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擔著風險 為古典文學書籍解禁

周恩來的家庭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香世家,無論他的始祖宋代周敦頤還是他遷到紹興的一代始祖周茂都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讀書人。因此,周恩來很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后來他投身革命、領導國家建設期間也都與書有著深厚的情感，並能恰到好處地掌握和運用書本知識。

新中國成立，為了國計民生，他讀了許多必須要用的書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開始了日理萬機的工作。由於工作太忙，看小說竟成了他的奢望。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內，周恩來整整放了兩架子書，這些書大多是工作中經常使用的書籍，當然也備放了周恩來十分喜愛的《魯迅全集》等書。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對筆者說：“我們幾乎就沒看到總理有空去翻看《魯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澇災嚴重。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蘇北（當時安徽、江蘇都還沒有建省）7000多萬人逃離家園，洪水奪去了成千上萬條生命。毛澤東、周恩來在看了災情報告后都流下了淚水。毛澤東為此揮毫寫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隨即交給周恩來治淮的任務。為此，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政務會議，並制定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總方針，批准開挖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條人工大河——蘇北灌溉總渠。在與水利專家們討論這條河的走向時，周恩來特意讓自己分管農業的秘書楊純去北京圖書館借來一本《山陽縣志》。

山陽縣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淮安縣，在明清兩朝時都叫山陽縣，直到民國3年廢府存縣時，“山陽”這個縣名因與陝西的山陽縣同名才改為淮安縣。周恩來這時候要看《山陽縣志》顯然與開挖蘇北灌溉總渠有關，因為他要運用自己的智慧選擇一個更為合理、更能發揮排水、灌溉和航運等綜合作用的走向，以造福億萬人民。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本來集中全力從事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周恩來又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參與其中。他既要協調黨內的各種不同意見，又要到國際上去爭取各方面支援，還要調動各軍、兵種的備戰、參戰，要為志願軍的裝備、后勤供給竭盡全力。1997年為籌劃周恩來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筆者赴京從周恩來當年的外事秘書、后曾任駐匈牙利大使的馬列那裡，征集到周恩來在2月14日（具體哪一年，馬列已無法准確記得）寫的一張小紙條：“馬列同志，請給我一本世界知識手冊（即年鑒）。”

當時的外交部世界知識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識年鑒》，作為外事工作者必備和常用的工具書。周恩來在看外事文件，處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關抗美援朝的事情時，經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積、人口、重大歷史事件等資料，也要經常用這本書來查証、對照，以便做出准確的決策與判斷。

1960年周恩來即將出訪歐、亞、非的一些友好國家，在出國前他到北戴河休假。8月的一天，暴雨狂瀉。周恩來想看世界地圖以了解相關國家的情況，就讓身邊的衛士喬金旺給北戴河圖書館打電話，想借一本《世界地圖》和其他有關圖書。接電話的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不知道這是周恩來要用的書，就公事公辦地說：“你要的這幾本書隻能到閱覽室來看，不能外借。”

既然圖書館有不外借的規定，周恩來是不會帶頭破壞的。於是，他卷起褲腳，撐著雨傘，在喬金旺的陪同下冒著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圖書館閱覽室。進屋時，周恩來的褲腳全濕透了。周恩來請管理員將《世界地圖》等幾本參考書找給他看看。當管理員把這幾本書捧過來時，這才發現借書人竟是周恩來，連忙不好意思地對周恩來說：“總理，真對不起您。我不知道這幾本書是您要的。我應該給您送去，不該讓您淋著雨來看書，耽誤了您的寶貴時間。”“哎，小同志，你把書管得很好嘛！”周恩來笑著回答她，“沒有章程制度辦不好事。我為了看書，淋點雨、走點路根本不算什麼。”說完，周恩來就翻開書，坐在桌旁認真地翻看起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擔著風險，為古典文學書籍解禁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段長達10年的時間內，人們什麼文學書籍也看不到，書店裡也買不到。連世界公認的我國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被斥之為“四舊”（指舊思想、舊風俗、舊傳統、舊習慣），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閱讀，當時市面上隻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等“紅書”。開群眾大會時，要求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而這本書又都是紅塑料封皮，所以，當會場上呼口號時，人們把手裡的“紅寶書”一舉，就是一片“紅海洋”。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專門同出版部門負責人談話，要大家加強對各類圖書的出版，其中特別提到：“青少年沒有書看，舊小說不能統統都看作‘四舊’嘛！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法來看問題。”在那之后不久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兩次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還做了重要講話：“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歷史書……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問題。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干什麼？這不是很滑稽嗎？”周恩來還曾坦率地問：“舊小說能統統當作‘四舊’處理了嗎？《紅樓夢》《水滸傳》能算作毒草嗎？”

