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恭聽逆耳之言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號召大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實事求是，盡快扭轉經濟困難局面。隨即，各級領導廣泛興起調研之風。

　　4月底至5月中旬，周恩來奔赴河北省邯鄲地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在這之前，他深刻認識到毛澤東發動大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於付之行動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備。3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南和華北小組上發言說：“這些年對許多問題所以不摸底，不落實，最根本的一個毛病就是沒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廠礦農村，進行系統調查、典型試驗、反復研究、認真核實，便輕率從事，這就不可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了。要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下層、深入群眾、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入手。”

　　怎樣開展調查研究呢?周恩來做了精辟的分析回答：“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組織原則，也是工作原則。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基礎上再加工。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尾巴主義，隨著群眾跑，就會放棄黨的領導。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太少。”

　　4月底至5月初，周恩來先來到河北邯鄲，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匯報。隨后，5月3日至8日，到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了走訪調查。武安縣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是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所在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當地群眾為支援八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者做出過重大貢獻。在伯延公社，周恩來不辭辛勞，走村串戶，走訪了幾十戶農家，視察了生產隊的集體食堂，還到公社商店了解了商品價格。就當時農村中群眾最關心的食堂、糧食、供給制若干問題，通過個別談話、開座談會等形式，進行深入了解。

　　在伯延公社，周恩來找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和社員群眾談話。一天，周恩來同一個叫張二廷的社員拉家常。張二廷見國家領導人一點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問長問短，就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

　　周恩來聽著心中不免微微一驚，敏感地意識到了農村問題的嚴重性，眉頭不易察覺地微蹙一下。但瞬息間，他就以沉靜而溫和的目光看著張二廷，微笑著問：“為什麼這樣說呢?”

　　張二廷毫不隱晦地坦陳直言道：“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征購不到，還不是沒有吃的?”

　　這番話頓時在周恩來心中擊起了層層波瀾，引起了他的重視和沉思。正如他在20多天后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所說：“這句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這是我在調查中所聽到的最生動的一句話。”

　　在場的地委干部沒有料到這位社員竟會貿然說出這麼一些話來，立即有些尷尬地過來“打圓場”，對周恩來說：“這個人是個落后分子。”

　　周恩來對此卻不這樣看，認真地對他們解釋說：“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一個農民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

　　會后，周恩來來到張二廷家做客。面對和藹可親的總理，張二廷將伯延公社遭受的災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一一如實地講給周恩來聽。周恩來一字不漏地聽著，了解到了許多難得一見的一線實情。

　　臨別時，張二廷依依不舍地希望周恩來以后還能經常來伯延走一走。周恩來表示：有機會一定還要來的，如果自己來不了，也一定會派人來。

　　周恩來沒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調查，並且代表他看望這位敢說真話的農民朋友。

　　周恩來在伯延公社的調查時，看到革命老區的群眾的貧困狀況，感到十分震驚、痛心和內疚。后來，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沉痛地描述說：“除了樹葉、咸菜、野菜以外，就沒有東西了，硬是沒有存糧。”在調查過程中，他還發現，社員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購糧食，害怕擠掉自己的自留地。當時，社員們懇切要求他當場保証“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頂口糧指標了”。

　　周恩來認為：既然摸點，總要摸出個情況來，總要給他一些合理的保証。於是，他當著地委、縣委、社委的同志說：“我可以保証。”

　　社員們又要求他以后能夠每半年來一次，這樣他們才能放心。周恩來回答說：“我個人能否半年來一次，還不能擔保，有時可能忙於什麼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組總是要去的。”

　　通過對伯延公社的調查，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發現1960年秋自己主持起草、11月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關於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並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是廣大農村干部和群眾意見較集中、反應較強烈的兩個問題。5月7日凌晨3點半，周恩來請秘書用保密電話將調查情況向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做了匯報：

　　一是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

　　二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隻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

　　三是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四是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

　　毛澤東對這些意見十分重視，連夜將這份匯報批轉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與此同時，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胡喬木等也從各地向毛澤東寄去調查報告。這些報告中反映的問題與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幾乎是相同的，他們普遍不贊成辦食堂，不贊成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毋庸置疑，這些關鍵性問題是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這次調查研究工作，為中共中央進一步修改《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做了重要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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