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東北求學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在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的一個“紹興師爺”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陳氏的指導下學習經典名著，打下了扎實的文化根底。從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銀崗書院、東關模范學校、天津南開學校讀書，不僅在才學、品行、社會活動諸方面都有出類拔萃的表現，而且還確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雄心壯志。他還遠赴日本和歐洲留學，在反復思索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並於1924年7月回國投身革命事業。

年少的周恩來，經常與在奉天省（今遼寧省）謀生的伯父周貽賡通信。通過字裡行間的所思所想，周貽賡對這位侄兒的才學和品行十分欣賞。當周貽賡在奉天度支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局）俸餉科升任科員，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寫信要周恩來到東北去，跟隨自己繼續讀書。

1910年春，周恩來隨同回家探親的三堂伯周貽謙來到奉天省銀州（今鐵嶺縣），在他家寄居，並入銀崗書院（初級小學）讀書。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陽市）周貽賡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丁班學習。這是一所剛開辦不久的比較新式的學堂。課程包括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英文、圖畫、唱歌、體操10門。

在東關模范學校兩年間，周恩來“肆力學科，兼好讀散文小說及新聞雜志”，各課成績都名列前茅。由於廣泛閱讀《史記》《漢書》《離騷》等書籍，周恩來的作文尤受老師贊許，常被批上“傳觀”二字，貼在學校的成績展覽處，讓同學們觀看。其中，國文教員趙純在批閱周恩來的作文時，對周圍的同事感慨地說：“我教了幾十年的書，從沒見過這樣好的學生！”

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東北更是帝國主義在華爭奪的重點。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在東北進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戰爭，使數十萬無辜的中國人慘遭戰爭劫難。1910年，日本吞並了與東北僅一水之隔的朝鮮，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具有進步思想的老師的影響下，周恩來先后閱讀了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籍。他自己還訂了當時奉天出版的《盛京時報》，養成了每天堅持讀報，關心國事的習慣。

隨著認識的深入，周恩來的思考越來越深入。怎樣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怎樣使中華民族得到振興？這使周恩來無法平靜下來，並開始了艱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麼？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父母記賬，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周恩來堅決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這一年的10月，當聽到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朝統治的消息后，周恩來在學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辮子。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同學也都紛紛剪掉了辮子，表示同清朝政府決裂。

1912年10月，周恩來作《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與學的目的，都是為國家造就人才，使國家富強起來。他寫道：“吾全校之諸同學乎！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之學校耶？聖賢書籍，各種科學，何為為吾深究而悉討？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耶？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於小學校三四年中，同學，同學，宜如何奮勉，始對之而不愧哉？”

為了論述怎樣才能把教育辦好，周恩來提出了明確的建議。具體而言，校長和教師則“當殫其聰明，盡其才力”“求整頓宜重實際，務外觀先察內容，勿自隳行檢，以失人則效﹔勿鋪張粉飾，以博我名譽﹔更勿投身政界黨會，謀利營私，以紛擾其心志，而日事敷衍”“為學生擇良教材，教習為學生謀深造就，守師嚴道尊之旨，除囂張浮躁之習。注重道德教育，而輔之以實利美感，更振之以軍國民之精神”。學生在學習中應奮勉學習，“深究而悉討”“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並充滿感情地說：“吾恐同學之智識亦無由新，道德亦無由固，而欲叢人才、蔚國器，難矣。”

這是現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現出他的高尚志向非凡才能。國文教師看后，欣喜地評價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長語重，機暢神流。”1913年6月，這篇文章被評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覽會上展出。同年，作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一書。1915年，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的《學校國文成績》和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等書，均收入這篇作文。由此，足見這篇文章的優秀程度。

從江淮平原來到白山黑水的東北，使周恩來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為了適應東北的環境，他無論冬夏都堅持室外體育鍛煉，強健了體格，並習慣了吃高粱米。此外，作為南方來的學生，他還克服了陌生環境的影響，學會了結交各方朋友。不同於舊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視野開闊了很多，為他之后的進步打下了良好基礎。因此，這是周恩來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后來回憶說：“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摘自《湘潮》2017年第3期，原題為《周恩來的學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