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戒慎恐懼”思想的探析

　　“戒慎恐懼”是貫穿於周恩來的漫長政務生涯中的一個意識中心，它支配著周恩來始終保持審慎務實的精神，是周恩來人格魅力中極為閃光之處。同時，周恩來對領導者要戒慎恐懼及其相關的問題，作了大量的闡述，對於當前加強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提高領導干部的素質，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一

　　“戒慎恐懼”，語出於《禮記·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朱熹對此作了闡發和引伸：“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先憑地戒慎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裡，便是防於未然。”①朱熹說的意思是，戒慎恐懼是對一個人喜怒哀樂情感及思想未發作時的一種警覺，是防患於未然的意思。

　　戒慎恐懼與謹慎相聯系，包含有小心、慎重，不輕率等含義。古人講謹慎，主要指謹言和謹行，強調言語的恰當，行為的正確，做到言行的恰到好處與合乎情理的統一。因為，理性是人的本質之一，人在言行之前充分考慮言行的前因后果，就會減少失誤和挫折。如果不深思熟慮，不計較后果，而是信口開河，輕舉妄動，就會言所不當言，行所不當行，不但會常犯錯誤，甚至會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莫及。但是，謹慎過頭可能導致懦弱，造成言行的謹小慎微，事事縮手縮腳，畏首畏尾，這顯然束縛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不可取的。恐懼也有兩重性，它既有調節人的不良行為，使之遵循道德規范，作為人內心的精神法庭和理性之舵的重要作用﹔又有可能導致驚慌失措，喪失自我控制能力，造成行為膽怯的消極一面。大概古代哲人也看到了謹慎和恐懼的這些特點以及戒慎恐懼容易使人產生歧見和誤解，所以提請人們注意：“也不須得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憑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隻見他說得此四個字重，便作臨時驚恐看了。”②可見，古人講戒慎恐懼，是主體對道德的一種高度自覺。是主體時時處處按道德准則辦事。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放縱自己，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處世接物，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嚴謹的作風。戒慎恐懼不等於懦弱和膽怯。戒慎恐懼著眼於行為的合理性，對合理的行為敢說敢為﹔懦弱和膽怯喪失言行的合理性，是對合理行為的回避和逃逸。不少先哲既提倡謹慎，又主張果敢﹔既反對冒失，又反對懦弱膽怯，這是應當肯定的，至今仍不失其重要價值。

　　二

　　“戒慎恐懼”這一傳統道德命題，對周恩來產生極深刻的影響。但是，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實踐和政務生涯中，對戒慎恐懼有自己獨特的感受和把握，並且充分開掘和發揮了戒慎恐懼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戒慎恐懼思想。

　　（一）戒慎恐懼主要是領導者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

　　戒慎恐懼，古人看重的是個人主體高度的道德自覺以及自省、自察和自我約束。在周恩來看來，戒慎恐懼不僅僅是主體的道德自律，而主要還在於它是領導者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是領導者在工作實踐過程中的一種精神狀態和心理准備。１９４３年，周恩來在中共南方局所作《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報告中談到“要戒慎恐懼地工作”，就是從這一角度提出來的。以后，他多次談到“辦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須謹慎從事”，“我們要有臨事而懼的精神”等等，都是強調領導者在工作實踐中要保持一種戒慎恐懼的精神狀態，使自己能以更清醒和理智的狀態面對和處理各種復雜紛繁的問題。這樣，戒慎恐懼這一富有道德色彩的命題，被賦予了濃烈的方法論涵義和方法論意義。領導者在處理政務要事、確定重大決策時，必須瞻前顧后，慎思慎行，“做到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③決不能憑主觀想象和一時沖動就輕率地盲目行動。有的領導者自以為是，盲目莽撞，不經過深思熟慮就輕舉妄動，結果是做了糊涂事，當了糊涂“官”。

