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恩來為何秘行皖南？

　　力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壯大精誠團結抗戰力量

　　一九三九年，周恩來皖南秘行背后的故事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作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各方面工作的總負責人，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鼓舞各方面力量團結抗戰做了大量細致有效的工作。拂去歲月的風塵，當年他秘行皖南的故事，如今讀來依舊那樣清晰而溫暖。

　　一

　　早春時節的皖南，新竹滴翠，梅花飄香。

　　1939年2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派，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新任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借回鄉省親之名，從重慶繞道桂林，抵達安徽省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

　　繼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年末日軍攻取南京並血腥屠城后，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在1周時間內先后陷落。中國共產黨人以特有的歷史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自“七七事變”以來，在1年零3個月的時間裡，日軍長驅直入，相繼佔領華北、華中、華南，在軍事上取得重大勝利，但隨著戰線的延長、部隊的分散、兵員的傷亡，以及佔領區面臨日益嚴重的威脅，戰略進攻已達頂點的日軍漸趨頹勢。何去何從的中國，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六屆六中全體擴大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精辟闡述了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游擊戰爭的新形勢新特點新任務，作出了黨的工作重點是在戰區和敵后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

　　六中全會期間，由於葉挺給中央和項英發電急於赴香港，項英未等會議結束即返回皖南，未聽到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對會議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確立“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方針等重要精神均不甚了解。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積極做葉挺回新四軍的工作。葉挺於1939年2月初到重慶，同周恩來、葉劍英長談后，於2月16日陪同周恩來飛抵桂林。

　　周恩來和葉挺回雲嶺，主要是向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肅清王明右傾錯誤在新四軍中的影響，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略對策。同時，力促新四軍內部團結，也是周恩來此行的一項重要使命。

　　2月23日清晨，周恩來同葉挺乘坐竹筏從岩寺沿青弋江抵達涇縣章渡古鎮。這裡距雲嶺約16華裡。蒼翠的群山夾一泓清流，蜿蜒於黃山山脈間的青弋江上，一葉竹筏順流而下。一身戎裝的周恩來和葉挺佇立筏上，威武而挺拔。

　　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新四軍軍部干部和教導總隊干部學員共2000多人，在碼頭附近列隊迎接。竹筏靠上碼頭時，官兵們有節奏地呼喊著歡迎的口號，掌聲和歡呼聲在山谷間久久回蕩。

　　時年41歲的周恩來，赴渝履新僅1個月零10天時間，但在秘密和公開的黨的建設、上層和下層的統一戰線、合法和非法的宣傳文化和群眾工作等方面，都已經做得風生水起。他在國統區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地方實力派人士及著名的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共商國是，增強了解和互信。特別是通過《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積極宣傳黨的主張，發動工農群眾和團結各階級、階層支援敵后抗戰，重視做好中間派的工作，對投降派、頑固派進行堅決而靈活的斗爭，維護了全民族抗戰的局面，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世事紛攘之亂局，中共代表團駐地重慶曾家岩50號，客觀上已成為國統區黨聯系群眾最便捷的紐帶和橋梁，也是大后方茫茫霧都中群眾尋路覓航的燈塔。

　　二

　　第二天，新四軍軍部為周恩來的蒞臨舉行歡迎晚會，項英在會上向大家介紹周恩來和葉挺並致歡迎辭。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向新四軍指戰員致以親切慰問，並發表了題為《新階段的新關鍵》的演說。

　　周恩來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形勢，著重指出，經過一年半的戰爭，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已被粉碎，困難日益增加，后方已顯空虛，必將加強已佔領地區的統治，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打中國。在敵人佔領的地區爭勝負，就是新階段中的關鍵。周恩來強調，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我們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以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我黨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既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那種“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展進步力量的想法和做法是錯誤的。周恩來號召：“舉起新四軍鐵的拳頭，使敵人再不能在長江兩岸依靠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來解決自己的困難，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資財力量，使敵人達到最大的困難，造成敵人在華中的失敗。”

　　在皖南期間，周恩來聽取了新四軍領導人匯報和各支隊負責人意見，與從前線歸來的陳毅、粟裕、傅秋濤等深入交談，召開了軍部各部門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了解和研究江南敵后游擊戰爭的環境、特點和與此相適應的戰術原則，概括了開展新形勢下游擊戰爭“敵擊我隱、敵分我襲、敵進我伏、敵圍我散”的16字訣，嗣后，在6月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舉辦的訓練班上，作了透徹明晰的闡述。周恩來深入附近機關、部隊駐地，面對面了解官兵訓練、學習和生活情況，到離雲嶺10多裡的中村，看望新四軍教導總隊（即抗大分校）的學員，接見了在教導總隊工作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和夫人羅瓊，並視察了新四軍印刷廠。

　　周恩來非常喜歡生活在戰士們中間，在雲嶺的日子裡，他常利用散步的時間與戰士們接觸。一天傍晚，他走過一塊草坪，一個小戰士正沐浴著晚霞的余暉在那裡操練，看見周恩來走來，小戰士忙收起槍，立正站好。周恩來饒有興致地走過去，和藹地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小戰士操著濃重的湘南口音，恭恭敬敬地回答：“報告首長，我今年15歲了！”

