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與柯西金的較量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系全面惡化。蘇共高層中的“鴿派”柯西金曾多次到訪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數度會晤。其間一些頗有意思的故事和細節，是人們未必完全知曉的。

毛澤東的“天馬行空”

柯西金在蘇共政壇幾起幾落，可謂久經磨煉。他1953年12月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6年被赫魯曉夫免職，1957年恢復職務，參與了1964年推翻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在蘇共中央，以柯西金和安德羅波夫為首的“鴿派”相對溫和，主張慎重行事。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柯西金當選部長會議主席，《人民日報》發表《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停止了過去幾年對蘇聯的高調批評。同時，毛澤東決定，1964年11月初，由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試探赫魯曉夫下台后的蘇共中央對華政策。但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祝酒時，居然對周恩來和賀龍說出“我們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搞掉毛澤東，讓我們兩國關系恢復正常”這樣的話。

中蘇關系陷入更大的危機中。在柯西金的建議下，勃列日涅夫決定，1965年2月柯西金在出訪越南時，要充分利用專機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機會，與中共高層領導人接觸，力爭緩和關系。

去越南途中，柯西金停留北京，與周恩來多次談話。1965年2月11日，越南歸來途中，柯西金與安德羅波夫再次停留北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與毛澤東見面。毛澤東靠在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吸著煙，一場哲學意味的會談即將開始。

談及中蘇論戰，毛澤東說，我們贊成你們搞公開論戰……沒什麼可怕的嘛。我給羅馬尼亞代表團講過，公開爭論，有什麼不好，一是天塌不下來﹔二是樹照樣長﹔三是河裡魚照樣游﹔四是女人照樣生孩子……

柯西金忍耐不住了，他說，我們主張的公開論戰，是理論性的公開論戰，而不應在論戰中侮辱人或給別人扣帽子。

毛澤東馬上不無諷刺地說，那種公開論戰不痛不痒，有什麼味道呀！我贊成你們那個前年7月14日的信（即1963年7月14日，赫魯曉夫主持下的蘇共中央發出的《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該信對中共進行了公開指責），也贊同去年2月蘇斯洛夫的報告那種公開論戰。

兩人談話中出現了激烈爭論的場面。蘇方的中文翻譯一是由於中文水平並不高明，二是被兩國領導人當面大聲嚷嚷的場面嚇呆了，主動要求撤出。於是，由中方的閻明復為柯西金翻譯。

毛澤東話題一轉，談到蘇聯即將召開的三月會議，話裡頗有玄機地對柯西金說，周恩來總理同你談過，他勸你們不要開3月1日那個會。我是教條主義者，擁護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贊成你們開會……但我們不參加。

柯西金提出異議，說這個會不僅是我們自己想要開的，是許多兄弟黨提出來的，而且你們過去也建議過。你應該考慮到莫斯科在去年10月中央全會后出現的新條件和新情況。毛澤東說，我們是看到了一些情況。柯西金說，我們現在就可以讓步，同志式的，出於尊重……

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好啊，我建議你們收回蘇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尖銳批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信，撤銷1964年2月全會決議。柯西金的大腦頓時一片空白，“這，這，這”，一時竟結巴起來……

在毛澤東天馬行空的風格面前，柯西金怎麼招架得了。一直到雙方告別，還是沒有進展。柯西金這次北京之行無果而終。

蘇聯准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珍寶島事件爆發后，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又發生了流血沖突事件。當時，西方要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炒作蘇聯領導人考慮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華盛頓明星報》曾在醒目位置刊登文章，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這並非空穴來風，珍寶島沖突爆發后，蘇聯軍方高層反應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

８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基辛格博士（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向他通報蘇聯准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征求美方的意見。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在中美關系當時很尖銳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動手，美國至少應保持中立。

尼克鬆在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后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最可怕的是，一旦讓蘇聯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面前。到那時，美國也會舉起白旗的，“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