　　戒慎恐懼，還要求領導者要善於了解和掌握事物的變化和發展，“要月暈知雨，礎潤知風。”④做到見微知著，審時度勢，始終掌握領導工作的主動權。周恩來自己正是善於從事物變化處於萌芽和苗頭狀態時，就適時調整自己的思想、行為和決策，從而使自己的領導處於一種高屋建瓴和游刃有余的佳境。

　　領導者的戒慎恐懼，不僅在於它是一種事前的審慎和對問題觀察、思考的周密細致，而且還體現在它對於整個工作過程中的嚴謹慎密。周恩來無論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時代，還是在日理萬機的政務活動中，都始終保持著一絲不苟、嚴謹慎密的工作作風。他對新中國國防科技工作提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事實上可以作為他的一生頗具特色的工作風格的概括。

　　強調領導者的戒慎恐懼，是否會導致領導者在工作中的勇氣不足呢？周恩來對此明確回答：戒慎恐懼“不是后退，不是泄氣。”⑤差不多與此同時，他在審改中央批發的一個報告的批示中，針對如何面對困難時又提醒人們：“充分地估計困難，有准備地應付困難，對於每一個具體困難都認真對待，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難面前也能夠挺起胸脯，頑強斗爭，盡最大努力，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難，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氣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待困難的唯一正確的態度。⑥這既是周恩來對戒慎恐懼所作的正確闡明，也是他一生不避艱險，頑強進取的真實體現。

　　（二）戒慎恐懼植根於領導者對黨和人民享業的高度政治責任感之中

　　鄧穎超同志在周恩來逝世后同周恩來身邊人員和親屬的談話時說：周恩來“一生為黨和人民建立了許多功勛，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經常檢討自己。他的功勞越大，越是虛懷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兢兢業業，戒慎恐懼。”確實，在周恩來看來，領導者的職位越高，越是面臨重大問題，肩負的責任越重，就越要勇於對自己的行為和后果負責，越要戒慎恐懼。對於“解決幾億人民的溫飽”，使人民富裕起來的經濟建設問題，周恩來總是抱著“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的心情。在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林業和水利事業，他一再告誡“再不能慷慨地破壞自然，對此要慎重，林區開荒也要注意這個問題，違背自然規律什麼都做不通。”“我最擔心的，一個是治水治錯了，一個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說你。”因此，“要抱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對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周恩來傾注了極大的心血，當中國進入聯合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們的責任加重了。中國有句老話‘臨事而懼’。我們為國內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參加國際活動還沒有准備得很好。”“二十多年，我們的國際地位提高，是事實，但同時又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周恩來在長期的政務生涯中始終戒慎恐懼地工作，保持一種審慎務實的精神，是由於這種精神是深深植根於他對“民生溫厚，衣食豐足”的切實關注的高度政治責任感之中。

　　這種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又來自於主體對自身角色地位的正確認定。周恩來在指出“要戒慎恐懼地工作”時，就指明“領導者切勿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⑦領導者的作用和影響是什麼？領導者既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和貫徹者，又是各項方針政策的實際指導者和組織者。如果他們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缺乏對自身角色的正確定位，就有可能在貫徹執行過程中偏離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把下屬和本行業、本部門群眾的思想和行為引到錯誤方向，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損害。

　　領導者是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和優秀群體，是“從廣大人民群眾中涌現而鍛煉出來的。”領導者的思想品行體現著時代特征和未來發展方向，反映著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也直接關系著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領導者自走上領導崗位那天起，就要把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的強烈事業心和責任感置於首位，視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為生命，戒慎恐懼地工作，對職業崗位抱有一種敬畏之心，由敬業到畏業，勤政、廉政、慎政，為社會樹立起良好的職業風范。

　　領導者的職業活動是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和企業，因此他的職業活動總是與一定的政治權力相聯系，是公共權力的執行者和代理人。從領導者是權力的象征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代表性和權威性。但是，權力是與責任相統一的，人民把權力賦予領導者，也把希望和重托寄予他們身上。所以，“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慎待，慎用人民給予的權力，切實把行使權力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義務和責任。領導者要始終視民如天，像周恩來那樣，人民的任何一點痛苦都會引起他的切實關注，任何一點對人民要求的漠視，他都認為是對人民缺乏高度的責任心，對維護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點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三）戒慎恐懼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

