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振興華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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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周恩來在沈陽一所小學讀書時，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讀書為了什麼？”周恩來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1915年，周恩來在天津南開學校所寫的作文中不僅誓言“振興華夏”，而且認為“興邦事偉”。1917年，周恩來從南開學校畢業去日本留學之前，回沈陽母校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寫給同學郭思寧的贈言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1935年，毛澤東、周恩來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在那裡寫的一篇著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話：“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周恩來是當時參與制定策略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候，提出“光復舊物”的目標，這體現了毛澤東、周恩來洞察歷史發展的深遠眼光和“多難興邦”的決心。

“中華崛起”“振興華夏”“中華騰飛”“光復舊物”，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就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是對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奮斗目標的充分肯定，是對近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思想的傳承和弘揚。

中華民族憑什麼產生了幾千年的輝煌？又為什麼會發生一段時間的落伍？周恩來是怎樣認識的？又是怎樣為復興而奮斗的？分析研究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周恩來的胸懷，可以啟發我們怎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認定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值得驕傲

歷史上，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農耕文明，在生產水平和經濟成就上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於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周恩來了然於胸。例如，1961年7月4日，針對治水問題，周恩來說：中國歷史記載2000多年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省灌縣都江堰，是秦漢時代依照水勢修起來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2000多年的歷史有一套經驗，要很好研究。

科學技術層面上，中國的四大發明，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對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毛澤東指出：“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周恩來對這些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也是了然於胸。他說：“我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科學發明，如火藥、古代火箭等，雖然是低級的，但它的原理同現代火箭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思想文化層面上，中華民族古代思想文化的輝煌，我們今天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如先秦諸子的學說，《黃帝內經》的醫學，《史記》《漢書》的史學，唐詩、宋詞的文學。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其輝煌的文化成就。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從典籍上看是《論語》和《道德經》。毛澤東認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有豐富的文化典籍”。周恩來說：“我們有幾千年燦爛的古代文化，這是值得驕傲的。”

探討中華民族幾千年輝煌的文化原因

與中華文明年齡相近的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斷過，有的甚至消亡了。唯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從未中斷過。中華文明憑什麼能獨領風騷，一直延續下來？近代以前中華民族幾千年輝煌的原因何在？從文化傳統上看，周恩來探討和觸及以下幾條原因：

中國有統一的代代延續使用的漢字

中國人造出的第一張紙使中國漢字有了比甲骨、竹帛更好的載體。中國漢字則是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思想非常出色的載體。

漢字有了不起的時間能量。20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今天還能被廣泛閱讀、使用，這就是漢字的時間能量。著名科學家錢偉長說：“天下沒有別的國家的文字3000年以后還能看得懂，漢字可以。”而一種文字的滅亡，就意味著一種文明載體的滅亡，古巴比倫正是這樣。

漢字還有一個了不起的空間能量：中國疆域遼闊，方言各異，但有了統一的漢字就可以交流﹔中央政令就可以不受隔閡地通行無阻。國學大師任繼愈說：“中國的長期的凝聚力與這個古漢字大有關系。”“中國有統一的漢字，這是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周恩來分析了漢字的作用。他指出：“漢字在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人們都贊揚我國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豐富的歷史記載，不僅有正史，還有野史、筆記等。漢文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有通過漢字承載傳揚的以“中庸之道”為核心的中國風格、中國精神

“中庸之道”不是儒家所獨有，其他學派也有，但儒家是突出代表。“中庸之道”包含哪些內容呢？

一是中，即用中。反對走極端，反對搞絕對化，認為“過猶不及”，主張“執其兩端用其中”。“執其兩端”就是對立的兩個方面相互依存，不要非此即彼﹔“用其中”就是“求其中道，而為我所用”。

二是和，即中和，也就是“和而不同”之道。“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也”，所以《論語》中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和”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以孟子講“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正因為如此，既要從自己的特殊性出發求生存，求發展，又要寬容別人的特殊性求合作，求共贏。既重視自己和別人的特殊性，又重視求合作和共贏，這就是“求同存異”。“和而不同”與“求同存異”是處理個性與共性關系辯証統一的兩個方面。歷史証明走極端，搞絕對化，以同裨同，是敗亡之道，是不能長久的。

三是時，即時中，也就是正確處理天人關系，不違天時，因時制宜、與時俱進。按二十四節氣做事就是時中，要依時而行，順時而作，珍惜時機。

如何做到中庸？一是慎，即慎言慎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是誠，即誠信。“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基辛格說：“周恩來在談話時帶有孔聖人般自然的優雅和過人的智慧。”周恩來是守護和善於應用中庸智慧的智者。他在南開學校寫過一篇題為《誠能動物論》的出色的作文。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他一直重視“戒慎恐懼”的方法。他的中和守衡、求同存異、瞻前顧后、左顧右盼、博採眾長、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等，無不凝聚著中庸的智慧。

