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周恩來堅持生產絕不能停

　　歷時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周恩來在這場內亂中，以“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維護黨的團結，維系國民經濟的運轉。所以，“文化大革命”使我國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損失，但從幾個方面來看，仍然取得一定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①。

　　成就的當中，凝聚著周恩來的智慧與心血。在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能運用正確的經濟思想，巧妙地引導著已經偏離航道的經濟航船，繞過急流險灘，避開觸礁沉船的危險，繼續航行。周恩來在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尤為珍貴。

　　巧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使其成為“抓生產”、“抓業務”的代名詞，成為與林彪、江青一伙作斗爭的特殊武器，從而達到以抓生產來限制“革命”，盡力保護生產的目的。

　　“抓革命，促生產”，是“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個特殊的口號。從理論上說，“抓革命，促生產”是並不科學的口號。但是，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這個口號對於治亂、保証生產正常進行起了積極作用。周恩來正是充分利用這個口號，使它成為“抓生產”、“抓業務”的代名詞，成為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爭的一個特殊武器。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國民經濟陷入全面混亂，遭到嚴重破壞。領導機關陷於癱瘓，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制度遭到批判，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工農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１９６７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６年下降９．６％，１９６８年又比１９６７年下降４．１％。僅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兩年中損失的工農業總產值達１１００億元。②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燒得如此之 快，如此之猛，其破壞程度如此嚴重，出乎周恩來的意料。他作為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必經貫徹執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麼？怎麼搞法？將來的發展是個什麼結局？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樣設想的？所有這些，周恩來當時也搞不清楚。

　　面對經濟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周恩來心急如焚。他曾多次對余秋裡、谷牧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③

　　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允許任何人反對“文革”的，周恩來如果要站出來反對“文化大革命”，拋開革命口號去抓生產建設，那麼“他在２４小時內就會被攆下台，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④在十分特殊又復雜的條件下，周恩來已經不能公開堅持用“文革”前形成的一整套正確規章制度和經濟原則來領導國家的建設。然而，周恩來畢竟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具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高層領導，他較好地把握了“文革”期間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主線，巧妙運用尚方寶劍，將其正確的經濟指導思想貫穿其中，維持了國民經濟運轉。

　　毛澤東於“文革”期間試圖解決經濟問題的思想主線，即“抓革命，促生產”。他在多種場合多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１０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１９ ６ ７年 １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來於毛澤東作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后，立即抓住時機，把它作為與林彪、江青一伙煽動“停產鬧革命”進行斗爭的武器。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証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周恩來還對紅衛兵反復說：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於國於民都不利。

　　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於９月１４日發出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規定在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業務指揮機構，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在黨委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職工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迅速返回，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在業余時間去搞﹔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遲進行﹔工礦企業與科研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干部的撤換由上級黨委主動調整，不採取群眾罷官的作法﹔縣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串連，縣以下各級干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縣以下各級領導應恢復和加強領導力量，把各項工作全面抓起來。

　　周恩來關於以抓生產來限制“革命”的思想與謀略在實際執行中一再遭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阻撓，他們對周恩來的意圖也有所察覺。在１１月９日《人民日報》中《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發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個新的文件稿，與周恩來唱對台戲。林彪還兩次親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攻擊周恩來用“抓革命，促生產” 口號來壓運動，形成對周恩來的政治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要保住從國務院到各省、市、自治區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維護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難度就更大了。

　　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而退縮，他繼續與中央文革一伙進行斗爭，但是他更加注意講究斗爭策略，斗爭藝術。在許多講話中先是適當地提高“文革”的調子，將口號性語言放在講話或文件開頭，而后迅速將抓生產、抓經濟的本意蘊含其間。比如：北京懷柔縣在１９６７年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周恩來認為用“第一線指揮部”來直接抓生產，是一個很好的組織形式。他抓住時機，起草文件，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發文在全國推廣懷柔縣的經驗。文件要求：“全國省（市）、專區、縣各級革命組織、革命領導干部和人民解放軍當地軍事領導機關或駐軍，都要立即行動起來，以軍事代表為主，建立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為了保証“第一線指揮部”能真正成為抓生產的權力班子，文件還強調指出：“在已經取得奪權斗爭勝利的地區，第一線指揮部應設在革命委員會之下，成為抓生產的班子，通過各業務部門，一直抓到基層生產單位。”當然，周恩來也十分明白，要在基層成立這樣的“生產指揮部”必須在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的口號下提出，才能得到毛澤東的首肯。為此，在文件中，周恩來十分用心地寫了這麼一段話：“要拿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⑤這段文字先是以“文革為中心”，之后筆鋒一轉，一連用了兩個“狠抓”，這樣，即能將抓生產、抓經濟的主要意圖體現出來，又能得到主席的同意，減少中央文革一伙的阻撓，使文件能迅速發到全國，從而達到盡快在縣以下基層中成立抓生產的班子這一目的。從一個僅五百多字的文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周恩來在十分復雜、困難的局面中，為維持經濟運轉的良苦用心與高超的斗爭藝術。