　　如果說，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抱有高度政治責任感，是支撐周恩來戒慎恐懼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自覺的心中支柱，那麼，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則是支配周恩來戒慎恐懼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基礎。

　　周恩來總是始終不渝地堅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嚴格地合乎於實際，並以此為准則來審慎地檢查自己的言行與工作。周恩來認為，“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從人民群眾的實踐中了解和掌握真實情況。他認為應當肯定“群眾在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但有時也會被大浪壓下去。所以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⑧“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⑨就是要對調查得來的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理性思考和加工制作，從中找出反映事物本質和規律性的東西來。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黨風不純，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周恩來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領導好大喜功，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規律，向下亂壓任務，給人亂扣帽子，結果是一些人“准備兩本帳”，“看領導顏色說話”。因此，“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⑩

　　周恩來還認為，要做到實事求是，求真務實，領導者尤其要在各種各樣的熱現象中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審慎地對待和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當我國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完成后，有人提出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周恩來明確指出：講提早實現工業化應慎重，工業化比三大改造困難得多，要實事求是，不要沒有根據地提。並提醒“領導者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１１針對當時“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所帶來的困難和問題，周恩來冷靜地指出：“要把虛氣鼓掉，鼓氣必須跟落實同時並進。干勁必須落實，才是腳踏實地的干勁”１２

　　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使周恩來能在復雜紛繁的政務要事中處於冷靜和審慎的精神狀態，反過來，這種精神狀態又促進和鞏固了他的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二者交互作用，使周恩來幾十年一以貫之地保持著審慎務實的精神。

　　（四）戒慎恐懼中貫穿著辯証思維的方法

　　由於周恩來總是依據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來審慎地觀察和處理問題，因此，無論是在他的言論中，還是在他的領導實踐中，處處閃爍著辯証思維的光輝。他在談到領導藝術時指出：“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運動后面，而應抓住中心一環，推向前進。”１３這一思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支配著他去觀察，思考和處理各種問題。對新中國建立后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問題，周恩來多次指出“我們既反對保守思想，也反對急躁情緒”。“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１４周恩來在這裡主要是針對當時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現象，提請人們要反對急躁冒進這一主要傾向。但他在強調反對一種主要傾向的同時，並不否定和忽視有可能發生的另一種傾向，這是在堅持兩點論基礎上強調重點論。針對當時我國存在著離開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談變革生產關系的傾向，周恩來在修改中央的一份報告稿的補充意見中指出：應“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見補寫進去。”15這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及其變革的重要觀點，是周恩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對現實作了理智的審視和辯証的思考后提出的切中時弊的觀點，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總是力求做到“高度的原則性和最大的忍耐性”相統一。對群眾“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於容忍，容忍錯誤不行”。16這種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的辯証思維方法和剛柔相濟，外圓內方的人格品性，使周恩來在處境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國家和民族的大業起到了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

　　周恩來沒有寫過專門的辯証法著作，但是，在他的精神遺產中，卻有著他在長期革命實踐和政務生涯中概括和總結出來的豐富辯証法思想。其中，他談得最多的，是主觀和客觀相統一，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相結合。而這些思想又同戒慎恐懼思想緊密結合、融為一體，這大概是周恩來思想和實踐的一大特色。

　　三

　　是什麼力量支撐著周恩來始終保持戒慎恐懼的精神狀態，以至於達到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境界呢？筆者認為，除了前面論及的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政治責任感和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外，下述幾個方面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一）總覺得自己對革命有所欠缺

