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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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搭乘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前往歐洲。這一路途經西貢、新加坡，穿越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再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12月中旬到達法國南部的著名港口——馬賽，歷時36天。這是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批赴法勤工儉學，周恩來等197名學生大多住在郵船的最底層的統艙裡。

這時，周恩來隻有22歲，卻已經是第三次遠足了。行前，他將前兩次遠足的成果：一疊寫滿老師評語的南開作文冊和一本整整一年的旅日日記本等，都包裹起來，委托他的一位要好同學保管。事隔30多年后，當這些翔實記錄周恩來心路歷程的珍貴材料再次回到周恩來手中時，他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了。

第一次遠足：北上津門

1910年春，12歲的周恩來隨著回鄉探親的三堂伯父周貽謙來到東北。他后來說：“12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周恩來先入遼寧鐵嶺的銀崗書院，后入奉天（今沈陽市）第六兩小學堂（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丁班讀書。從私塾學習到新式學堂念書，他眼前的天地開闊許多：讀到了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等﹔訂閱了《盛京時報》，養成了每天讀報、關心時事的習慣﹔堅持室外體育鍛煉，並習慣了吃高粱米﹔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作文尤為突出。

1912年10月，周恩來寫了一篇作文《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他認為：中國要圖富強，應該從根本上做起，把教育辦好，學生應該成為“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校長和教師“諸公為國家造人才，當殫其聰明盡其才力”，主張“教育美滿，校風純正”。這篇作文被評為甲等作文，第二年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覽會上展出，並作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的《學校國文成績》和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等書中。

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麼？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助父母記賬，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唯有周恩來堅決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老師未聽清，又追問了一句：“為了什麼讀書？”周恩來大聲斬釘截鐵地說：“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從此，“為了中華之崛起”成了他一生的信條。

1913年春，周恩來隨四伯父周貽庚搬到天津，考入南開學校，編在一年級己三班（后改為丁二班）。天津南開學校是一所聞名全國、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私立學校，創建人是做過清朝翰林、學部侍郎的嚴修和曾在美國受過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經過南開學校4年的學習，周恩來人生的變化就更大了。

入學之初，周恩來的國文成績“早露頭角”而“英文非佳”，經發奮苦讀，很快趕上，各科成績均優。

他還是那麼關心時事，讀到了《民權報》《民立報》《大公報》，讀到了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讀到了司馬遷的《史記》、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等等。

他經常利用假日和課余時間，為學校刻蠟版，抄寫教學講義，以補貼伙食費，減輕伯父的經濟負擔。

他是一個課外活動積極分子，學校也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1915年10月在南開學校成立11周年紀念會上，他參加了新劇《一圓錢》的演出，不僅從最初劇本到制作到劇務都親力親為，還扮演了劇中女主角孫慧娟。該劇后在京津兩地演出，均引起轟動，特別是周恩來扮演的女主角孫慧娟形象，得到了觀眾和專家的一致稱頌。在周恩來的作文《本校十一周年紀念新劇〈一圓錢〉記》后面，老師評價道：“前半敘事，用錯綜參伍法，筆不平沓。入后按時系言，激昂慷慨。”

《周恩來早期文集》收錄了50多篇他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作文，篇篇有老師的評語，“筆酣墨飽，娓娓動人”“並能按切時局”“茹古涵今，閎中肆外”“青年有此文字的，是不可限量之才”。他“中外史事熟於胸中”，這裡有“成湯之盛跡”“幽厲之驕淫”“群雄之割據”等中國典故，有老子與赫胥黎、項羽與拿破侖之中西比較，但還沒有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階級斗爭學說等，還沒有“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甚至連馬克思的名字也鮮有提到，這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狀態一致。

校董嚴修十分器重周恩來的人品和才華，曾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他。校長張伯苓稱贊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第二次遠足：東渡扶桑

1917年9月，19歲的周恩來由天津登輪東渡日本留學，他的四伯父周貽庚、校董嚴修等都給予了資助。

行前，他給同學寫下了臨別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他還寫下了那首抒發他青年時期救國救民出水火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來旅日日記》記錄下了周恩來這段珍貴的人生旅程。《周恩來旅日日記》始於1918年1月1日，止於1918年12月23日。每篇日記的內容包括：氣候、溫度、修學、治事、通信等提要部分和日記的正文部分。這整整一年的日記，真實記錄了周恩來旅日期間近一年中每日的學習、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緒的變化，特別是記錄了他思想上所發生的重大轉折。

1918年1月1日：“今日是陽歷的一月一日，中華民國七年也，我的日記就從今日記起。但願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個紀念。”

