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鄧穎超在腥風血雨中戰斗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不顧危險，曾在黃浦江畔的腥風血雨中並肩戰斗。鄧穎超晚年這樣追憶崢嶸歲月：“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本文所記述的，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的幾處重要史跡。

　　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后，於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鄧穎超提前由鄂抵滬，“受命處理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的許多工作，緊急處理中央機關遷回上海”。

　　鄧穎超返回黃浦江畔，不畏艱險，立即夜以繼日地開展工作。她很快恢復中共中央婦委組織，並擔任書記，委員有蔡暢、楊之華、李文宜、庄東曉等8人。大家開會時，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為掩護。按年齡排列，蔡暢是大姐，鄧穎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諧音“伍美”作化名。

　　1927年11月，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繼續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等，在上海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隨著中央各機關的逐漸完善，設立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簡稱“直支”，代號“植枝”），由鄧穎超擔任書記。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已來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會計，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此刻，他又接受一項新的任務，就是尋找合適的房屋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熊瑾玎的《自傳初稿》敘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現，去找適當的房子，在四馬路跑馬廳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看有一處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個很骯臟的小巷子出進，全部樓面三大間，正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之用。”那時，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曾稱上海舞台），是“江北大亨”顧竹軒開辦的一座戲院，每天的觀眾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雲南路4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系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與天蟾舞台建筑聯為一體），三開間門面，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他把樓上的3個房間用於出租，在底層辦起“生黎醫院”，為了求治而進進出出的患者也不少。熊瑾玎經反復考察發現，進入“生黎醫院”可直接上樓，其背后那條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樓梯可通行，他認為這是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較適合用作黨的秘密機關。於是，熊瑾玎自稱是外地來滬做紗布生意的商人，與周生賚初步商定租用樓上的3個房間。

　　為了確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的安全，鄧穎超曾裝扮成闊少婦模樣到實地察看。她步入“生黎醫院”，悄悄走上二樓，注視著3個房間，覺得很滿意，便對在旁的熊瑾玎說：“‘熊老板’，難為你找到這麼個地方。一般人很難想到，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敵人眼皮底下，共產黨的政治局會在這裡開會辦公。”

　　不久，“福興”商號正式開張。中共中央鑒於如此重要的秘密機關僅靠“熊老板”一人難以應付，又調湖南籍年輕女黨員朱端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國家建設部副部級干部)來做“老板娘”。鄧穎超囑咐朱端綬：“你和‘熊老板’編在一個黨小組，和我保持聯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好政治局的會議，做好放風工作，也可幫‘熊老板’管理些中央機關的賬目。”朱端綬的《自傳》提及：“這裡一共三間房，外間辦公，內間是臥房，后房是廚房。我和熊瑾玎對外是夫妻，對內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覺。我每天吃好晚飯，做好我應做的工作，就到內房把門拴好，自己看書學習。”熊瑾玎、朱端綬朝夕相處，配合默契，共同開展艱險的秘密工作﹔由於志同道合，兩人很快心心相印。

　　在1928年中秋節前一天，熊瑾玎寫了一首詩給朱端綬：“小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同心今締結，共度百年春。”熊瑾玎在詩中，表達了對朱端綬的真摯感情﹔她深受感動，但因腼腆未馬上應允。次日，周恩來興沖沖過來對兩人說：“今天是個好日子，天下親人團圓賞月光，你們結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他們都欣然答應。於是，花好月圓的佳節之夜，熊瑾玎和朱端綬在附近一個飯店舉行簡朴的婚禮。

　　由於熊瑾玎、朱端綬的細致和謹慎，加上有戲院、醫院掩護人員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在敵人的不斷搜尋下歷時3年而安然無恙。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談道：“那時，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都沒有遭到破壞。后來，大概由於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央才放棄了這個機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綬退租搬離該處。后來，底層開了商店，樓上成為民居，並擴建“假三層”。1946年，周恩來曾數次來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看看，但因工作繁忙無暇分身，遂派司機開車送隨行的熊瑾玎、朱端綬過去，並囑咐拍幾張照片以留作紀念。

　　如今，在瀘中央政治局機關已修復，正在抓緊展陳工作。

　　中央組織部機關遺址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設於上海北成都路麗雲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號，系一幢坐北朝南的兩層石庫門房屋，這裡除了有一位部長，隻配備一位秘書和幾位干事，任務很繁重。平時，由秘書具體負責日常事務，相繼寓居底樓的惲代英、陳潭秋、余澤鴻、何成湘都擔任過這個職務﹔時為干事的黃玠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全國工商聯黨組副書記、秘書長）住在前樓，他后來回憶：“此處后樓是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地點，周恩來一直爭分奪秒地工作。”

　　當年，周恩來在清晨或深夜，常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辦公。除了大量常規工作，在困境中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同志都會找到這裡，由國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此報到，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來總是盡可能親自找他們談話，從政治形勢到工作怎樣開展等都談得很透徹﹔各地來報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見面，他也盡可能滿足要求，並耐心地聽取匯報，指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熱忱給予具體指導。還有，毛澤東代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紅軍中黨代表傷亡太多，希望中央和兩省派可作黨代表的同志至少30來人”，周恩來閱后立即作批示，由相關部門派去30名工人出身的黨員。