在一年多之后召開的有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和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周恩來又指示要想辦法縮短時間，盡快地再版有關古典名著，還具體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時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書。

筆者還記得，當年這批書印出下銷時，一個公社（即現在的鄉或鎮）隻能分配兩部。在席橋公社，我有幸買到一部《紅樓夢》。這一部平裝本《紅樓夢》共4本，定價是2.74元。為了得到這部書，手頭拮據的我帶著孩子走庄串戶，花了個把星期去撿蟬蛻到供銷社賣了才湊齊這部書款。

晚年，周恩來曾想寫一部小說《房》，以介紹周家各房頭的情況

2001年，筆者行將退休時，突然接到周恩來侄兒周華章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九鳳老弟嗎？我是華章呀，聽說你不久也要退休了，我想到你那裡去一趟，因為我有一件未了的心願想請你幫幫忙。”

不久，周華章帶了一瓶茅台酒和一袋書稿來到淮安，他告訴我，七伯（指周恩來）早在建國初在看話劇《家》時，曾深情地對身邊人員說：“巴金寫了一本《家》，將來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寫一部《房》的書，以記述我們周家各房頭的人和事。”周華章說，為此事，他已准備了20多年，有的已寫成初稿。他在將這些稿件匯集時，一是自感筆力不夠，恐難寫成這本巨著，二是自感年事已高，完不成伯伯的這一心願，因此想請我這個“老弟”幫幫忙。

我無法拒絕他。在周華章居淮的幾天時間裡，我倆商討寫作提綱，撰寫有關引言，梳理有關人名。直到基本框架都排列好，他才滿意地返京。然而，在我等待他再度提供相關資料時，他卻再無任何信息了。后來我打電話過去詢問，他告知我，已決定和七伯的另一位親屬合作，就不勞駕遠在千裡之外的您了。

我覺得周華章說得有道理。他和親屬合作，對周家的事了解起來更方便。不過，幾年后，周華章再來淮安時，他告訴我，《房》寫好了，但中央文獻研究室沒有同意出版。據他說的和我對這本書的內容判斷，他的這本書的寫法和所表達的內容與周恩來生前打算撰寫的《房》根本不同。

周恩來為什麼要寫《房》呢？周恩來另一位侄兒、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周爾鎏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一書的開頭寫了一個“小引”：

七爸（周恩來侄輩對周恩來的獨特稱呼——筆者注）退休后想寫一本名為《房》的長篇小說。

從1946年在上海周將軍公館和七爸周恩來會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七爸曾十余次地和我談起過我們的家世，而且每個階段都有幾次近乎半天或徹夜的長談。七爸工作繁忙，可他為何如此重視這個話題？

我們所屬的紹興百歲堂周氏家庭，支系龐大，幾經遷徙。在七爸所處的年代，家庭成員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職業不同，政治選擇多樣。

那麼，在龐雜的家族關系中，七爸對待家庭親情的原則是什麼？這個有關悠遠歷史的家庭有哪些傳承至今的家風祖訓？

七爸生前珍藏著一本高祖元棠公遺存的《海巢書屋詩稿》，這冊由家族后人刊印的詩稿甚至伴隨他渡過了10年“文革”那段艱辛的歲月。他為什麼如此珍愛這部詩稿？高祖的詩作究竟給了他怎樣的精神慰藉，昭示著什麼樣的家族文化傳統？

我在西花廳親耳聽七爸說，他打算退休后寫一部名為《房》的長篇小說，內容就是根據大家庭的許多“房”的不同歷史演變，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加以描述。他的這一未竟的夙願或許和自己的家族有一定的關聯。

周恩來沒能寫他心目中的《房》，但他一輩子愛讀書，愛用書。他一生與書為伴，與各種書有著很深的情感。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9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本文系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