經過磋商，美國認為：一是隻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設法將蘇聯意圖盡早通知中國。但做到這一點很難，美中30年來積怨甚深，直接告訴中國，他們非但不會相信，反而以為美方在玩弄什麼花招，最后決定“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

中國政府就此發表聲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7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

毛澤東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備戰方針，全國很快進入“准備打仗”的態勢。

4條臨時措施讓緊張局勢緩和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當即決定派周恩來赴越吊唁。獲此消息，蘇聯領導層決定派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前往，屆時可與周恩來會見。

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參加了胡志明的葬禮。但周恩來來去匆匆，有意回避。等柯西金到達越南時，周恩來等人早已回到北京。

9月6日，柯西金抵達越南首都，旋即轉告中國駐越大使館人員，蘇聯政府首腦希望回國途中經停北京，以便會見中國領導人。

蘇聯方面同時通過駐華代辦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國途中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晤。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與柯西金見面。

但一直等不到中方回音的柯西金，已經准備飛回蘇聯了。9月11日晨，蘇聯駐中國臨時代辦葉利札韋京被緊急召到中國外交部，通知他中國同意在北京舉行中蘇兩國總理會談。這時柯西金的飛機已經飛到蘇聯境內的塔什干了。

河內之行明顯讓蘇方成員心情不好，大家在塔什干想放鬆放鬆，喝點啤酒。當時柯西金不在場，大家圍著桌子剛坐下來，把酒瓶子打開，突然，柯西金沖了進來，向大家宣布：馬上集合，到機場去。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周恩來、李先念等到機場迎接。一見面，周恩來就同柯西金緊緊握手，以同志相稱。柯西金聲明，蘇聯領導人決不願意為領土問題打仗。周恩來也立即說明了中方的原則立場，嚴肅地指出，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系。

接著，雙方在飛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進行了3小時40分的坦率會談。顯然，周恩來對談判有著充分的准備，提出了3條建議：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但什麼是“爭議地區”，雙方發生了爭執。最后柯西金總結說：“爭議地區，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地區。”雙方遂將此問題擱置。

周恩來說：“你們調了那麼多軍隊到遠東，到底是誰想打仗……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堅決抵抗，抵抗到底！”接著，周恩來緩和了語氣：“你說呢？柯西金同志。”

最終，中蘇機場會談以4條臨時措施使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緩和了下來。周恩來還順便告訴柯西金，准備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柯西金聽到這裡，頓覺大事不妙——中美聯手將會置蘇聯於十分難堪的境地。但蘇聯人的性格是比較隨意的，談完以后，柯西金就指著蘇聯代表團隨行人員，打哈哈地對周恩來說：是他們把事情搞壞了。像咱們這樣高級別的領導人，所有問題可在5分鐘之內解決。讓我們把所有的分歧都裝進麻袋扔進黑龍江去怎麼樣？周恩來在外交上當然要高明得多，柯西金講這些話時，他始終裝作沒聽見，不予回應。

林彪“第一號令”

柯西金回國后，出於蘇聯內部原因，對北京會談沒有結論，只是籠統地表示同意在北京開始邊界談判，蘇方願意討論中方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柯西金沒有否認蘇聯向中國揮舞核武器，更未保証今后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蘇聯強硬派要求繼續對中國保持高壓政策。

中蘇一接近，美國就沉不住氣了。美國中情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有關情報部門發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國停留3小時的詳細情報。9月16日，倫敦《星期六郵報》登載了蘇聯自由撰稿記者、實為克格勃新聞代言人的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美國明白，維克多的文章是對美國的一個試探，更是對中國的示警。

10月17日，林彪為“緊急備戰”疏散飛抵蘇州市。此時，他過高地估計了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當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的身份，口授了6條命令。10月18日，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為名，正式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10月中下旬，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第一號令”產生了很大的社會震動，中國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全世界的嚴重關注，與中國接壤的一些國家也相應進入了戒備狀態。

但戰爭並沒有爆發。中美蘇三角關系，由此拉開序幕。

（摘自2011年第6期《同舟共進》吳躍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