中國有在“中庸之道”指導下形成的和一直堅持下來的對內和諧有序、對外和平共處的制度

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滅亡，從內部制度來看，由於它在“中庸之道”指導下長期處於和諧有序狀態。均田制、科舉制、郡縣制、戶籍制等制度對保持和諧有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使任何一個男子通過文化考試都可以成為管理者，成為秀才、舉人、狀元。這比那種世襲為官、養士為官、軍功為官的制度形成的無序吏治要好得多。

均田制以及與其相似的土地制度，很好地發揮了抑制土地兼並的作用。這一制度貫徹了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貫徹了孟子民有恆產乃有恆心，所以明君“制民之產”的思想﹔也貫徹了老子“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思想。土地兼並取代均田制並達到極限時，也就是農民暴動，一個朝代被另一個新朝代取代之日。

中國在對外關系上歷來反對戰爭，主張和平共處。這固然與農耕文明的經濟特征有關，不像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具有的擴張和遠征特點。這也與信守“和為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的思想精神有關。所以《道德經》說“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所以《孫子兵法》主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國的軍事工程如長城是防御性的，所以鄭和下西洋聲勢浩大卻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的領土要求。有些文明古國，強大的軍事遠征在消滅別國文明的同時，自己的文明也因在被征服國水土不服接著衰落下去。這正是有些古老文明中斷的原因之一。

周恩來認為，“歷史的發展總是今勝於古，但是古代總有一些好的東西值得繼承”。“要學歷史，有許多歷史經驗可以汲取，我們的民族有許多優良傳統，應該很好地發揚。”周恩來所說的中國古代值得繼承的好的東西、應該很好地發揚的優良傳統，包括科舉制、均田制等制度中包含的具有平等性的積極因素，更包括反對戰爭、對外和平共處的制度和理念。周恩來曾向外賓介紹過中國辦外事的哲學思想：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於人﹔不開第一槍，不為天下先﹔“禮尚往來”﹔“退避三舍”。他說：“我們中國人辦事，就是根據這樣一些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不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

痛感近代中華民族落伍和受人欺負的恥辱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歷史，是中華民族被動挨打、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受人欺辱的恥辱的歷史。其間，中國遇到的是數千來未有之強敵，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面對近代中華民族備受欺辱，周恩來有著切膚之痛。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他的憂慮之心更重了，切膚之痛更深了。1915年秋，他作《或多難以固邦國論》，發出了救亡的吶喊。他寫道：“鴉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戰，法人欺我﹔布楚之約，俄人噬我﹔馬關之議，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諸國協力以謀我。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岌岌乎不可終日。”“至於今日，同種東鄰，乘歐戰方殷之際，忽來哀的美敦之書。政府無后盾，國民無先驅﹔忍恥受辱，逐條承認﹔五項要求，猶言后議。事急矣！時逼矣！非常之勢，多難之秋，至斯亦雲極矣！”他呼喊：“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之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之勿負是期也。”

古老輝煌的中華文明為什麼不能先於歐洲文明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到了近代老是受人欺辱？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歐洲人卻走到了前面？這是英國著名學者、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遇到的難題。這也是不少歷史學家至今仍在不倦地探索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代仁人志士力圖解答的問題。

魏源、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接著是李鴻章等主持開展了師法西方“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這是看到了中國技器不如人，企圖通過發展技器來改變落后挨打的問題。但甲午戰爭的慘敗証明隻學習西方的技術和器械是救不了國的，於是推動了先進人士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的探索。

起先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企圖依靠封建皇帝的支持搞君主立憲制，走資產階級社會改良的道路來擺脫落后。結果隻搞了103天，連光緒皇帝也被慈禧太后關起來，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人被殺，變法維新血淋淋地失敗了。接著就產生了孫中山、黃興領導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幾經曲折，終於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中獲得了推翻帝制的勝利。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弱小，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很快被封建軍閥袁世凱篡奪，民國徒有虛名，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

從四個方面分析近代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文化原因

發展技器、改變制度都有部分的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文化的反思，則觸到了近代中國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的文化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揭示的中華文化傳統對科學和民主不夠重視，延伸一些看是科學倡導不夠、創新動力不足、民主未能制度化、缺少法治精神。周恩來對這四個方面有著深刻的分析。

科學倡導不夠

中華文明雖有四大發明等技術成就，為世界進步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從總體上看，中華文化傳統不重視倡導鑽研科學技術。歷代的科舉制考的是“四書五經”等人文學問和道德文章，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生產知識難以進入主流社會關注的視野。即使有了如張衡的地震學、祖沖之的數學等科學發現也難以被當政者在社會上廣泛推廣、發展。這樣自然阻礙了在一定科學基礎之上的機器大工業的產生。雖然與農業聯系的天文歷法方面的科學知識受到重視，但整個封建社會長期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並抑制工商業，這就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