　　周恩來摸著小戰士的肩膀說：“你怕還沒有手中的小馬槍高吧？”

　　小戰士踮踮腳尖，腼腆地說：“首長，我可比小馬槍高多了！”

　　周恩來拍拍小戰士胖乎乎的臉蛋，又問：“為什麼當新四軍呀？”

　　“為了打鬼子！”

　　“那麼，你知道是誰在領導抗戰嗎？”

　　“知道，當然知道啦！首長您昨天在我們班裡不是說過，中國的西部有個延安，延安住著黨中央和毛主席，共產黨就是我們中國的指路明燈，明燈亮著，抗戰的前途就光明！”

　　“答得好！答得好！”周恩來連連點頭，愉快地拉起小戰士的手，滿含期望地說：“你現在是少年新四軍，等你長成青年新四軍時，鬼子就被我們趕跑了，將來建設新中國，還要靠你們。你要好好學習，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知識，在戰斗中不斷鍛煉成長！”

　　3月9日，周恩來在葉挺陪同下，騎著馬，翻山越嶺十幾裡，專程視察從蘇南調回皖南的新四軍1團，觀看了部隊繳獲的日軍文件、地圖等戰利品，並在全團班長以上干部骨干會上講了話。中午，周恩來來到連隊，和戰士們一起就著野菜吃糙米飯。周恩來非常關心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當他看到新四軍政治部編印的連隊政治教材，竟以蔣介石的演講為重要內容時，嚴肅地向政治部負責同志提出批評，要求立即予以糾正。周恩來還前往涇縣、旌德、太平三縣交界處的小河口新四軍后方醫院，看望和慰問住院傷病員，對醫務人員的出色工作給予肯定和表揚。

　　在皖南期間，周恩來觀看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演出的由陳白塵編劇的話劇《魔窟》，以及戰地服務團自己創作的短劇《春耕曲》《母親》。新四軍戰地創作組和副團長謝雲暉、徐平羽（白丁）創作了一部話劇《聖誕節之夜》，再現了周恩來在驚心動魄的“西安事變”中力挽狂瀾，通過和平解決事變推動國共兩黨共襄抗戰大業的歷史功績，但因礙於國共關系未能演出。服務團女作家菡子將劇本抄寫在稿紙上，用紅綢帶扎好送給周恩來。

　　有一天，周恩來專門會見了當地農抗會、婦抗會、青抗會等抗日團體的代表，並特意讓軍部伙房置辦了幾桌酒菜，請當地民眾抗日團體負責人聚餐。當看到當地婦女抗日聯合會主任不好意思吃菜時，周恩來和藹地對大家說：“這是我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薪俸，請大家吃飯，慰勞大家對新四軍的支援。讓我們為軍民團結，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干杯！”

　　三

　　2月28日，周恩來在雲嶺召開的新四軍干部會議上，作了《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系統地論述了統一戰線的性質、特點、原則、方法及其發展前途等重大問題。

　　周恩來向新四軍領導人傳達了中央關於葉挺工作安排的意見，並多次與項英懇談，中肯地指出，葉挺是個好同志，很有軍事才能，這樣的將領如不去團結，還要團結誰呢？他還說，葉挺是熱愛黨的事業的，熱愛人民解放事業的，不能認為他現在不是黨員就不歡迎他。中央考慮，目前葉挺留在黨外對黨的工作更有利些。我們要像信任黨內同志一樣信任葉挺同志，軍事上要放手讓葉挺指揮，你著重於總的領導和東南局的工作。周恩來還專門在住處“種墨園”同葉挺和項英合影留念，鼓勵葉、項團結戰斗，共圖大業。據時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李一氓回憶，此后葉、項之間開始保持一種和諧的狀態。

　　“種墨園”的主人陳冠群是國民黨黨員，先后擔任過雲嶺地區的保長、鄉長、第三區區長。1938年8月2日，新四軍進駐雲嶺時，陳冠群將葉挺軍長接到家裡居住。周恩來到雲嶺新四軍軍部視察工作，就下榻於“種墨園”，在此度過20天。其間，周恩來在軍部大會堂作報告時，陳冠群作為開明民主人士應邀出席。陳冠群對周恩來十分敬重，在周恩來即將告別雲嶺之際，特地在軍部附近的“源發祥”飯店為其餞行。皖南事變發生后，陳冠群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護幫助了部分新四軍指戰員突圍。陳冠群的長子陳長壽清楚地記得，當時皖南特委書記李步新在突圍中與部隊失散，在當地群眾幫助下躲在南堡村一個山頭上。陳冠群得知消息，立即請當地保長徐承恩為他送去10塊大洋和1套便衣，讓其化裝成老百姓突圍。

