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照恩師子女：你我是兄弟

舊社會，父親高亦吾是周恩來總理少年時在奉天（今沈陽）讀書時的老師。1941年父親病危時曾囑咐我：“日后，得知周恩來行址時，可去找他。他會很好地關照你……切記！”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全家生活在山東章丘農村老家。由於生活所迫，1949年7月，我按照父親的遺言，試著給周總理寫了一封長信寄往北京。沒想到很快就接到總理要我去北京的復信。8月，我來到北京。接待我的是總理辦公室的楊秘書，他給我換上一身中山服，並給我50元錢，還告訴我，總理近來很忙，讓我安心等候。

1950年12月3日，總理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今天下午總理要見你，現在就來吧。”進了總理辦公室，總理迎上來親切地握著我的兩手。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藹的態度、爽朗的笑語，像和煦的春風吹進了我緊張拘束的心。

落座后，總理說：“今天見到你非常高興，我對你父親高亦吾老師印象最深了。”他詳細詢問了我父親病逝經過和我母親的身體狀況后，便追憶起和我父親在一起的往事。總理說，我十三四歲在奉天（現沈陽）東關模范學校讀書的時候，各方面都虧了令尊的關懷，他向我介紹許多好書，其中年輕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鄒容的《革命軍》對我影響很大……高老師經常在課堂上慷慨激昂地宣傳革命思想，講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悲壯事跡……

總理還問我：“以前我與令尊的來往信件還有沒有？”我說沒有了，很可惜。總理說：“我受教育於高亦吾老師，獲益匪淺，迄今尤甚感念，記憶猶新。”總理又說：“沒有高老師的教導，我就沒有今天。”總理最后勉勵我要努力學習，好好工作……

1953年下半年，中央機關人員下放充實基層，我積極報名申請下放，總理非常高興，親自召見並鼓勵我說：“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親朋好友，應事事帶頭，下去后要依靠群眾，團結群眾，做好工作。”我激動得難以措詞，隻有熱淚盈眶地握著他的手說：“請總理放心！”總理笑著說：“以后不要老總理總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就這樣，我來到了淄博礦務局，局檔案室就是我建立起來的。

1961年7月總理來信邀我去北京歡聚，我和愛人及孩子收拾行裝匆匆起程。國務院交際處張處長接見了我們，說：“總理近日連續接待外賓，忙於國事，實在無暇，請安心等待。”安排我們住在虎坊橋旅館。

8月21日，我們去見總理。離總理辦公室還很遠，我就看見總理站在高高的漢白玉台階上，微笑著向我們招手。

總理首先和我愛人李玉英握手，接著移向我，兩手撫著我的雙肩，凝視良久說：“你是個胖子，怎麼這樣瘦了？”我一時語塞，由於激動，感情無法抑制，眼睛模糊，熱淚縱橫。待心情稍稍平靜下來，我這才發現總理那日益增多的白發和深深的皺紋，知道他為國事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心情不禁沉重起來，悔不該全家來打擾總理。

總理見我神色不安，似乎洞悉了我的秘密，於是爽朗地笑起來，俯身對著孩子，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最后把小女兒抱起來走進會議室。總理提議同我們合影，親自為我們安排位置，他站在我們五口人中間，兩手分別扶著大女兒和小兒子的肩膀，照相機“咔”的一聲，拍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在京期間，總理因工作忙，就派了一名科長陪我們參觀游覽。轉瞬之間將近一個月，我們准備回程，總理再三挽留，我們實在不忍心再分總理心神，決定動身，總理給我母親拿上燕窩，贈給我們咖啡和白糖（當時白糖很缺）等珍貴食品。

是年12月19日，我妹妹代母親給總理寄去一信，准備歲底進京探望，總理於同月29日親筆給母親寫了回信——

榮萱師母：

10月16日和12月19日兩信均悉，來信說您和兆中想在春節前來京，時值假期，車輛擁擠，特別是天氣寒冷，您年高體弱，恐難堪旅途勞累，屆時我是否在京尚難料定，恐您途勞往返，我甚不安。我意您勿來為妥。現附上老師放大照片一張，請留念。專復。

問兆甫夫婦、兆中均好。穎超附筆問候。

周恩來

1961年12月29日

1962年總理因惦記年邁體弱的師母，匯來人民幣100元讓母親滋補身體。1963年母親病故，總理聞訊立即令總理辦公室來函：“來函收到，已轉告總理，總理希望你節哀，寄去100元作為安葬補助。”

1965年8月底，我致函問總理近況，總理值班室復信說：“你8月31日給總理的來信收到了，已轉告總理和鄧大姐，總理和鄧大姐很高興……”1976年總理與世長辭，噩耗傳來，我們頓感天傾地陷，准備進京吊唁，動身前接到鄧大姐身邊工作人員發來的電報：大姐囑外來人員一律不請，千萬不要來京。希諒，謝謝！

我們深深理解那時鄧大姐的處境和心情，隻有噙淚延頸矚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