　　周恩來信奉的是“人總是有缺點的，世界上沒有完人，永遠不會有完人”的哲理。因此，他要求領導者始終保持一種“總覺得自己對革命有所欠缺，總覺得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滿意”的心理狀態。周恩來要求年輕人“一定要非常謙虛，不要驕傲，應該覺得自己差得很，事情還做得很少”。即使是一個為黨工作多年的領導干部，在工作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也還是需要尋找和發現自己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仍然要“兢兢業業，力戒少犯錯誤。”周恩來對自己所作出的貢獻總是感到不足，他結合自己的人生體驗，從人生觀的高度說過：“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歲月中，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這也可以算是我的‘養身之道’吧”產。17以承擔起先烈未竟的事業而時時激勵自己加倍工作，並把它看作是“養身之道”，這是多麼崇高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這或許正是周恩來為黨和人民事業操勞一生、審慎工作，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重要精神支柱。

　　總覺得自己有所欠缺，保持一種健康的進取狀態，對於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和道德素質的提高，對於做好領導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保持一種心理上的壓力和緊迫感，是推動個人不斷成長和進步的一個動力。其次，看到自身的不足，也是對個人潛能的一種正確認知。看到不足和差距，自覺到自己還有潛在的能力可以發掘，以此激勵自己，從而用更高的標准，更新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再次，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使自己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和審慎的工作態度，做到言不妄發，事不輕舉，行為有度，減少工作中的失誤，勇於糾正過錯。最后，這種健康的精神狀態，是建立在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礎上的，因而它也就成為推動個人為獻身於黨和人民的崇高事業而不斷進取的動力。

　　（二）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

　　周恩來堅信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一切都必須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離開了人民，什麼都做不成。”因此，領導者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系，擺正自身同黨和人民的位置。周恩來認為：“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１８領導者是在群眾實踐中涌現出來而成為群眾實踐的領導者、組織者和管理者的。但是，領導者必須明確：

　　一是領導者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一個領導者如果脫離了人民群眾，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就會在順境中頭腦發熱，隨心所欲，以至干出違背客觀規律，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重大損失的事來。而當處於逆境和挫折時，又會怨天尤人，灰心泄氣，以至於裹足不前，無所作為。他們不知道，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智慧和力量，“隻有經常接近廣大群眾，才能增強自己的勇氣”。周恩來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我從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樂觀主義鼓舞了自己，這個力量是從廣大人民中間得到的。”

　　二是領導者的工作“應該靠同志們的幫助，共產黨人是靠集體生活的。”19周恩來早在四十年代制定的修養要則中，就規定自己“不與群眾隔離，過集體生活”。在周恩來看來，“一個人孤陋寡聞，不進則退，怎能有科學性？因此，“要讓大家說話，要不斷同大家商量”。周恩來以謙虛謹慎，嚴於律己著稱於世，是與他正確地認識自己在革命事業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擺正自身與集體，個人與組織的位置密切相關。

　　三是“領導的地位並不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所以面向群眾，吸取群眾經驗十分必要。”２０隻有置身於群眾之中，虛心拜群眾為師，真心實意地求教、問計於人民群眾，領導的才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正是由於周恩來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取百家之長於一身，才使他的人格品行和領導藝術具有恆久的魁力。

　　（三）隻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

　　戒慎恐懼，還要求領導者必須時刻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樹立起清醒的自我戒備意識。周恩來認為，人都需要自我改造，不進則退，沒有停止。人生有限，改造無限。他把自覺改造看作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自我改造，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領導者的自我改造。領導者擔負著教育人、引導人、塑造人的重任。在周恩來看來，一個不能進行自我批評，不能嚴於解剖自己的人，是沒有資格擔此重任的。“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２１

　　周恩來認為，領導者的自我改造，關鍵在於自覺。“自我改造程度如何主要決定於自覺性。”自覺地把自己作為客體來解剖，經常性地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反思、總結和評價，並按照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要求，不斷對自身的思想和行為進行調節和控制。這種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覺基礎上的思想改造，是主體自我意識成熟的標志。周恩來正是這樣善於把自己作為客體，時時無情解剖自己，從而不斷地完善自身。

　　“自己反省，一定要用黨的尺度來衡量”。22周恩來對自身的思想改造是極其嚴格和高標准的，不僅將自己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勇於袒露於眾，誠懇接受別人的幫助﹔而且對於別人犯了錯誤，他也要主動站出來進行檢查，“覺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領導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系的。”23

