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化名“胡必成”有何深意？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一代偉人周恩來出生於書香世家，根據當時的習慣和傳統，他要取好多名字。后來從事革命事業后，又由於斗爭的需要，還用了一些化名，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來歷或有趣的含義。

據筆者多年搜集，周恩來的起名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時期。周恩來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館先生給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鸞”，學名“恩來”，字“翔宇”。第二階段是他讀書求學和早期革命時期。這段時期，他用過“羊羽子”“羊羽”“飛飛”“伍豪”等。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階段，即他領導地下斗爭時的化名，因此也比較多，現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維思”“大美”“趙來”“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來出生后第一階段的取名來說，由於周家是一個“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給男孩取名時都特別講究，一般都是由有學問的長輩或門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者起名，也有請家塾館先生給取名的。

家人先給周恩來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鸞”。“鸞”是中華民族傳說中的一種神鳥，“鸞鳳和諧”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之間還常常各以“鸞”和“鳳”自稱。周恩來為什麼取乳名為“大鸞”呢？淮安周恩來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濤的兒子、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圻在1982年6月8日簽名負責的筆錄。周爾圻雖比周恩來小一輩，但他的父親周恩濤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輩排行的老大，而周恩來排行第七，因此，周爾圻的年齡並不比周恩來小多少，而且周爾圻的母親是來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一帶）的萬家，隻比周恩來母親小一輩。周爾圻在這份筆錄上說：

恩來名字的由來，我聽母親和八老太（指周恩來嫡親八嬸娘楊氏）講是這樣的：在周恩來母親萬氏臨盆時，夢見有一鸞鳳之類的神鳥入懷，然后就生下了恩來，所以取小名大鸞，表示有鸞鳳來臨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譜排下來的，故取名恩來。

周恩來的名字是其父親周貽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愛也。《詩經》上有雲：“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歸有光也曾說：“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來者，未來也。《論語》雲：“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周恩來的名字就是周貽能根據這些起的。

另外周恩來還取字“翔宇”。那是因為周家是個名門望族，在這樣一個大家族裡，要嚴格區別輩分。而就年齡而言，有的晚輩甚至比長輩年齡還大，但是晚輩卻絕不能喊長輩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則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個字或號，好讓晚輩喊長輩的字或號，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來的字應該是在5歲入家塾館讀書時由家塾館老師起的，老師期望他這隻“神鳥”能翱翔宇宙，所以給他取字“翔宇”。有許多資料甚至周家的個別親屬都認為周恩來“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離開沈陽時，由他在沈陽（當時叫盛京）東關模范學校的高老師（高亦吾，譜名高守銘，字盤之）在他們師生分別時給周恩來取的。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太可靠，因為周恩來的兩個親弟弟和一個嫡堂弟當時都在淮安，和周恩來相隔千裡，那時通訊又不發達，但都跟著按“宇”來取字：周恩來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壽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碩取字“潘宇”。顯然，這是周恩來兄弟先后進家塾館讀書時，由家塾館老師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師1913年給周恩來取的字，那周恩來的遠在淮安的3個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著周恩來排序起字的。

周恩來第二個階段取名、號是在他讀書求學和早期革命時期。1912年暑假，周恩來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官立東關模范兩等小學校畢業，與他的同班同學兼好友郭思寧行將分別，應郭思寧的要求，周恩來為他題寫了“同心努力，萬裡前程指日登”的臨別贈言。周恩來在這幅題詞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書”。“羊羽”是周恩來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則是古代男子的美稱。據沈陽市原第六中學（東關模范學校是其前身）校長宋延鈺對筆者說，周恩來在東關模范學校讀書時，在同學之間交往時也曾用過“羊羽”的署名。而周恩來的筆名“飛飛”則是他到天津南開學校讀書第二年時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來。當時，他和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等一起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由他創辦並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業》的《長飛漫墨》專欄內，周恩來發表了《評詠岳少保祠七律》和《評詠淮陰侯釣魚台詩》等數篇文章，一度使他“飛飛”的筆名受到學校師生的關注。

1948年冬，與共產黨爭奪人才的蔣介石希望南開的老校長、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張伯苓隨他去台灣。張伯苓猶豫不決間，收到了由中共地下黨員金山傳遞給他的信息：“老同學飛飛不要老校長動”。張伯苓知道，“飛飛”就是周恩來，於是，他借口自己在重慶家中還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帶去台灣，便從南京飛去了重慶。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繼解放。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是張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開大學找張伯苓的長子張希陸教授，商討在重慶的張伯苓的安全問題。張希陸認為，這事隻有報告周副主席，才能萬無一失。不久，傅作義從北平給張希陸打來電話，請他到北平一談。張希陸到北平后，傅作義告訴他，周副主席說了，不要讓張校長去台灣。當時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請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經理王恩東。因為王恩東也是張伯苓的學生，請他想法將周恩來不讓張校長去台灣的信息轉告在重慶的張伯苓。果然，幾天后，張伯苓在重慶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無名信，信上隻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對周恩來兩次以“飛飛”的名義請他不要去台灣的做法非常感動，於是就留了下來。

1919年，周恩來從日本回國后不久，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周恩來為了把當時天津進步的青年力量團結起來，就和諶志篤、馬駿、劉清揚、李毅韜等一起組織天津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覺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員隻有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員男女各半。而且為了方便覺悟社內之間的交流、聯系和開展革命斗爭的安全、保密，決定設50個號碼，通過抽簽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號碼作為自己的代號，剩下的30個號碼留給后來的參加者。結果周恩來抽到5號，鄧穎超抽到1號。這就是周恩來“伍豪”一名的由來，而鄧穎超后來用過“逸豪”一名，也是同樣的道理。