早年周恩來認為“各類科學”，“非由西學不達”。抗日戰爭中，周恩來指出：“有人以為中國的思想中有科學意味的就是科學的思想，這是不對的。隻有具備進步的科學思想的書籍，才屬於真正的科學書籍。”新中國成立前夜，他談到紀念五四運動時說：“我們應該對民主與科學這兩個課題更加重視。”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坦承“在近代科學上，近一百年來中國從歐美和日本學來很多的東西”。他要求在看到幾千年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今天的現代科學是很落后的，我們必須提高現代科學水平”。

創新動力不足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創新。中國哲人早就提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國先人為世界貢獻了許多科技創新成果。但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中華文化傳統因循守舊的色彩濃厚，主張復古，眼睛向過去看得多，向未來看得少。這就不僅造成科技創新動力不足，而且影響了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每一次的變革都以失敗告終。

周恩來指出：“我們這個民族向來有點鬆懈和惰性的缺點。”他在南開學校讀書時，就開始批評復古守舊的思想和做法。“尚舊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名，君、臣、忠、孝、公侯、聖德之詞，道之不勝其道，書之不勝其書。事實之合否，概置不問，惟返古是求”。周恩來驚呼：照此下去，在適者生存的世界上，“吾華尚何望乎！吾華尚何望乎！”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提出“另辟‘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他說：“人人心中存著這個‘新’字，中國才有望呢。”求新，才能救國。周恩來是通過在日本的“想新的”“學新的”“做新的”，再到歐洲進行實際考察並對各種新思潮進行推求比較，才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成為共產主義者的。

民主未能制度化

中國古代有十分豐富的民本思想，認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將天與民統一起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子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甚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但是，這種民本思想未能將民看成國家的主人、治理者、享有者，而是將民作為治理的對象。正因為民是治理的對象，所以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要絕聖棄智，所以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是君主。君主一言九鼎，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井田制、均田制、王田制都把君主看成當時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以中國封建社會沒有真正的私有制，君主要你富你就富，君主要你窮你就窮。“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人大多數做的是御用文人，少數人做的是孤寒清流，在封建權力和財富的支配下難以實現人格獨立。即使是大官在君主面前也是跪著講話，君臣之間不可能有平等。

早年，周恩來認為酋長、君主、民主、大同是人類社會政體發展必經的幾個階段。“共和之所以異於專制者何，民主之所以良於君主者誰？”周恩來認為二者區別在於是不是“治人治於人者，恆常系諸一人之身”。封建君主的專制就是一個人說了算，“而元元黔首，均為被治之人”。“故君主僅為治人者，而人民治人之權，亦不能普及，是故終不若民主共和為之愈也。”在中國反對封建主義是為了實行民主主義，而舊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有局限性的民主，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民主。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要求民主抗日，國民黨則不講甚至排斥民主抗日。1940年，周恩來指出：“從五四運動到現在，還沒建立民主的傳統。所以，必須積極提倡以打擊反民主思想。”

缺少法治精神

中國封建社會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法律是可以管到君主的，皇權大於法律。整個封建社會的治理是官本位的人治，而不是依靠法治。正如一位文化史學家所指出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義精神，最后總是在武俠復仇、好漢結拜中得到了弘揚”，沒有看到法律制裁的作用。這也與封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孔子思想主張以德治國而輕視以法治國有密切的關系。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重視道德禮義的引導與歸服作用在有些方面是必要的，有些則是負面的，如封建的男尊女卑的道德則起著壓迫婦女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為保障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周恩來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曾受長期封建主義統治的社會中，婚姻法的執行是一種艱巨的社會改革工作，必須經過經常的有系統的思想斗爭和法律斗爭才能貫徹。”在周恩來看來，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恰恰是貫徹男女平等的婚姻法的阻力。

科學倡導、創新動力、民主制度、法治精神的缺乏，正是中華文明到了16世紀在創造力上開始落后於西方文明，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百年深陷被動挨打之中的思想文化原因。周恩來的分析為解答李約瑟難題打開了思路。

探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傳承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在古代興盛與近代衰弱的對比中提出來的。唯有對文化傳統善於吸取其精華並加以弘揚，善於批判其糟粕並加以剔除，才有希望實現復興的目標。周恩來對此進行了有重大意義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在於找到了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思想文化原因，推動了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發展，推動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為榜樣的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但是，“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不吸取弘揚其精華，則相似於給小孩洗澡后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潑了出去。