　　提倡自我反省，並不排斥個人自覺地接受別人的批評幫助。“錯誤的東西光靠個人在那裡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眾人幫助。”“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意見，這樣才有利於綜合。”周恩來把這種批評幫助喻之為“經常洗澡”。一個領導者能自覺地聽取別人的批評幫助，“經常洗澡”，不僅有利於自身的進步和黨的事業，而且還是一個人成熟的自信心的體現。一個心理上脆弱的人，是不願意也經不起別人的批評的。

　　周恩來還把敢於聽取不同意見，作為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風問題多次加以強調：“必須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辨別是非，從青年的時候起，就培養這樣的思考力。”要“養成這種聽取不同意見的習慣。”他認為隻有“在我們的工作中允許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才能樹立好風氣”。周恩來堅信真理越辯越清楚，反對以一貫正確自居。“我說的話就對，人家說的話就不對，這是獨斷。”“為了尋求真理，就要爭辯，就不能獨斷。”24周恩來這種共產黨人的坦誠胸懷和對真理的孜孜以求，同他在工作中始終保持審慎務實的精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鑄就了他那偉大的人格形象，成為后人永遠仰慕和學習的楷模。

　　（四）關鍵是要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周恩來認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一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要求我們，要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的根本立場和根本觀點出發，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准則，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畢生追求，把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作為人生的樂趣和幸福。要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必然要求有堅定而崇高的信仰和理想，有正確的價值取向。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而在“精神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25

　　周恩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他對自己在物質方面的苛求，在一些人的眼裡近乎不合情理，但在周恩來自己看來卻是極為自然的，因為他胸中裝著黨和人民的利益，裝著共產主義的崇高事業，唯獨沒有他自己。周恩來是一個真正的無私利的人。一方面，他的整個生命活動都溶化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上，在他的內心深處，人民的快樂就是自己的快樂，人民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因此，當黨和人民需要他作出犧牲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入虎穴”、“下地獄”。另一方面，他有一顆不斷追求道德人格自我完善以達到最高境界之心。無論是在激烈的對敵斗爭和黨內斗爭中，還是在復雜紛繁的政務生涯中，他始終在堅定而崇高的信念支配下，時時警惕、及時排除各種有違理想信念的私心雜念，即使是在處境極為艱難的時刻，他也忍辱負重，堅韌不拔，戒慎恐懼，矢志不渝地去追求和逼近公而無私最高境界。李先念在周恩來誕辰９０周年之際撰文道：“林則徐有幅自勉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用在周恩來同志身上，雖不完全，但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特點。周恩來同志確實胸如海洋，容量極大。他堅持原則立場，則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為他胸中沒有私心，隻有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隻有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這一評價，反映了周恩來是一個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也是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

　　從對周恩來戒慎恐懼的思想觀點闡述和實踐考察來看，戒慎恐懼既是他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又是他的一種道德修養和道德人格，而這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同時“戒慎恐懼”既是周恩來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更是周恩來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和弘揚周恩來精神，戒慎恐懼的思想和精神當是要義之一。

　　（作者單位：浙江省紹興市社會科學聯合會）

　　注 釋：

　　①、②朱熹《朱子語類》卷六十二、卷一一七。

　　③《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５１４頁。

　　13、24《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３２頁、第３２９頁。

　　⑤、⑦、⑧、⑨、⑩、11、18、19、21、22、２３、２５《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１０頁、第１３２頁、第１９８頁、第３１３頁、第３４９頁、第１９１頁、第１２５頁、第１２７頁、第３６８頁、第１２６頁、第３４５頁、第４２７頁。

　　14《周恩來年譜》上卷，第５４５頁。

　　⑥、12、15《周恩來年譜》中卷，第４７９頁、第２４４頁、第４５３頁。

　　④、16、17《周恩來年譜》下卷，第５６２頁、第１４８頁、第４６６頁。

　　20《周恩來行政哲學》第９８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