周恩來第三個階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爭時期。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地下革命斗爭時，不僅要經常變換住地，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和裝飾，也要不時地取一些不為社會所知的名字，以同當時強大的敵人“捉迷藏”。那時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經過考慮，有的則是信手拈來。

1997年，為紀念即將到來的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筆者赴北京拜會了全國工商聯離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曾任周恩來秘書的黃玠然。談了相關工作后，我曾問黃老，周總理在上海領導地下斗爭時取了哪些化名。當時90多歲的黃老思路清晰、反應靈敏。他告訴我：總理在那一時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說上。但是有兩個我是知道的：一個是我和他在談工作時，不知怎麼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說，他的老家淮安沒有山，是一個少山的地區。說到這裡，剛好他手裡的那份文件要簽發，他就隨手簽上了一個“周少山”的名字，其實收件人僅從筆跡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認出是周恩來簽發的文件。也就是說，不管周恩來簽什麼名字，甚至不寫名字，收件人也會知道這份文件是周恩來簽出的。

黃老還說：還有一次，我看到總理簽上了“維思”兩字作為他的署名，我就順口問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爭時，相互之間不稱呼職務），你為什麼又簽上‘維思’的名字呢？”周恩來看了我一眼輕聲說：“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嘛！”隨后又沉下臉說：“以后這些不要問！”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腦袋是小事，給黨和革命造成災難和損失就是更讓人痛心的事。周恩來在那一時期還曾使用過“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趙來”“冠生”“冠”和“伍”等筆名或化名。黃老說：“胡公”“大美”是因為周恩來的胡子長得很快，剛刮干淨，隻要一個星期，胡子就長得很長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1936年12月，張學良見到周恩來時也夸贊說：“真是個美髯公！”而“周翔”則是由“翔宇”衍生出來的，“伍”則是和“伍豪”一脈相連的，至於“冠生”“冠”，則是周恩來認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最壯麗最美好的事業，是他人生為之奮斗的、第一位的偉大事業。

還在長征出發前，鄧穎超就患上了肺結核病，所以長征路上，鄧穎超一直是編在休養連隨隊前進。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之路，到陝北后，鄧穎超的身體更加虛弱。經組織批准，鄧穎超扮作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佣人，住進了北平西山的平民醫院治療。住院期間，鄧穎超認識了同室病友、進步女青年胡杏芬。鄧穎超告訴她，自己叫李揚逸，有一個非常疼愛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鄧穎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別。后來，鄧穎超隨周恩來等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這時，胡杏芬也與家人從北平逃難到重慶。由於她已得知曾經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大名鼎鼎的鄧穎超，於是寫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來於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婦女知識叢書》第8輯《關於中國婦女的二三問題》上發表。由於生活條件艱苦和環境惡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慶去世。鑒於胡杏芬不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積極追求進步，重病時還向周恩來、鄧穎超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所以周恩來夫婦專門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來題寫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揚逸共立”的文字。這兩個名字隻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誰。后來由於時局變化太快，這塊碑並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卻為世人留下了周恩來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時，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組成中央前委，在陝北領導和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當時他們面對的是胡宗南統率的20多萬大軍，而在陝北留下的由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僅兩萬多人。為了讓西北野戰軍收放自如，中央前委並不和西北野戰軍編在一起，而是在汪東興帶領的4個警衛連的護衛下單獨行動。為了迷惑敵人，他們一會兒叫“九縱隊”，一會兒叫“三支隊”，而且主要領導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澤東叫“李得勝”，周恩來叫“胡必成”。1992年3月，筆者在北京拜會周恩來轉戰陝北時期的警衛員王還壽時，王老告訴筆者，當時取化名時，總理說，我認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當時他的一個裝書和衣物的木箱子上還有周恩來用毛筆斜著寫下的“胡必成”三個字。這個大箱子后來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過。

1961年3月，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章士釗由香港回到北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胡子（當年一些人對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的稱呼，周恩來早在重慶時就知道並熟悉。國民黨在大陸敗退時，蔣介石強行將於右任帶去台灣）最近給香港的吳季玉先生來信說：‘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章士釗先生在信的最后說：“胡子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理解。”

周恩來收到章士釗的信后，特意讓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傳話給於右任的女婿、時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還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總理要你把兒子屈北大、兒媳梅君一道帶去西安，並將於右任在上海的一個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陝西省委統戰部出面給於老夫人做一個熱熱鬧鬧的壽宴。壽宴過后，於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興。

屈武回京后，羅青長又聯系屈武，希望他能將為於老夫人做壽的事寫信到台灣告訴於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寫信時犯了難：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周恩來總理一手安排的，應該在信中告訴於老先生才對。但是如果信上寫了“周恩來”或“周總理”，要是被特務們檢查發現，對於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來，又怎麼對得起周總理的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為難時請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訴屈武，你隻要把“周總理”三個字換成“濂溪先生”四個字就行了。接著，邵力子解釋說，抗戰時我和於老先生住在一起，兩人經常談一些歷史名人。我倆都知道周總理是北宋名儒理學奠基人周敦頤的后代。周敦頤晚年自號濂溪先生。當時我倆一談到周恩來，為避人耳目，也總是稱呼他為“濂溪先生”。所以，隻要於老先生一見到你信上的這四個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來。果然，在台灣的於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興極了，特別感謝周恩來總理對他和他夫人的關懷，當即回信請香港的吳季玉向周總理表達他的誠摯謝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為人們熟知的周恩來的又一個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