”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點。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土壤上實現以后，如果不有意識地經常地排除某些舊的社會習俗，這些舊的東西就會經常來侵蝕我們。因此，周恩來指出：“改造社會的任務是很艱巨的，處在領導地位的同志擔子更重。舊社會的習慣勢力不是一下子就會消除的，改造是長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於各個角落裡，各種機關團體都有。……所以，過社會關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你能把社會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２４這就很明確地告訴我們，過社會關就是要求領導者不受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影響、沾染、侵蝕。隻有自我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在改造社會的同時自覺地改造自己。周恩來還指出過社會關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他說：“你改造了它，它又影響了你，互相改造，這是個長期的反復的斗爭。而且，你在這個地方過好了社會關，換一個環境，那個地方的舊勢力、舊習慣又影響你。你在國內過好了社會關，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國去又變化了。所以過社會關要有精神准備，要有長期奮斗的決心。”25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是領導者需要引起注意的一個原則問題。

　　第四，關於過親屬關。從家庭環境中認識自己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這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遇到的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也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者無法回避的重要一關。

　　對親屬，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一個領導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對自己的子女和其他的干部子弟。周恩來這樣明白而嚴肅地提出問題，並且呼吁我們的領導干部，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不要造出一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后代不好交代。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像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那樣，但是歷史也可以借鑒。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可是他溺愛秦二世胡亥，結果秦王朝就亡在胡亥。“我們決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包袱，阻礙我們的事業前進。”２６周恩來不僅闡明了過親屬關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基本辦法。他說：“對於干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２７，“解決親屬問題的最好辦法主要是依靠社會，由社會去鍛煉他，改造他。要相信社會的力量。”28要教育下一代不能成為八旗子弟。周恩來要求別人做的，總是首先自己做到。他對自己親屬周爾萃、周秉建等人嚴格要求和教育，不允許他們和別的親屬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搞特殊化，從而做出了值得稱頌的表率。如果說周恩來在２５年前發現苗頭有感而發，那麼，今天這個問題已成為廣大群眾普遍關注的一個社會熱點。顯然，領導者提高自我改造能力，過好親屬關，這是不能輕視而應該認真對待的一個重大問題。

　　最后，關於過生活關。過這一關的實質在於反對領導干部的生活特殊化。

　　把領導干部對待生活作為一“關”提出來，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生活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它們都是人們所必須，而又與個人利益直接相關。因此領導者如何處理好這個問題，直接影響著黨群和干群關系。周恩來說：“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29當我們重溫這些誨人不倦、語重心長的話語時，怎麼能不感動呢！這些思想充分體現了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宏偉氣質和高尚情操。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為我國擺脫貧困和落后，始終致力於推行現代化建設。而他自己的生活則艱苦朴素，克己奉公，無私奉獻。他堅決反對送禮，凡是給他送去的禮物一律退回，實在不能退的，付款以后再交有關部門處理。外國政要和朋友送給他的禮品，全部交給外交部禮賓司，自己一概不留。凡他自己招待友人親戚的花銷，都用自己的錢支付。周恩來過生活關的許多感人事例在人民群眾中早已傳為佳話，至今令人懷念。今天，如果我們的領導干部都能像周恩來那樣過好生活關，人民群眾是會非常擁護他們的。

　　筆者十分贊同這種觀點：“要使我們國家在下個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躋身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第一，要堅持毛澤東創立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思想﹔第二，要堅持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第三，還要堅持周恩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這三者缺一不可。隻有前兩條，沒有后一條，那個宏偉目標是很難實現的。”30因此，加強對周恩來精神品格的研究，不僅僅是黨史界、理論界的事情，大力宣傳和弘揚周恩來精神品格，是關系到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興國、富國、強國，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內容。全社會都應當來關心這件事。

　　（作者單位：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注 釋：

　　①、②、16、18、19、20、21、22、23、24、25、26、２７、２８、2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２５頁、第１４２頁、第３６８頁、第 １２７頁、第４２３—４２４頁、第４２４—４２５頁、第４２５頁、第４２５頁、第３２７—３２８頁、第４２６頁、第４２６頁、第 ４２６—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

　　③、周恩來：在接見北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原載 １９６６年 ８月 １９日《人民日報》）。

　　④、周恩來：在接見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大會上的講話（原載１９６６年 ９月１日《人民日報》）。

　　⑤、⑥、轉引自《懷念敬愛的周總理》第６７１—６７２頁、第６５０頁。

　　⑦、⑧、周家鼎：《在周總理身邊》《周恩來的最后歲月》第３６０頁、第３５９頁。

　　⑨、⑩、12、《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３６５頁、第６９５頁、第６１９頁。

　　11、《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５５頁。

　　13 、陳晉：《領袖與人格》（《周恩來和他的事業》第５５３頁）。

　　14、周恩來１９３２年７月 ２９日致中共蘇區中央局的信。

　　15、30、《周恩來研究述評》第１頁、第２５頁。

　　17、《周恩來的主體自我意識與實踐》（《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9、20、２１、22、24、２５、26、２７、28、2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２３—４２４頁、第 ４２４—４２５頁、第 ４２５頁、第 ４２５頁、第 ３２７—３２８頁、第４２６頁、第４２６頁、第４２６—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