　　經過實地觀察和調研，周恩來對新四軍的實際狀況和處境，有了更加具體和清晰的了解。當時，新四軍主力駐扎在皖南，而長江沿岸據點被日軍佔領，軍部背面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左右兩側也有國民黨軍隊密集布防，處於一面臨敵、三面被圍的極為不利的境地。新四軍的活動區域被限制在東起蕪湖、宣城，西至青陽、大通鎮這一橫寬約100公裡、縱深不過50公裡的狹長地帶，遇有不測，幾乎沒有回旋余地。因此，幫助新四軍確定正確的發展方向，是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根據新四軍所處的區位和周邊敵情，周恩來與新四軍領導人反復研究，商定了新四軍今后的活動方針。周恩來認為，新四軍駐地東面是日軍佔領區，日偽軍佔領了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線，新四軍應該到東線去抗戰，建立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應鮮明提出“向東作戰”﹔新四軍在華中抗戰最有發展潛力的地方是江北，即皖東、蘇北地區，故應確定“向北發展”﹔新四軍駐地南面是駐扎十多萬重兵的國民黨第三戰區防區，而日本侵略軍尚未向浙贛線進攻，這就決定了新四軍不可能向南發展而隻能防御，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以提出鞏固現有陣地為宜。於是，根據中共中央“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周恩來提出了新四軍“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發展方針。毛澤東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方針。次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對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中，根據周恩來概括的三句話，強調新四軍要“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

　　四

　　1939年3月6日，周恩來給軍部和駐皖南地區干部和教導總隊學員作報告。上午9時，身著綠色嗶嘰軍裝的周恩來，下著馬褲，足蹬馬靴，系武裝帶，挂中將軍銜，在葉挺軍長陪同下，英姿勃勃來到雲嶺村陳家祠堂軍部大會堂。與會者每人一個背包或蒲團，席地而坐。見到戎裝入場的周恩來，會場先是一陣激動的低語，隨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周恩來健步走上由四張八仙桌拼成的講台，頻頻揮手向與會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揚頓挫的聲音開始作報告。葉挺、項英等軍首長及美國記者艾·史沫特萊，圍坐在講台附近的幾張八仙桌旁。

　　周恩來在報告中講了目前的形勢與新四軍的環境、新四軍的發展與困難的克服、新四軍的戰略方針和任務等3個問題。他深入淺出地透徹分析，明確指出，在新階段，我們抗戰的中心放在敵后，在敵人佔領地區開展游擊戰，實施新的施政綱領，整理地方武裝，跟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爭勝負﹔整個的中國東部，代表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區。假如中國東部完全被敵人統治，我們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貧弱危困起來，困難就要無形地加深，而敵人就能夠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克服自己的困難，這就是新四軍的環境﹔要克服困難，就要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強大自己、堅持深入群眾、堅持幫助友黨友軍﹔大江南北游擊根據地的創建是完全可能的，我們的游擊戰術應不同於華北，也不能隻運用過去三年游擊戰的經驗，應該更加靈活，更加機動，更加出沒無常，更加變化無窮。

　　當晚，周恩來在軍部大會堂參加聯歡晚會。由祠堂改建的會堂雖然簡陋，但晚會的組織籌劃者卻是中國一流音樂家何士德。在何士德的指揮下，周恩來與官兵坐在一起引吭高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大刀進行曲》《我們在太行山上》。會堂裡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大家對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迎接抗日戰爭新階段的到來，充滿必勝的信心。

　　五

　　周恩來視察新四軍軍部期間，葉挺向他匯報了新四軍首長組織創作一首軍歌以鼓舞士氣和斗志的想法，得到贊許。

　　1939年3月中旬，新四軍軍部在雲嶺召開參謀工作會議，根據大家提議，葉挺、項英動員陳毅撰寫新四軍軍歌歌詞。3月30日，陳毅用新詩形式寫出題為《十年》的軍歌初稿，由葉挺、項英主持，組織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進行集體討論，斟酌推敲了一些詞句，確定將三段歌詞改為兩段，由陳毅重新改寫加工，定稿后交何士德譜曲。根據袁國平指示，6月號的《抗敵》雜志一並刊登了改定的軍歌歌詞和陳毅寫的軍歌歌詞初稿《十年》，歌詞署名集體創作，絳夫（陳毅）執筆。

　　周恩來在雲嶺新四軍軍部一直工作到3月14日。次日清晨，在官兵依依不舍的目光中，他又乘竹筏沿青弋江踏上了赴浙江的旅途。

　　青山依依，碧水潺潺，周恩來與送行的葉挺並肩佇立在竹筏上，溯流而去，留下了深情矚望的合影。周恩來與葉挺的心是相通的。在距當年汪倫踏歌為李白送行的桃花潭不遠的青弋江上，葉挺為自己崇敬有加的周恩來送行，胸中澎湃的何嘗不是深似千尺桃花潭水的汪倫之情！但在那一天，周恩來和葉挺兩位在中國革命史上各自留下深刻印記的歷史人物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此生此世最后一次晤面和傾心交流。

　　多少年后，人們拂去歲月的風塵，從周恩來、葉挺攝於青弋江上的那張歷史照片領略那個不同尋常的瞬間，開始讀懂——那葉修長的竹筏，載著的是一個正於初興之時的黨的意志，載著的是一個歷史轉折關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載著的是一個如日方升黨的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偉大人格。

　　本文摘編自長篇紀實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