　　農業是支撐全局的基礎

　　在經濟建設中，周恩來視農業為百業之基、重中之重而予以高度重視，他的這個思想，在“文革”前的各個歷史時期表現的十分突出。“文革”期間，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同前１７年的認識有著一貫性，同時也有著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點。

　　如果說在建國初期周恩來更多地認為：農業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在“一五”計劃期間針對我國在經濟建設中一度重視工業而淡化農業是基礎的情況，提出：農業是工業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的思想。那麼，在“文革”期間，周恩來更多地則是思考在混亂的局面中，如何保証農業的穩定，使它成為支撐全局的基礎。

　　“文革”大動亂開始后，他在多種場合反復闡明這個思想。他說：“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人民要吃飯，農業生產絕對不能停止。”他深知農業生產如果被破壞，就會給其他方面生產帶來不堪設想的后果。所以，他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糧棉生產等工作，親自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使得農業穩定，全國就能穩定的思想在實際工作中被絕大多數人接受。

　　對在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並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按農輕重次序安排經濟計劃的原則，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強調要在“文化大革命”經濟工作中貫徹實行。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７日，周恩來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斯塔時說，經濟發展的一般途徑是先從農業著手，再發展重工業。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他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指出，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思想，就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人不能不吃糧，工業要支援農業。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對“文革”以來的歷史進行分析，進一步加深農業是支撐全局的基礎的認識。１９７３年３月，周恩來指出，發展經濟首先是把農業擺在第一位，其次是輕工業，再其次是重工業。因為人首先要吃東西、穿衣服的，如果糧食國內不能自給，有求於人，那是很費事的。我國有８億人口，進口糧食不僅要付現款，而且光運輸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們不把農業搞好，靠什麼都是靠不住的，誰也沒辦法來幫助我們。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９日，周恩來要求駐外大使回國后到農村去走走，好好研究研究中國農村的問題，這是基本的東西。他說，中國的農業是門大學問，要好好學習學習，我們現在所以能夠經過“文化大革命”兩次路線斗爭，反復不大，經濟上能夠穩定，就因為是執行毛主席的農業政策，農村還是基本穩住的。這段話，較為集中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關於農業是支撐全局的基礎這一思想。

　　“文革”十年，農村基本上是穩定的，正如決議上所說：糧食生產保持比較穩定的增長。人民基本生活能夠維持，全國的局勢就能逐步穩定，周恩來的這一思想為黨和人民渡過危機，起了基礎保障。

　　動亂中把住經濟關口的重要思路——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

　　“交通運輸是建設中一種先行部門”，這是周恩來倡導的並在國家建設中始終堅持的經濟指導思想之一。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個重大歷史時期，他都將交通建設擺在先行的位置，高度重視。

　　“文革”期間，周恩來關於交通建設是先行的經濟思想依舊未變，他一以貫之地堅持這個思想。但是，在當時那種混亂的局面中，他的正確經濟思想一再受阻。但周恩來深知，交通部門尤其是鐵路能否正常運行事關國民經濟的大局，拖延不得，含糊不得。可以說，“文革”中周恩來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先后最多的，採取行動最堅決，最果斷的當屬鐵路運輸。

　　“文革”一開始，鐵路運輸線便危機四伏。首先是學生串連出現高潮。從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５日，毛澤東先后八次接見一千一百多萬外地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各地“大串連”的紅衛兵都是免費乘車、乘船，嚴重沖擊和妨礙了正常的鐵路交通，給鐵路運輸帶來了極大壓力與困難。學生串連，擠佔了貨物運輸，使大批物品積壓。１９６６年僅上海、廣州兩港就積壓１４萬噸貨物﹔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安亭事件”，指使上海造反派在市郊安亭車站臥軌攔截客車，造成滬寧線中斷３0多小時，上海站３６趟列車不能出發，開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貨列車被迫停在沿線各站，造成建國后鐵路運輸線上最嚴重的３次阻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之后，受“一月革命”奪權風暴的影響，全國各地響應“奪權”的口號，奪權之風迅速刮遍全國，派性武斗、砸、搶盛行，“天下大亂”局面形成。江青、陳伯達等人抓著鐵道部部長呂正操不放，宣布其“撤職留用”。１月２２日，鐵道部被造反派奪權，一時間，全國各地鐵路、輪船交通出現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進入１９６７年，情況更加嚴重，鐵路１月份的運煤量比計劃要少運了３８０萬噸，２月份的平均日裝車數隻有３萬多車，比計劃要求將近少１萬車，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交通運輸的貨運量下降幅度很大，１９６７年與１９６６年相比，貨運量下降１５．７％，其中鐵路貨運量下降２１．６％，１９６８年比１９６７年鋼運量繼續下降６．９％，其中鐵路貨運量下降２．３％。

