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拒絕給堂弟謀差事 電報回復七個字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我國的南大門廣州是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廣州獲新生后沒幾天，隨國民黨鐵路系統跑到廣州的周恩彥想到了他的堂兄周恩來，就以長子周保昌的名義給周恩來發去一份電報，想請周恩來為他們父子在人民政權內謀一份差事，以期能有碗飯吃。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沒有忘記他這位曾為革命做過有益工作的十三堂弟，但他決不因為自己與周恩彥的這層關系就給他以任何特殊，所以周恩來的回電很快發回了廣州，但電文是：“請到原單位報到。”

四五十年后，周恩彥的三子周保章還就此事動情地對筆者回憶說：“接到七伯的電報后，當時已成年的我簡直傻眼了。也就是說，這七個字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了，我們雖然有七伯這棵‘大樹’，卻不能得到絲毫蔭庇。幾年以后，我才進一步認識到：七伯這七個字的電報宣告了一個腐朽政權的結束，另一個不徇私枉法的新政權從此開始。這樣一個不徇私法的共產黨政權必將是永遠不可戰勝的。”

為了讓更多的同志了解那一段歷史的真相，筆者依據所掌握的資料，撰寫了有關周恩來和他的堂弟周恩彥的一些往事，以饗讀者。

周恩彥，字蔚人，是周恩來三伯父周貽謙的獨生子，與周恩來為同一曾祖。周恩彥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在淮安駙馬巷周家老宅院，小時是和周恩來他們一起玩耍長大的。

周恩彥的父親周貽謙是1910年把周恩來從淮安帶去東北讀書的人。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雞鳴寺對美國記者李勃曼回憶起那次周貽謙帶他出去的事時說：“12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離家，我的一生也許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兄弟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后來周恩來東渡日本，收入頗豐的周貽謙又慷慨資助。1928年周恩來在天津開展革命活動遇險，周貽謙還曾冒險相救。因此確切地說，周貽謙既是周恩來的伯父，也是引領他外出求學的帶路人，還是他的救命恩人。

周恩彥8歲時進家塾館讀書，后因功課一般，周貽謙便於1918年在天津津浦鐵路局局長秘書任上將其帶到身邊，同年9月送入天津直指庵小學讀書。不久，周恩來東渡日本歸來，在天津投身五四愛國運動，哥倆便多了一些接觸。周恩來的赤忱愛國、積極進取、無私無畏等曾給周恩彥童年的心靈以一定的影響。周貽謙也曾多次要兒子周恩彥向他的“鸞哥”學習。打那兒以后，周恩彥的學業便有了較好的進步。

1920年，周恩彥考取天津南開中學。他是繼周恩來之后，周家又一位進南開中學讀書的同輩兄弟。1923年，周恩彥於南開初中畢業后考入天津扶輪中學。這是相當於今天職業高中的學校，畢業后到天津津浦鐵路會計處就業，擔任司事。1932年他調到粵（廣東）漢（漢口）鐵路會計處（該處辦公地點設在漢口），先任課員，后升任課長。