　　當年，黨內閱讀的刊物很少。鄧穎超曾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干事，她經與中央直屬機關支部成員商量，決定創辦一份《支部生活》。周恩來對此熱忱支持，並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向“直支”建議：“必須注重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問題”，“將過去的記錄匯刊的方式改變過來”，“得到實際灌輸的收益”。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滬問世，以毛邊紙印刷，每月出版一至兩期，每期5000字至1萬字，出於安全考慮曾採用諧音的“志夫新話”等封面﹔起初每期印行75冊，后逐漸增加。鄧穎超作為主編，對《支部生活》的編輯非常重視，一直注意從多方面地了解黨員思想狀況，以便有針對性地組織稿件﹔她還以“直支”名義在刊物上登出啟事，動員大家都來寫稿。現所見的該刊最后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印行的第三十九期。可以說，它對於從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加強黨的機關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如今，中共中央組織部舊址原建筑已不存，它的遺址融入上海靜安雕塑公園。

　　中央辦公廳機關遺址

　　在中共中央駐滬期間，上海曾有一個“中央辦公廳”。據黃玠然回憶：“1928年，那個時候中央剛剛搬到上海，黨的工作剛剛開始，在上海同孚路柏德裡700號的一個兩樓兩廳的房子，那是中央的一個機關……實際上這個地方負責處理中央機關的日常工作，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當然，這是黨內同志對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的簡稱。

　　上海同孚路柏德裡700號（后門牌為石門一路336弄9號）系一幢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原建筑已不存)，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這裡用於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黃玠然曾說：“那時候，周恩來和鄧小平每天都來這裡辦公，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來請示工作。鄧小平作為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處理解決機關事務性問題和技術性問題的事情。中央和各部門、各地區來請示的問題，如要人、要經費、匯報工作和請示中央的問題等，周恩來能解決的就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和重大的問題，他就交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決定。周恩來實際相當於黨內的‘總管’。我當時在黨刊工作，也是去請示工作，在那裡頭一次見到周恩來和鄧小平。”由於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各地黨組織前來請示工作的人比較多，有時大家還要坐在樓下客堂間裡等候。

　　根據“機關家庭化”的隱蔽工作要求，“中央辦公廳”也以住家的形式為掩護，彭述之夫婦、黃玠然夫人楊慶蘭、陳賡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東或房客的身份寓居於此，參加機關工作。

　　那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設於上海愚園路享昌裡418號（今愚園路1376弄34號），瞿秋白為編委會主任﹔為了避開敵人的查禁，該刊先后用過《中央半月刊》《新時代國語教授書》《平民》等封面。《布爾塞維克》的稿件都由中央秘書處派人送到“中央辦公廳”，經審定再交給黨的秘密印刷所印行。

　　如今，“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原建筑已不存，它的遺址位於今石門一路、北京西路東南側。

　　中央秘書處機關遺址

　　當年，中共中央秘書處是上通下達的重要樞紐。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27年“年底（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8年“11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根據周恩來建議決定改中央秘書長為中央事務秘書長”，“11月14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決定鄧小平擔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領導中央機關秘書處的工作”。鄧小平善於統一調度、合理安排，保証秘密機關在險惡環境裡正常運轉，直至1929年夏被派往廣西工作，由余澤鴻接任。

　　從1928年夏開始，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設於上海青海路善慶坊（今青海路19弄）21號和小沙渡路遵義裡（今西康路24弄）11號，它們均系坐北朝南、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屋。這兩個地點，也是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的活動場所，鄧穎超在此開過“直支”會議，商量過《支部生活》編輯事宜。周恩來常來此檢查工作、起草重要文件，或與別的中央領導一起參加組織生活，並指導編印刊物《秘書處通信》，便於各地黨組織規范秘書工作﹔他還多次提議制定相關規則，如1929年10月的《中共中央秘書處過去的缺點和最近的工作計劃》明確它“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執行機關”，1930年1月的《中共中央秘書處的組織及其工作報告大綱》指出它“是黨內機要工作的總匯”。

　　中共中央秘書處內部分成文書科、內部交通科（也稱內埠交通科，簡稱“內交科”）、外部交通科（也稱外埠交通科，簡稱“外交科”）、會計科、翻譯科﹔有的科還設立二三人的小組，如文書科下有收發處、藥水密寫處、繕寫油印處、文件保管處等。它“總攬中央各種技術性工作”，主要任務是刻印、密寫、收發和分送文件，通過秘密交通網與各地黨組織聯絡，收集、管理和匯兌黨的經費，以及同共產國際聯系等。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過的張紀恩（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煤礦管理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晚年仍清晰記得，小沙渡路遵義裡是油印處所在地，負責將中央文件用藥水密印在字畫、手絹、線裝書等的背面，由交通員傳遞出去﹔而在青海路善慶坊，惲代英“踏進工作地點，坐下椅子，就立即動手寫稿……一篇《每日宣傳要點》，從開始動筆，到印好，不到半小時就完成”。

