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因何事對張國燾發火？

　　插圖/傅堃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驚濤駭浪、人生起伏，毛澤東經歷過戰場的絕地生死，經歷過被排擠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卻都付諸笑談，最讓他感到“黑暗”危機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張國燾陰謀分裂中央、分裂紅軍，這是毛澤東個人的“至暗時刻”，也是黨和紅軍面臨分裂，生死存亡的關頭。

　　最糟的情況終究沒有發生。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過程中，一大批共產黨人的堅毅抉擇和勇敢擔當，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最終是張國燾陰謀破產，三大紅軍成功會師，長征勝利。

　　最高禮遇

　　1935年6月25日，夾金山下的兩河口，清早剛剛布置好的歡迎會場，就被接踵而至的陰雨籠罩了。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在會場忙碌。他們剛剛率領中央紅軍即一方面軍，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接上頭。這次專門布置會場，是要迎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到來。

　　毛澤東早就派出電話兵，爬到五裡以外的山上觀望，做好迎接准備。會場所在地是一片山間坡地，從西北的夢筆山和東北的邛崍山流過來兩條溪流，到這裡匯合，故名兩河口。負責中央保衛工作的鄧發和羅瑞卿選中了這個地方，調來工兵干了三個小時，伐木墊土拋石，上邊就著自然坡勢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邊用沙土鋪平地面，代替歡迎貴賓的紅地毯。周圍沒有房屋和牆壁，歡迎的標語就挂在樹枝上。

　　會場顯得寒酸。這也恰恰反映了當時中央紅軍的狀況：長征以來，數月長途行軍，沒有根據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下疲於奔命，傷亡加之掉隊、逃跑，這支隊伍已經“拖得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與相對兵強馬壯的四方面軍聯系上繼而會師，可謂絕處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從敵人的包圍中突出去。

　　上千紅軍戰士集合列隊，在風雨中焦急等待。隊伍演練著陸定一前一天新編的《兩大主力紅軍會師歌》。這首歌后來被改了詞，成為人們熟悉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歌》。

　　雨勢突變，粗大的雨點打下來，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個人身上都透濕，但沒一個離開會場。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報有一行人馬正在前來，中央領導人從毛氈帳篷中走出來，准備歡迎儀式。

　　中央領導人迎出三裡之外，等候在路邊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一字排開，他們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后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軍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負責人），連病中的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王稼祥（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這是中央給予張國燾的最高禮遇，也是紅一方面軍給予兄弟部隊的最高敬意。

　　張國燾一行十余人鞭打著高頭大馬，飛馳而來。毛澤東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甚早。早在1919年，毛澤東北上北京，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1949年定都北京時，毛澤東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北大圖書館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場所，當時已是學生運動風雲人物的張國燾，經常在那裡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驅人物高談闊論。

　　在長征的隊伍中，隻有毛澤東、董必武和張國燾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當時不是中央領導，毛澤東年齡比張國燾大5歲，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1927年八七會議上才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進入政治局，1935年遵義會議增補為政治局常委。而張國燾在一大后就進入三人中央局，陳獨秀是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此后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

　　張國燾起初分管工人運動，曾領導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多次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周旋於國共兩黨的上層，還代表中共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見過列寧。

　　1931年，張國燾懷揣王明“尚方寶劍”來到鄂豫皖蘇區。甫一到來，他便對根據地黨和紅軍領導機構進行改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擔任書記兼軍委主席，總攬黨政軍大權。

　　1932年，迫於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轉戰西進，在陝西和四川邊界創建川陝蘇區。

　　1935年1月22日，剛剛結束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聯系上了紅四方面軍，電令“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紅四方面軍也踏上了長征之路。

　　現在紅四方面軍與中央會合了，但是若論起資歷來，黨中央所有領導人，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張國燾。

　　“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張國燾的張狂不只是因為他在黨內的深厚資歷，更來自他手中掌握的實力。

　　起初，張國燾並不了解紅一方面軍的規模。他派出與中央紅軍聯絡的先頭部隊，沿途貼了不少大幅標語“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三十萬”這個數字，看得中央紅軍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個標語，“三十萬”是張國燾要寫的，數字是他“推算”出來的。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鎮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隻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現在我們發展到了八萬人，按五倍計算他們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隻提三十萬，已經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后來兩軍的關系。他說：“會師后的事實証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指戰員議論紛紛。”

　　張國燾如此為會師之前的紅一方面軍“虛張聲勢”，是何用意？恐怕隻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紅軍的全部人數，光看一眼兩河口會師時的中央紅軍，張國燾就足有顧盼自雄的資本了。

　　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一路惡戰不斷，此時早已是人困馬乏。部隊出發時八萬多人，到懋功時還剩下一萬余人，而且槍支彈藥很少，衣著也不整齊，破破爛爛，五顏六色都有，就是領導干部也不成樣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氌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個破口袋。

　　反觀8萬多人的紅四方面軍，他們原來在物質條件較優的四川通南巴地區，部隊離開根據地才一個多月，打的仗也不多，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幾個背簍，裡面裝著臘肉、香腸之類的各種物資。

　　無論從服裝、裝備、給養、軍容，到戰士身體情況、精神狀態，中央紅軍都遠遜於四方面軍。對於這種差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幽默地形容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而張國燾，更是有意讓這種差別顯示得更明顯。早在6月14日派出先頭部隊與中央紅軍接頭時，張國燾就傳下話來：“要拿出全套派頭來，不要丟了自己的臉。”