　　對於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出現的這種混亂局面，周恩來表現出一種沉著穩健，處理問題干脆利索、雷厲風行的作風，他始終將鐵路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經濟關口來把握，甚至將它作為“文革”最重要的經濟工作來抓。

　　周恩來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一個思想：鐵路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決不能中斷。１９６６年開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見鐵路交通系統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做鐵路交通系統兩派群眾組織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反復申明：“鐵路輪船關系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⑥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來接見全國鐵路運輸工作會議代表時說：把鐵路運輸搞上去，這個問題太大了。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抓革命、促生產兩大任務，鐵路是關鍵性的地位。鐵路運輸牽連到各方面，鐵路責任之大，在工交企業持首位。鐵路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聯系在一起的，鐵路斷了，一切都受影響。１９６７年11月３０日，周恩來接見全國鐵路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代表時再次強調：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鐵路運輸是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群眾生活，關系到全國七億人口的大事。周恩來指示鐵道部：鐵路上不論什麼時候發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報告給我，不要伯影響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閱讀《鐵路運輸日報》，了解鐵路運輸情況。不論哪個地方的鐵路、航運發生了問題，周恩來總是不分晝夜立即處理。周恩來這種對交通命脈的重點維護，為減輕“文革”動亂對國家經濟的破壞起了關鍵作用。

　　在把好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這個重要的經濟關口上，周恩來除了在各種場合強調上述思想外，在措施上也顯得十分有力，與中央文革一伙的斗爭中，更多的是表現出一種敢碰硬不讓步的精神，這與他在其它某些問題上採取較迂回、較溫和的態度與作法有明顯不同。

　　比如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毛澤東看了《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的通訊，作了關於“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的批示。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立即具體部署對鐵道、交通、郵電三部實行軍管。但是中央文革一伙以“對軍管后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為由，進行挑剔、刁難，有意阻撓文件下發。周恩來當機立斷趕到毛澤東處，說明鐵路輪船關系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對鐵路、交通部門實行軍管不可再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鐵道部軍事管制委員會迅速成立，中央發布了對鐵路交通部門實行軍管的命令，有效地控制了鐵路交通出現的混亂局面。

　　再如 １９６７年４月，北京紅代會，紅衛兵成都部隊、川大“八·二六”、唐山鐵道學院的學生五六百人進駐成都鐵路局，向軍管會提出設立辦公室、安電話、發電報的無理要求。北京的學生以中央文革為后盾，有恃無恐。周恩來得知此事，立即作出：請中央文革小組出面解決的批示。既嚴肅地維護了中央停止串連、對鐵路實行軍管的決定，又讓中央文革一伙明白周恩來在此問題上的決心，不讓步、不容含糊、不容爭議。

　　“文革”動亂中，不僅派性武斗破壞鐵道、交通，而且管理混亂、有章不依也造成鐵道交通事故增多。周恩來在批判極左思潮，嚴格鐵道、交通管理的同時，多次直接抓鐵道交通安全工作。不僅親臨現場處理交通事故，而且在會議上宣講交通安全工作，並因時因事對交通安全作了許多批示，他既重視對發生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研究，以便吸取教訓，引以為戒﹔也重視對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單位總結經驗，予以表彰，以便發揚光大，普遍推廣。

　　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由上海開往重慶的２３次旅客列車行至黔桂線貴陽附近，因司機在不良的線路上超速遠行，造成６節硬座車脫軌。同年11月２９日，哈爾濱鐵路局綏化機務段還發生了４７０號機車鍋爐爆炸這一鐵路歷史上罕見的事故。對此，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周恩來在全國交通工作會議上指出：１９７０年出現的事故是空前的，是解放以來事故數字最高的一年。無論如何，不許可再發生這麼多的事故。同時，他表揚了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毛澤東號”機車組和古冶機務段。他說：“毛澤東號”機車安全運行這麼長時間，２５年了，從哈爾濱解放到現在，行車２３５萬公裡，沒有發生大的事故，這不是小事，要把經驗推廣開來。對於古冶機務段，他說，１０年沒發生事故還節約了煤，應該很好推廣他們的經驗。由於周恩來對鐵道、交通事業高度關注和卓有成效的領導與管理，使鐵路交通混亂局面受到較有效的控制，在“文革”那麼困難的條件下，鐵道、交通建設仍然取得一些重大成就。“文革”期間影響很大的成昆、湘黔鐵路和北京地鐵就凝聚著周恩來大量心血。