　　還值得一提，中共中央秘書處為了適應工作需要，由“外交科”對北方線、南方線、長江線3條主要交通線進行調整，並選調不少骨干充實交通員力量﹔外交科的聯絡員和交通員按照路線分工建立聯系，各省黨組織也拓展區域內的交通網絡，因而形成了環環相扣的秘密交通網。

　　好多年前，筆者曾赴醫院探望病中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王堯山，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滬開展過黨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首往事時說：“當年善慶坊、遵義裡的中央秘書處機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運轉基地！”

　　如今，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兩個舊址均已不存，其遺址分別位於今上視大廈旁綠地、上海恆隆廣場。

　　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在中共中央從武漢回到上海后，決定在滬成立情報保衛機構，並由周恩來負責。1927年冬，他籌建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一個秘密機關，設於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這是一幢磚木結構“假三層”新式裡弄房屋。

　　1928年11月，周恩來鑒於通過秘密交通網、交通站進行聯絡速度緩慢，決定由中共中央特科籌建電台。面對一無專業人才、二無電訊器材的情況，周恩來找來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的李強和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要求兩人克服一切困難，鑽研無線電通訊技術，並制造無線電收發報機。那時，國民黨當局在市場上對無線電設備實行嚴密控制。李強就購買外國大學教材反復琢磨，並設法進入無線電工廠巧妙地學，還搞到一家儀表公司的產品悄悄拆裝﹔接著，他又與無線電器材商交朋友獲得相關零部件，再參考外國無線電雜志上的線路圖試裝成了無線電收發報機。張沈川則化名張燕銘考入上海無線電學校，結業后又在國民黨軍隊的電台實習兩個月，熟練地掌握了無線電收發報技術。

　　中共中央還從各地抽調數名年輕黨員來上海，由李強、張沈川進行技術培訓，參加者有曾三、伍雲甫、黃尚英、蒲秋潮等。

　　1929年秋，李強、張沈川密切配合，使中共中央第一個秘密電台落戶於大西路福康裡9號（后門牌為上海延安西路402弄9號，遺址位於今美麗園大廈），數月后轉移到別處。這個電台功率僅50瓦，由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收發報，還有一些同志協助工作﹔不久，李強、黃尚英赴香港，又在那裡設立分台。翌年春，曾三、伍雲甫等從上海到達瑞金﹔當紅軍繳獲國民黨軍隊的一部電台時，駐滬中共中央與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之間實現了無線電通訊。

　　1930年9月，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迫切需要更多無線電技術人才。於是，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巨籟達路四成裡12號（今巨鹿路391弄12號，現為民居）開設黨的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為了掩護活動，門外挂“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招牌，底層搞成車間模樣﹔二樓為教室兼宿舍，亭子間為教員辦公室。該訓練班由李強實際主持，張沈川擔任教員並負責報務，吳克堅分管行政和財務，方仲如教電學並負責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生活管理﹔學員由中共廣東、江蘇、湖南、福建省委選派，共10多人，進行集中培訓。然而，至12月中旬，該訓練班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破壞﹔隨后，李強、伍雲甫、毛齊華等繼續在滬分散培訓無線電技術人才。這為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共中央特科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不僅在險惡環境中保衛了中央大多數秘密機關的安全，也保証了中共六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和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等會議在滬順利召開。

　　尤其令人驚嘆的是，中共中央特科誕生僅兩年，就巧妙打入敵人的要害部門，如錢壯飛在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李克農、胡底分別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天津長城通訊社掌管國民黨特務機構情報事務，他們互相配合，被稱為“龍潭三杰”，成了三把刺入敵人心臟的利刃。1931年4月，掌握大量核心機密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將乘船赴南京供述，當地國民黨特務向徐恩曾發電報邀功﹔電報落入錢壯飛手中，黨組織及時得到了消息。周恩來等果斷指揮中共中央機關和相關同志迅速轉移，最終化險為夷，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5月，周恩來和妻子到上海北四川路永安裡44號（今四川北路1953弄44號）親戚家隱蔽，鄧穎超后來想起這段經歷時說：“我們當然隻能是內緊外鬆、處危不驚，否則造成不必要的驚慌必影響大局。”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31年“6月22日，隱蔽在周恩來寓所的向忠發擅自外出過夜后被捕。周恩來聞訊，立即組織營救。獲悉向忠發叛變，即親往寓所附近觀察暗號，查實后迅速隱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停止聯系”。“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廣東汕頭、大埔，從福建永定轉往中央蘇區。”

　　1981年冬，陳雲在接見中共中央原特科工作者座談會代表時，感慨地說：“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斗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斗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

　　如今，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基本保持原貌。由於中共中央特科英勇奮戰的故事常出現在影視劇中，許多人都前去探訪這個珍貴紅色史跡。目前，它已修復，正在抓緊完成展陳工作。

　　（作者為政協上海市第十二屆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