　　等到他自己親自來，更要好好顯示一番。他的坐騎是雪白的高頭大馬，在隊伍中異常醒目。十余個警衛人員也是一色騎兵，人高馬大，迅捷如飛。

　　會師的氣氛自然是親切的，熱烈的，但是在親切和熱烈之后，中央領導人們很快感覺到了，張國燾不像是一個趕來與同志會師的戰友，而像是一個對窮親戚炫耀財富的老爺。

　　這種情緒，連李德這位德國人都看出來了。他后來回憶道：“六月中旬，中央縱隊到達兩河口。張國燾，一個高大的，儀表堂堂的，四十歲左右的人，像主人對客人一樣接待了我們。他顯得很自負，看來已充分意識到了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行政上的權力。”

　　由於中央紅軍保持著搜索前行的陣型，大部隊分散各處，並沒有集中到會師地來，張國燾一時看不出中央紅軍的總數，他便尋機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熱烈的慶祝會師大會后，張國燾首先找到了周恩來。

　　周恩來對張國燾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風度翩翩的周恩來，最激烈的一次發火就是針對張國燾。

　　那是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負責前敵委員會工作。起義工作一切就緒的時候，張國燾來了，一見面就亮出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該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一聽這話大家都急了。周恩來激動地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隻有辭職！”他說話時動了怒，氣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來一生中罕見地拍桌子。

　　幾年后再見，一番寒暄之后，張國燾問，你們現在還有多少人？周恩來對張國燾此問有所警惕，沒有直接回答，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有多少人？張國燾說，十萬。這個數字其實夸大了些，紅四方面軍實際人數在八萬人左右。

　　於是，周恩來也虛報了中央紅軍的人數，但是中央紅軍的家底在那裡擺著，沒法太夸大，隻能說：我們有三萬人。

　　張國燾可能不相信這個數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與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期間有過短暫的接觸，了解不深，也沒有戒備意識。他后來在自傳中這樣解釋：張國燾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過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張國燾問：“你們還有多少人？”

　　朱德以實相告：“兵沒有了，隻剩下骨干了。全軍總數也就1萬多人。這1萬多人許多都挂了彩，還有些生病，戰斗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聽到中央紅軍僅有1萬多人，張國燾的臉色都變了。朱德這樣回憶。

　　苦心讓位

　　兩河口會師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當地一座廟宇裡召開了著名的兩河口會議。據文獻記載和多數當事者回憶，這次會議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不但有中央委員，還有中央紅軍各軍團主要領導等。

　　紅四方面軍隻有張國燾一人參加會議，這也是他從蘇聯回國四年后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

　　矛盾在兩河口會議上就出現了。張國燾和中央的進軍計劃存在著嚴重分歧。

　　周恩來先闡述了北上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主張﹔張國燾則鼓吹其南下的主張，即“川甘康計劃”。毛澤東聽后馬上反駁，“川甘康計劃”將使一、四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被敵人封鎖於此，將成瓮中之鱉……

　　三個多小時討論下來，與會者大都支持北進計劃，張國燾表面上服從了多數，內心卻盤算著自己的主張。對此中央其實已經察覺。兩河口會議后發布的決議中，特別說明：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斗爭中的主要危險。這話意在不點名地敲打張國燾，可他根本不以為意。

　　幾天后，准備率領中央慰問團趕赴四方面軍的劉伯承，卻在一早看見張國燾正和毛澤東爭吵。張國燾大聲說：“我們跑來還聽你毛澤東的指揮呀！”會師的喜悅還不到半個月，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增補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成員。

　　中央此舉，主要是為了解決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的統一指揮問題，畢竟紅四方面軍擁有8萬人馬，需要通過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特別是張國燾去指揮。

　　可是，手握數倍於中央紅軍兵力的張國燾，胃口遠不是一個“軍委副主席”能滿足的。

　　張國燾帶著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進兵計劃回到了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的理番，轉臉就變。第二天他就致電中央，提出相反計劃。

　　中央堅持既定戰略方針，並下達作戰計劃，張國燾便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對守敵很少的鬆潘圍而不攻，導致功虧一簣。

　　這讓主持草擬鬆潘戰斗計劃的周恩來，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過雪山以來，周恩來身體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后來才確診是肝膿腫——一種急性肝炎。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后長出了腫瘤，與膀胱癌一道奪去了周恩來的生命。

　　鬆潘錯失戰機的這段日子，張國燾授意四方面軍干部們一再給中央發電報，一會兒“提議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一會兒“提議由張國燾出任軍委主席”，如不這樣，就難以集中軍事領導，無法順利滅敵。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權。

　　中央起初不予回復，但張國燾指使下屬一封封的電報“逼宮”，大有不給“位子”就不動之意。

　　張國燾畢竟掌握著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他領導這支軍隊長達5年，已經通過殘酷的“黨內斗爭”和內部“肅反”，形成了家長制統治。李先念說：“張國燾是中央派來的，都迷信張國燾。有人說四方面軍不尊重中央，確實有些冤枉。那時一聽說是中央來的，比聖旨還尊重。”

　　中央隻能策略性地向張國燾做出一定讓步，以維護紅軍團結。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

　　毛澤東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隻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張聞天主動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澤東認為不妥，“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左右為難之下，周恩來撐著虛弱的病體，示意願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

　　毛澤東指定彭德懷的三軍團負責照顧周恩來。彭德懷扔掉紅三軍團僅存的2門迫擊炮，騰出40名戰士來輪流抬周恩來的擔架。他說：“別說是2門迫擊炮，就是200門、2000門大炮也不能換我們1個周副主席。”

　　彭德懷后來高度評價毛澤東的斗爭藝術：“毛主席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后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關於這段歷程，一年后，中央書記處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們認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轉變國燾與爭取四方面軍，必須採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針，因此除對黨的路線堅持原則外，其余均向他讓步。”

　　“呂端大事不糊涂”

　　鬆潘貽誤戰機，致使敵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國民黨薛岳部也已進抵鬆潘東面的平武、文縣策應，紅軍腹背受敵。　（鞏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