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開國大典前后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開國大典前后，周恩來極為繁忙。1952年1月他自己總結說：“自從進城后，就籌備政協，建立政權﹔緊跟著就是樹立國際陣營﹔等到毛主席由蘇聯回國，當時物價波動，必須用全力來統一財政，穩定物價。”寥寥數語，卻是周恩來席不暇暖、工作連軸轉的真實寫照。

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

1949年3月黨中央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談話中提出了“進京趕考”的重大命題。對於周恩來而言，“進京趕考”的頭等大事，就是施展其卓越的統一戰線工作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到達北平后，周恩來多次邀集民主人士，通報情況聽取意見，著手開展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擔任臨時主席。籌備會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起草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周恩來親自負責，他把自己關了一個星期左右，執筆寫出全文，后又廣泛吸收各方面意見。8月下旬，在討論政協組織法草案時，周恩來說，如果形成固定的統一戰線組織，名稱也要固定一下，建議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說，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有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要合作就要有各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組織就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要長期存在。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接受周恩來的提議，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初，周恩來向已到北平的代表作《關於中國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並將共同綱領草案分送代表們進行分組討論。為什麼在正式開會前先要有這樣的報告和討論呢？周恩來說，我們“議事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使大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個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議上去討論決定，達成共同的協議”。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周恩來言傳身教，真正踐行協商民主。

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成果，它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為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作了奠基。周恩來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

建立新政府，推動工作運轉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當談到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問題時，毛澤東特別指出：“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前來旁聽會議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對人說：“周恩來將是中國新政府一位很好的總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在當天下午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上任之后面臨的最緊迫任務，是建立和健全新生人民政府的組織機構。10月初，他和毛澤東、劉少奇等多次研究並草擬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以及政務院所屬各機構負責人人選問題。10月15日，在中央召集的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周恩來介紹經廣泛征詢各方面意見后提出的任用名單的情況，並請大家就人選進行研究、提出意見。

10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聯席會議召開，討論並確定了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名單中有許多人是由周恩來提名的，有幾位黨外人士原本不願意任職，周恩來進行了細致的說服工作。廣為人知的是，黃炎培以年老為由，婉拒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職務。周恩來親自登門拜訪說：“這不同於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循循善誘，最終打動了黃炎培。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副總理、政務委員及其所屬機構負責人175人。周恩來一一把他們叫來，交代相關部門的任務和工作中帶方針性的問題。大家無不由衷地贊嘆：周總理真是“周”總理啊！考慮問題太周到了！

10月21日，政務院宣告成立。周恩來指出：“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從11月1日起，政府各部門開始正式辦公。自此，周恩來成為“首腦部”運轉的中樞，殫精竭慮、宵衣旰食、日理萬機成為他26年總理生涯的常態。

開啟新外交，確立獨立自主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表公告，宣布願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同日，外交部長周恩來把公告以公函形式致送各國政府，鄭重聲明：“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

10月2日，蘇聯政府發來照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10月4日至10月25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先后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裡的其他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出照會，同意與之建立外交關系。這就是周恩來所說的“樹立國際陣營”。

為“樹立國際陣營”，從未出過國的毛澤東也積極行動，於1949年12月抵達莫斯科，同斯大林就簽訂有關條約舉行會談。會談起初並不順利，毛澤東希望把擅長談判的周恩來召來，但斯大林卻未置可否。經過一番折沖樽俎，1950年1月2日，毛澤東致電黨中央，明確提出周恩來“於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不是坐飛機）來莫斯科”。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后，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2月14日，周恩來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同蘇聯方面共同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條約文本，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等復雜問題。在“樹立國際陣營”的過程中，截至1950年1月中旬，緬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國等13個國家先后承認新中國。承認新中國是否就可以建立外交關系呢？周恩來明確回應：“首先和國民黨斷絕外交關系，然后才能談判到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后來他再次解釋，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他指出，“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歷史已經証明，周恩來是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是當之無愧、名副其實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外交家。

採取新措施，恢復國民經濟

國民黨政府敗退大陸時，留下的是一個物價飛漲、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爛攤子。周恩來多次強調，人民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和保障經濟建設。但有些人對共產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他們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經周恩來提名，陳雲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信任並支持陳雲在財政經濟方面採取了果斷有力的整治措施，收到明顯效果。1950年3月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毛澤東高度稱贊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在收拾爛攤子的同時，周恩來還要求“有信心地穩步地重新組織中國經濟結構”。1949年12月下旬，他提出並闡釋了正確處理新中國面臨的六種主要經濟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工商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上下關系）的原則。周恩來指出：“我們確定了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的方針。”但是，“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他明確提出：“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這一思想，就是后來黨中央正式提出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這個發展國民經濟方針的雛形。他強調：“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關於上下關系，周恩來說：“是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統一，但也不允許各自為政。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據。要既利於國家統一，又利於因地制宜。”總之，這六種關系，體現了周恩來對經濟工作的全盤性思考，對於指導新中國經濟建設有著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