1月8日：“冷風刺骨。”“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異常，不知所以。”“我是父母雙亡一支中還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諒人，叫我們這支四房頭鰥寡孤獨全都佔全了，真真是可憐，可慘到極項了！”周恩來過繼給十一叔，便是孤兒了。

1月11日：“……我現在唯有將家裡這樣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時時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費，那時候心就安多了。”周恩來一心想考個官費學校，便也可減輕四伯父的負擔。

2月9日：“（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勸其讀《新青年》。”周恩來重新閱讀夾在行李中的《新青年》3卷4號，繼而找來全本。《新青年》的主編是陳獨秀，被這本雜志所警醒起來的人，后來有一部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周恩來就是其中的一個。陳獨秀剛給他來過一封信，他也剛回了一封信。

2月11日農歷正月初一：“先乘著今天是元旦，立個這年內應行的方針……做個舊歷元旦的開筆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

2月15日：“提要：（修學）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治事）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我從天津臨動身的時候，雲弟給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號，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裡頭越發高興。頓時拿著去看，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裡頭安靜了許多。”周恩來讀的《新青年》第3卷第1至6號“全份”，出版日期是1917年3月1日至8月1日，盡管這是他南開畢業前后的舊雜志，但裡面的文章深深地吸引著他。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所寫的文章和“二十八畫生”所寫的《體育之研究》，都讓他振奮。其中，陳獨秀的《近代西洋教育》正是在周恩來南開畢業時陳獨秀到南開的演講稿，可當時周恩來隻關注梁啟超、蔡元培的演講，而對陳獨秀的演講印象不深。

2月16日農歷正月初六：“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准的。來到日本，所講的‘無生’主義，確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后要按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他。我願意自今日后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周恩來所要拋棄的，就包括他在日記中曾經記述的宗教迷信思想、錯誤的婚戀以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的思想影響等。

4月23日：“今天晚上，我到‘東京堂’去買書，抽個空兒看一看新出來的雜志。見著一本新近出版的《露西亞研究》……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恐怕要拿俄羅斯作頭一個試驗場了。”偶然中有必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首先給身處日本的周恩來等人最先“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經過《新青年》的閱讀、探求，周恩來在日本“初識”馬克思主義：他讀到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以及《新社會》《解放》《改造》等雜志，同時也讀到了介紹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他利用能直接閱讀英文和日文書籍的便利條件，閱讀了大量涌入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流派的雜志、書籍等，潛心研究、認真思考和比較，思想上越來越多地傾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10月20日：“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周恩來在日本“初識”馬克思主義那時，國內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還沒有一本被完整地譯成中文，列寧的作品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

1919年1月，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傳播者河上肇創辦的《社會主義問題研究》雜志創刊，連載他本人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等，周恩來立刻成為這個刊物的熱心讀者。

周恩來東渡日本兩次考學失敗，這時他的母校南開學校決定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傳來。他原是為尋求可以用來“濟世窮”的學問而來到日本，可現在他對日本的社會越來越失望了，他下決心回國學習。臨行前，他把出國前所寫的“大江歌罷掉頭東”的那首詩，抄贈給已經考入日本一學校的同學，表示要“返國圖他興”。

3月，周恩來離開東京，行囊中夾著河上肇等人的書籍和雜志。4月5日途經京都時，周恩來寫下了《雨中嵐山》《雨后嵐山》等幾首詩。“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有如“一線陽光穿雲出”，盡管他當時還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燃起了他探求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地欣喜。

第三次遠足：西赴歐洲

1919年4月中旬，周恩來由神戶乘船離開日本。他謝絕了哈爾濱東華學校校長留他當教員的邀請，於5月中旬返回天津。此時，五四運動烈火正旺。

席卷神州大地的五四運動，改變了周恩來的生活道路，也為他施展人生抱負提供了一個嶄新大舞台。他“天天到南開去”，以校友的身份，致函南開同學會，揭露校方拉攏曹汝霖等擔任校董，借以換取捐助經費﹔他主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被推舉為天津學生報社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他組織學生上北京請願，組織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覺悟社﹔他邀請李大釗到天津講演，指導覺悟社的活動等。

9月25日，周恩來參加南開學校大學部（稍后改為南開大學）的開學典禮，為該部的第一屆文科學生。10月1日，他參加上海、天津、山東、河南等7省市學生代表第二次上北京新華門總統府門前請願活動，負責宣傳和通訊聯絡。在全部代表被捕后的“雙十節”游行大示威中，周恩來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起草停課宣言書。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願。當晚，包括周恩來在內共24人被拘捕，重傷50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慘案。這是他第一次被捕。