周恩彥在漢口期間的1938年，適逢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周恩來作為中共首席和談代表暨中共長江局負責人，在武漢三鎮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與周恩彥的交往自然多了起來。當時蔣介石為了抗日大局，多方延攬人才，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並授他以中將軍銜，給他以上將待遇。這樣，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內就架設了一台可以與蔣介石和延安兩方面都能直接聯系的大電台。但周恩來擔心蔣介石反復無常，為防萬一，考慮到周恩彥多年在漢口任職做事的有利身份，於是將中共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備用秘密小電台架設在周恩彥住處樓上，以防止大電台萬一被蔣介石查封后能用小電台繼續與延安的黨中央保持聯系。為掩護這架電台，周恩彥冒著極大的風險，也做了不少工作。據后來曾任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1991年對筆者回憶，當時周恩來是把這處秘密電台交給他管的，其他辦事處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沒讓知道。后因日軍進攻武漢，中共代表團及“八辦”隨國民政府撤走，這架小電台一次也未使用就撤走了。據周恩彥的兒女們回憶：當時他們幾個尚幼的兄弟姐妹被周恩彥挨個拍著腦袋嚴格交代：決不允許上樓去玩耍！多年后才知道，原來當時樓上架有秘密電台。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為了回擊國民黨反動分子說共產黨“六親不認”、“共產共妻”等謠言，由周恩來的南開同學、時任國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廳廳長的趙光宸出面提議，把周恩彥的小兒子周保章、小女兒周保庄過繼給周恩來、鄧穎超做嗣子女，雙方事先商量好：做了過繼形式后兩個孩子仍留在親生父母身邊撫養。就此說筆者還曾請教過趙光宸的長女、原在安徽馬鞍山市供電局工作的趙忠綺而得到証實。這期間的周恩彥對革命是有一定支持和貢獻的。當然，以周恩來無產階級的博大胸懷，他是不可能狹隘地考慮自己什麼子嗣的，那完全是出於當時革命工作的需要。所以，新中國成立后，他也就沒有給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周恩來隨毛澤東與蔣介石等在重慶談判之余，特意抽出時間約周恩彥到重慶曾家岩，哥倆從深夜1時一直談到天亮。周恩來交代周恩彥一定要認清形勢，千萬不要做對不起人民的事，並說服周恩彥將其兩個兒子周保常和周保章送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就讀，並定下了接送兄弟倆的地點和時間。后因時局劇變，加之1946年長江、嘉陵江漲春汛，使住在江北溉瀾溪的周保常、周保章無法應約前往，造成周恩來的這一安排未能實現，也成了周保常、周保章兄弟倆的終生遺憾。

1948年，國民黨政權已經快土崩瓦解，國民黨特務們為“拽”住周恩彥這個與共產黨要人周恩來有本家關系的人，以便造謠誣蔑，便千方百計地拉他加入國民黨。周恩彥婉拒之后受到特務們的跟蹤監視。1948年春末，周恩彥家買了一台干電池收音機，本來只是家用而已，沒想到卻受到了國民黨特務們的懷疑。一個夏天的清晨，幾名彪形大漢突然闖進周恩彥家，先是厲聲喝問收聽哪兒的廣播，然后又強行將機件拆開，檢查能否發報，弄得他們一家人終日膽戰心驚，過著惶惶不安的日子。周恩彥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為全家人的安全著想，隻好屈服於特務們的壓力，同意加入國民黨，還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國民黨區分部委員的頭銜，從而在政治道路上鑄成大錯。

1949年，解放大軍如滾滾鐵流向南推進，南方各地為迎接解放，紛紛成立“應變會”。周恩彥因為是周恩來的堂兄弟，被公推為粵漢鐵路局衡陽苗圃（鐵路局所在地）應變委員會的副主任。國民黨特務馬上向當地主政的桂系頭面人物白崇禧報告。白崇禧一看到“周恩彥”這個名字就神經緊張地問：“周恩彥與周恩來是啥關系？”當他一聽是堂兄弟關系時馬上毫不猶豫地下達命令：“這是個危險人物，要嚴加監控。”從此，周恩彥家的周圍一直是鬼影不斷，常常見到那閃現著如狼犬眼睛一樣的凶光。

廣州解放后，周恩彥曾企盼七哥周恩來能對他有個關照，所以廣州郵政業務一恢復他就向北京中南海發了上文說的那份電報，周恩來“請到原單位報到”的回電讓他非常震驚，同時也十分敬佩中國共產黨人不循私情、不謀己利的正確做法。1949年的10月底，周恩彥遵從周恩來所囑回單位報到后被委任為廣州鐵路分局財務科副科長。1951年2月調武昌鐵路分局財務科繼續任副科長，1951年4月被調至湖南衡陽集訓隊受訓，年底調回武昌集訓隊受訓。1951年12月，他因曾參加國民黨分區委的活動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捕並判處7年徒刑，先后送沈陽新生磚瓦廠和內蒙古安北農場勞動改造，1957年1月因表現較好獲提前釋放去東北錦州大兒子周保昌處，並先后在女兒周保庄等處照料家務，1962年1月27日在安徽蕪湖周保庄處去世。