周恩來在充分肯定五四運動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指出了其對傳統文化偏激的否定一切的消極影響，闡明了對傳統文化批判地繼承的正確方針。他說：“當年五四運動反對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認為孔子所說的一概打倒，這在當時是需要的，因為當時是封建統治。要沖破黑暗，建設新的社會，需要這種精神。但那時認為舊的、歷史上留下來的一切都無用，因此變成了否定一切。須知舊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五四’時期不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很幼稚。”“我們不要否定舊的一切，而要把舊文化裡的可用的部分接受下來，即批判地接受。”“對舊的東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盤接受的態度，都會使這一社會無法改造。”

周恩來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能對傳統文化採取全盤接受的態度

周恩來說：“像封建社會的理想人物——孔子，難道就沒有缺點了嗎？而封建社會所描繪的孔子就是個至聖先師。”在周恩來看來，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科學、創新、民主、法治方面是有缺點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努力克服這些缺點。

周恩來高度重視科學和創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領導的大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抗戰的物質基礎問題，也摒棄了傳統士大夫輕視生產勞動和科學技術的觀念，牢固樹立了重視生產力、重視科學技術的觀念。周恩來是大生產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反復強調人人都要關心生產力的提高，科學是關系經濟、國防決定性的因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對於創新，周恩來指出：“不論學習古代的東西還是學習外國的東西，都是為了今天的創造，都要把它們融化在我們的創作中。”引進和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周恩來強調要靠自己鑽研，“自己不鑽，不僅不能有獨特的創造發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的、學到的、買到的用於實際和有所發展”。我國在十分落后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搞出來，與周恩來以高度重視科學和創新的精神來抓這項工作密不可分。

周恩來高度重視民主和法治。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領導的民主抗戰運動，實現了全民抗戰的民族覺醒，在邊區產生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出現了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氣象。周恩來是推動民主抗戰運動的決策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反復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是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決不可缺少的。”“民主生活對發揮積極性、提高政治覺悟、加強團結和集中群眾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黨在發揚民主這一點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們依靠人民，發動群眾去實行最廣泛的民主。”“我們的軍隊也實行民主，這在世界上是一個創造。”“我們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還要有集中。”同時，周恩來也重視法治。他強調：“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權的重要支柱之一。”“是鎮壓反動、保護人民和懲罰犯罪、保護善良的。”他認為，舊社會不可能給我們建立人民民主法制，我們隻能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后才開始建立全國性的人民民主法制。

周恩來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傳統文化的精華必須採取繼承和發展的態度

使用好、發展好漢字。周恩來具體領導了文字改革工作，這項工作包括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個方面。對於簡化漢字，周恩來說：“中國文字從甲骨文算起，到現在有三千四五百年的歷史。”“漢字字形演變的總的趨勢是簡化。”漢字簡化，“大家稱便”，“是符合群眾利益並且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的好事”。同時，他又指出：“少數簡化得不恰當、在使用中証明有缺點的簡字，應該另行規定它們的簡體，或者保留原來的繁體。”對於推廣普通話，周恩來認為，“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對於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周恩來指出：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還可以用來拼寫普通話﹔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可以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周恩來說：“文字改革是關系全國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對它採取的步驟是很慎重的。”

研究好、發展好用中、中和、中時、真誠、謹慎的中國精神。周恩來向來反對極端主義和狂想主義，善於處理理想與現實、戰略與戰術、目標與步驟、當前與未來、整體與局部、治標與治本、專家與群眾、集中領導與因地制宜的關系。他提出的和平共處的原則和求同存異的方法，對新中國的外交工作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也對統一戰線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他的“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既體現了他的實事求是，也體現了他的求真務實和忠誠。這正是他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長期受到毛澤東信任的原因之一。他運用和發揚《中庸》“戒慎恐懼”的精神，是他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績，特別是他抓水利和尖端科技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研究好、運用好中國歷史的經驗，包括治國理政的經驗，科舉制、均田制所包含的平等的經驗，治水和中醫治病因勢利導、綜合治理的經驗。1949年5月，周恩來說：“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周恩來喜歡歷史劇《十五貫》，他說：“《十五貫》教育我們做‘官’的人，讓我們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在治水方面，周恩來要求學習都江堰，超越都江堰。在中醫藥方面，周恩來提出：“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說：“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要推廣中草藥，中草藥副作用小，針對性大。”“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離開中國歷史，無法認識毛澤東，無法認識當代中國，無法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革”期間，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中國人不講中國歷史總差點勁，毛主席的著作還有不少篇幅是講歷史的嘛！讀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歷史。”

周恩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經歷，以及他在文化傳承方面的認識和實踐，對於我們今天如何沿著老一輩的足跡，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無疑有著重要的警示和啟迪意義。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