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03日15:28 來源:學習時報
吳慶彤(原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一生兩袖清風,從來不收任何形式的禮物。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1961年春節前后,天津市靜海縣縣委書記和縣長帶著3萬斤魚到北京,當時國務院辦公廳的人接待了他們。他們說明來意:現在國家經濟困難,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吃不上魚,他們那裡產魚,帶來了3萬斤,送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這個事我無權決定,就報告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習仲勛請示總理,總理指示了兩條:第一條,告訴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在困難時期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應當與群眾同甘共苦,不能搞特殊﹔第二條,請北京市商業局收購這3萬斤魚,然后投放市場,賣給群眾。不久,青海省又要送給中央一列車青海湖產的鯉魚,總理知道后馬上給青海省打電話,制止了這個行動。后來中央發了一個通報,嚴禁這種不正之風。
趙行杰(周恩來衛士):總理到地方上考察時,總是首先交代地方的陪同同志,生活上一定不要浪費,不要搞什麼大魚大肉,雞蛋也不要搞。記得有一年去杭州,當地農場裡種有當時北方吃不到的荷蘭豆。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硬塞給我們大概四五斤荷蘭豆,我拒絕了,說:這絕對不行,現在給我放車上,回去我沒法交代。結果到北京以后,發現這些荷蘭豆還是給送到飛機上了。到家后,趁總理正面對窗戶吃飯,我悄悄地從沙發后邊把它送到廚房。我從廚房回來時被總理叫住了,他說:過來過來,你剛才拿的什麼東西?我吞吞吐吐,也不敢說瞎話,就講了講事情的過程。他生氣了,說:過去跟你們講過,不准收人家任何東西,你們不聽。你去把那東西稱一稱,到市場上打問打問價錢,照價把錢付回去。最后我們還是按價把錢給杭州匯去了。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記得有一年總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杭州訪問,蓬皮杜住在比較好的賓館裡,總理住普通招待所,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中午總理請我們在樓外樓飯店吃飯。吃完飯后,飯店的經理不要錢。我說:那不行,這是總理的習慣。經理就沒怎麼算賬,讓會計收了 10.1元。總理一聽太少,就又交了10元錢。下樓時,我有意識地往后退了一步,問一個年輕服務員:這桌飯大概要多少錢?他說30元錢差不多。回駐地的路上,總理說:你看他們這個作風就不好,怎麼能不收錢呢?等於幫倒忙。我把仍少交10元錢的實情告訴總理后,他馬上要我補上。我就拿10元錢交給接待處的同志,請他們轉給樓外樓飯店。回到北京后,過了一個多月,收到樓外樓飯店寫來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給總理的,后面還附著賬單,說總理能夠這樣嚴格要求自己,他們非常受教育。我跟總理匯報這件事時,他摘下眼鏡,很認真地聽,然后說了一句話:這就對了,不要搞特殊。
趙煒(周恩來、鄧穎超秘書):總理辦公室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比如不許領導迎送、不許陪餐宴請、不許吃高級菜、不許擺煙酒水果,等等。茶是他們自備的。到哪兒參觀,不許封園閉店。凡是黨中央、國務院規定的,總理都以身作則,嚴格執行,沒有特殊和例外。
周秉德(周恩來侄女):新中國成立以后,周家留下來的長輩就兩個人,一個是伯伯的八嬸,我們叫八奶奶﹔還有一個是伯伯的六叔,我們叫六爺爺。六爺爺1952年過世。八奶奶生病的時候,因為算烈屬,政府也給補助,但是伯伯說:她的費用由我來出。咱們淮安老家還是很貧困的,不要給縣裡增加負擔。他一直贍養著八奶奶,在她住院的時候還專門寄錢過去。我12歲見到伯伯時,他說:你們現在是普通學生,以后工作了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因為我是國家總理,就想有點個人好處。在外面也不要講和我的關系,要嚴格地對待自己、要求自己、鍛煉自己。記得有一年放假,到了第二天還沒有人來接我和哥哥秉鈞、妹妹秉宜。秉鈞跟老師要了信封和紙,給我們稱為“七媽”的伯母寫信。信封上寫的是“中南海鄧穎超收”,信上寫著:七媽,我們放假了,因為有行李,請派車來接。下午,七媽派人找了兩輛三輪車,把我們連人帶行李拉回西花廳。七媽帶著歉意說:“我們工作忙,把你們放假的日子給疏忽了,以后還真得記著點。”然后轉過臉又批評道:“你口氣還不小,讓派汽車去接。那個汽車是給伯伯辦公用的,你們是普通學生,怎麼可以隨便用?”
趙煒(周恩來、鄧穎超秘書):他的想法是,不論是工作人員還是親屬,辦所有的事情要想到跟他的職務聯系起來,不能造成任何不好的影響。總理的嬸母和弟媳在淮安,生病住院的費用都是他拿工資支付。他講得很清楚,親屬要是病重,按照普通人來治,不要搞特殊,不要浪費,一切費用由他來出。不給政府添麻煩,不讓政府浪費錢,這是他一貫的思想。
周秉宜(周恩來侄女):伯伯有一次去一零一中學,跟一些干部子弟說,不要做八旗子弟,應該向工農子弟學習,向勞動人民學習,要艱苦朴素,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他要求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普通老百姓,用伯母的話說就是夾著尾巴做人。伯伯還說過:出去不要說我是你們的伯伯,如果有人問起來,就說是很遠的親戚。他要求我們,凡事要服從國家利益。總理的親屬,聽起來很好聽,名聲很響亮,實際上必須承擔作為親屬的義務和責任。
(《黨的文獻》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