　　堅持“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思想，反對“到處搞獨立的經濟體系”

　　“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周恩來一貫的經濟指導思想，早在黨的八大上，周恩來便全面深刻地闡述過這個經濟思想。他強調：應當根據需要與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他不懈地探索著，一以貫之地堅持這一經濟指導思想。然而，“文革”期間，許多正確的東西卻被破壞的蕩然無存，周恩來的這個經濟思想也受到林彪一伙的嚴重干擾與破壞。尤其是在７０年代初，正值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林彪一伙將國際形勢，戰爭危險估計過於嚴重，到處大肆宣揚“什麼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林彪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備戰”的重要，要與“帝修反搶時間、搶速度”，集中力量建設戰略后方，要求各協作區要自成體系，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

　　在林彪“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影響下制定的“四五”計劃，就是一個脫離客觀實際的可能，盲目發展鋼鐵工業，盲目大上軍工項目，隨意性地搞獨立經濟體系的綱要。這個綱要不切合實際地要求：“１９７５年我國的鋼產量要達到毛澤東曾經預計的 ３５００萬到 ４０００萬噸，１９８０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還提出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的經濟協作區”等等。

　　林彪一伙干擾破壞的結果是使國民經濟出現了危險的“三突破”，即職工人數突破了５０００萬人，工資支出突破了３００億元，糧食銷量突破了８００億斤，“三個突破”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后果：首先是工礦企業大批吸收農民進城做工，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新增職工中約有６００多萬人是從農村中招來的，過多抽調農業勞動力，影響農業的發展﹔此外，職工人數增加過多，使得工業勞動生產率下降。１９７１年全國全民所有制工業勞動生產率隻有１００８０元，比上年下降０．８﹔再次，城鎮職工增加，擴大了消費品和商品糧的供需矛盾。１９７１年國家職工工資總額比 1９７０年增加 ２４億元，糧食銷售增加 ５３億斤，其中城鎮銷售即增加 ３９億斤，而這一時期糧食征購量卻減少了３０億斤。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地帶來市場供應緊張，商品差額大，貨幣無法回籠，銀行增發鈔票，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危險的信號。

　　由於林彪一伙在“文革”時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周恩來要將其正確的經濟指導思想付以實施，十分困難。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周恩來唯一的辦法隻有盡最大的能力去扭轉經濟工作無計劃無政府的狀態，但收效並不理想。“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鮮明地再次亮出他一貫強調的“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思想，對經濟工作進行全面整頓。

　　從１９７１年底開始，周恩來在相繼召開的一系列全國專業會議上，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來消除“文化大革命”對經濟方面的嚴重破壞。針對經濟工作中存在“三個突破”的嚴重問題，他在１９７２年初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指出：“三個突破”給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但是，林彪等人破壞經濟出現“三個突破”一直到１９７２年底仍在發展，無法剎車。這年底，職工人數達到５６１０萬人，工資總數達到３４０億元，糧食銷售量達到９２７億斤，國家出現了糧食周轉困難的狀況。１９７３年３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后，生氣地說：“確實沒有‘王法’了。不隻三個突破，貨幣發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他在這次會上十分嚴肅地指出：“國民經濟要按比例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到處搞獨立經濟體系是不行的”。“應將九大以來林彪一伙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⑦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從１９７１年底至１９７３年，國務院召開了多次全國專業會議，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統，搞獨立王國，破壞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挑動資產階級派性，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反對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破壞黨的經濟政策等等。１９７３年２月，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指導精神，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這個規定，再次集中體現了周恩來關於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當年全國計劃會議上，除了“四人幫”把持的上海外，其余２８個省、市、自治區都表示贊同。在此期間，國務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採取一系列措施，堅決控制基建規模，減少基建投資，壓縮基建佔用民工人數，增加農業財政撥款和支農工業投資﹔加強勞動工資的集中統一管理，重申勞動工資大權在中央，並發出關於加強工資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凡未經批准超計劃招收職工和違反國家政策和規定增加工資的，銀行有權拒絕支付﹔同時，積極解決糧食購銷差額問題。經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突破”問題得到解決，國民經濟開始走向好轉。

　　“文革”這場歷史悲劇，留給后人無盡的思索。周恩來人生中最艱難的履程，最閃光的亮點都在這個時期留下深深的印記。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所付出的心血與奉獻，共和國的經濟大廈永遠銘刻他的豐功偉績。

　　（作者單位：福建漳州市委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②《“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第３０頁。

　　③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我們的周總理》第１８頁）。

　　④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１８９８—１９９８）第４７１頁。

　　⑤、⑥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６０８—６０９頁、第６１２頁。

　　⑦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６４—４６５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