於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學習活動開始了。被捕同學共同議定：每天早晨做體操，每晚舉行讀書團，由周恩來等3人組織，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據周恩來事后撰寫的《警廳拘留記》記載，周恩來前后作了多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演講：5月28日“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同馬克思傳記”﹔5月31日“唯物史觀”﹔6月2日“唯物史觀的總論同階級競爭史”﹔6月4日“馬克思主義——經濟論中的余工余值說”﹔6月7日，“馬克思的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產集中說》”。在當時的中國，能作這樣的系統講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來所以能在被監禁的條件下做到了這一點，自然同他在日本時已經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有關。

7月17日，在著名律師劉崇佑的有力辯護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捕學生全部“期滿釋放”。半年多被羈押的日子裡，周恩來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入獄前，他是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積極參加進步活動的學生﹔出獄后，他就逐步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他后來在給友人的信中回顧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歷程時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這應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警語：“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周恩來出獄后，常對周圍的朋友說：“一個青年，不以國家民族的存亡為念，隻追求個人享受，是不對的。”他在積極准備到歐洲求學，到馬克思的故鄉去實地考察一番。那時候國內赴法勤工儉學正掀起熱潮，他的同學在他入獄時就已經成行了。

1920年底，周恩來遠赴歐洲勤工儉學。行前他同天津的《益世報》商定，當他們的旅歐特約通訊員，經常給他們撰寫通信，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嚴修仍然在經濟上給予周恩來資助，在南開學校特設“范孫獎學金”（嚴修字范孫）。他的親友們也給了他諸多幫助。

12月中旬，周恩來在馬賽上岸，1921年1月5日渡過英吉利海峽，到了英國首都倫敦，打算投考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到歐洲，眼前的天地更寬廣了。

1月30日，周恩來致信表哥陳式周：“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唯在求實學以謀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

2月1日，周恩來給天津《益世報》所寫的第一篇旅歐通信《歐戰后之歐洲危機》中，劈頭就這樣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帘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四年來影響所及，欲其求免於窮困也難矣。”“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在列寧領導的蘇俄十月革命影響下，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日益高漲。中國先進知識界曾長期羨慕西方國家的富強，把它看作中國仿效的榜樣，對親身來到歐洲目睹此情此景的中國勤工儉學生來說，這個信念已經動搖，轉向了學習蘇俄。

2月中旬，因愛丁堡大學的入學考試在秋天，而倫敦生活費用昂貴，周恩來從倫敦回到巴黎，在近郊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后又同另4名天津勤工儉學生一起轉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鎮繼續學習法語。

在這裡，他如飢似渴地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並對當時歐洲也十分流行的各種思潮進行了廣泛涉獵。

他在這裡進行社會考察，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動態，經常通宵達旦地給《益世報》寫稿，有時還翻譯一些稿子。他與剛從國內到法國的張申府、劉清揚夫婦見面了，並時常去他們的住處討論問題。這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國內籌建，張申府受陳獨秀和李大釗委托籌建國外組織。周恩來與陳獨秀和李大釗之前也有聯系和交往，故而他們古今中外無所不談。由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2年3月初，周恩來同張申府、劉清揚一起從法國到了德國，住在柏林南郊的一個叫瓦爾姆村的地方，組成旅德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黨的活動。不遠萬裡遠涉重洋、一心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36歲的朱德，也在這裡經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同仁，敘述自己一年來居法感想和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心路歷程：“我以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裡，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周恩來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是短時間的感情激動所致，而是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學習和艱辛探索的理智選擇。在馬克思主義的故鄉，經過考察歐洲社會現實和對各種主義進行細致的推求比較，承接旅日、五四運動直至旅歐期間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思考，周恩來自覺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內還普遍對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情況下，實為中國共產黨之大幸，中國革命事業之大幸！

周恩來在信的末尾，抄錄了他剛剛寫就的一首白話詩：

生別死離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挂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做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那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

坐著談，

何如起來行！

貪生的人，

也悲傷別離，

也隨著死生，

只是他們卻識不透這感人的永別，

永別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邊，

飛向光明，

盡由著你！

舉起那黑鐵的鋤兒，

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種子散在人間，

血兒滴在地上。

本是別離的，

以后更會永別！

死參透了

努力為生，

還要努力為死，

便永別了又算甚麼？

人生之初最緊要處就一二步，走對了，一馬平川﹔走錯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如同蓋房子一樣，地基打得越實越深，上面的房子就能蓋得越牢越高。青年周恩來人生最初的三次遠足，從不諳到初識到認定，牢固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奠定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成長為“全黨楷模”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