據周恩彥的子女們回憶，結合我們所掌握的各方面資料看，周恩彥是位舊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他不信馬列主義，也不反對共產黨。對國民黨誣蔑共產黨的謠言，即便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之下，他也敢在私下裡講真話，講公道話。1946年國共和談，他知道周恩來到了重慶，曾不顧個人安危跑到有特務日夜嚴密監視的重慶曾家岩50號中共辦公地去找周恩來，表達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共產黨的主張。他還曾在同事面前痛斥國民黨打內戰的做法﹔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國統區”的物價飛漲等也經常表示不滿。這除了他自己正直誠實的一面外，也和他多次受到周恩來的教育和影響分不開。經查閱相關檔案，周恩彥在任國民黨分區委員一職時，除了例行活動外，並無害人、坑人、破壞革命等罪行。他包庇反革命的事只是出於對朋友講義氣，忘記了或者還不了解當時人民政權的法令﹔被捕后他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所以被減刑近兩年提前釋放。后來周恩來在京與親屬談話時曾提到周恩彥說：“叫他去勞改，他沒有怨恨情緒。”

在時過境遷的今天，還有人與筆者議論起周恩彥說：“如果周恩來干預一下，周恩彥完全可以不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即使判刑也不會這麼重吧？”但是周恩來沒有這樣做。據周恩來的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1992年在北京朝陽區和平裡家中對筆者說：兄長（王士琴對周恩來的稱呼）對他的這位堂弟很關心，周恩彥被逮捕后兄長將自己的50元錢交給我們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來胞弟周恩壽），以恩壽的名義匯給服刑中的周恩彥。周恩來還讓弟弟周恩壽給周恩彥帶信，叫他好好接受改造，爭取重新做人。

其實，周恩來對他的這位堂弟是很關愛的。1939年周恩來去紹興祖居續寫家譜時，他在紹興周氏“百歲堂”家譜上特意寫下“周恩彥，妻葛少文”，是繼他自己和鄧穎超之外唯一在《老八房祭簿》上寫上夫妻兩人名字的一個兄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不僅在經濟上給周恩彥以適當支持，而且還曾讓周保章、周保庄兄妹先后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和他們夫婦一起過春節，享受天倫之樂，體味家人親情的溫馨。這是在周恩來的20多位侄兒、侄女中很少享受到這樣待遇的兩位。

周恩彥與妻子葛少文生有五男二女，長大成人的共有四位。葛少文去世較早，隻活了36歲。他最小的女兒周保庄15歲就參加工作，曾被評選為全國鐵路系統、省、機務段、婦聯的先進工作者，但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就是加入不了中國共產黨。上個世紀60年代她曾向伯伯周恩來哭訴，提出想登報和父親斷絕父女關系。周恩來諄諄教育這位侄女說：“你爸爸雖然做了對人民政權不該做的事，但是他現在年歲大了，已經不能自食其力了，你現在如果和他斷絕關系就是把他推給國家和社會，更不利於對他的改造。更何況血緣關系還是斷絕不了的。”后來，周恩來的這位侄女在他的教育下，42歲就退休回家，贍養有歷史問題的父親，直到周恩彥最后在她的身邊去世。

周恩來從人民政權誕生起，就一直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家總理等重要領導職務，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是，周恩來在處理他的這些家事時，從不輕易動用自己手中權力去照顧親友或為親友們謀取私利，保持著共產黨人謹慎用權的一貫做法﹔同時，他對自己這些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家屬親友們都能客觀對待，並以自己的博大胸懷付出對他們的關愛，使這些親友們感受到周恩來對他們的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