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周總理治水:克服干擾挫折避免重大失誤

　　1976年1月，我們跟隨周總理的靈車，緩緩地在長安大街上向西行進。凝望著在凜冽寒風中肅立兩側悲泣送靈的百萬群眾，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國歷史上，有誰曾受到人民如此傾心地愛戴！我們把周總理送到八寶山靈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聲大哭，久久不忍離去。啊，在中國歷史上，有誰曾使下屬如此深沉地留戀！當我聽到周總理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時，我仿佛看到，祖國的山河張開雙臂，擁抱她的忠實無私的兒子，和他溶化、凝結為一體。

　　作為一個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榮幸。我們曾經跟隨周總理，整治祖國的江河。今天，我們治理祖國的江河，仿佛又見到周總理的身影，感到周總理的精神，聽到周總理的召喚！

　　“其功不在禹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個月，周總理接見了以當時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副部長李葆華為首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的部分代表。我當時未曾有幸參加這次會議，但事后聽到他們不止一次地興奮描述。總理說：“戰爭尚未結束，國家正在草創。”他用“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故事，勉勵水利工作者要為人民除害造福。總理對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在草創國家的藍圖中，治水將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這項決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長江和淮河的堤防決口，江、浙、滬的海堤在台風襲擊下幾乎全線崩潰，千百萬災民嗷嗷待哺，全國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作為中國革命勝利后第一屆人民政府的總理，將如何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的講話《建設與團結》中，全面答復了這個問題。他說：“在國家建設計劃中，站在科學家的崗位上，我們開始做些什麼呢？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談到基本工作，他著重談了農業方面。他說：“首先是實行土改，解放生產力，然后求得發展。中國本不是缺糧的國家，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國的農村經濟。現在進行的土改，就是要使農民從舊的生產關系桎梏中解放出來。這項工作需要兩年左右時間。配合土改，我們要著手做以下幾件工作。第一，興修水利。我們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總理最后鼓勵科學家們：“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

　　周總理的分析是有科學根據的。由於中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歷史發展過程，中華民族的發展是與治水分不開的。至今，在我國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中，約有100萬平方公裡的面積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護，經常處在水災的威脅下，而這些正是我國人口最集中、工農業最發達、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區。旱災更是普遍威脅全部國土。因此，在我國歷史上，治水往往成為能否安邦定國的重大課題，大禹治水的傳說就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要求和願望。

　　敬愛的周總理在任的27年中，他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指揮我們治水。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經濟發展計劃時，他都要另外安排時間，聽取水利工作的匯報。他說：“水利計劃很復雜，要專門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樣艱難的歲月，許多重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在總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時做出正確決策。由於他的領導和支持，我們才有條件克服各種干擾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誤。現在，我國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備一定標准的防洪體系，灌溉面積從解放初的兩億多畝發展到7億畝，水力發電從解放初的16．3萬千瓦發展到2700多萬千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9萬多馬力發展到8000多萬馬力。可以說，江河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觀。人民政府確實解決了百余年來歷屆中國政府所未能解決的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蓄泄之爭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國，由於受季候風的影響，水資源在時間和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更加顯著。旱則赤地千裡，河流干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爭。傳說中，鯀是主張堵水的，失敗了﹔其子禹改用疏導，將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澤東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對一條河流提出根治。如何達到根治？在周總理主持的治淮會議上，就發生了蓄泄之爭。總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作為治淮的方針。因為，單純地蓄或單純地排，都不能全面達到除害興利的要求。蓄泄兼籌的方針，准確地表達了治水的自然辯証法，結束了治水的歷史爭論。對淮河適用，對其他河流也適用，這本來是很容易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彌漫下，淮河流域個別地方領導提出，為了除害興利，應當把水統統攔蓄起來，並總結為“蓄、小、群”的“三主”方針（蓄水為主、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甚至提到兩條路線的高度，把根據蓄泄兼籌方針制定的治淮規劃，戴上“排、大、國”（排水為主、大型為主、國家舉辦為主）的帽子。這種錯誤提法，被當作治水的唯一正確方針，在全國推行。從1958到1960年執行的結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魯豫平原上，片面強調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層層堵水，造成了嚴重的澇鹼災害和地區間的水利糾紛。到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這個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來。這時，周總理責成我們一些有關負責人親自去現場查勘，聽取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回京向他匯報后，總理召集了有關的省委書記開會，糾正瞎指揮的錯誤。總理尖銳指出：“我問過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隻蓄不排呢！”接著，他把違反科學的“滿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學的澄清。在周總理的主持下，經過大量的艱苦工作，才逐步糾正了前一段時間的瞎指揮，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在這個基礎上，周總理又引導我們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們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條討論稿，向他匯報。當時的情況是：以蓄為主的片面性，已在實際工作中得到糾正。為了避免在治水方針的提法上引起混亂和爭論不休，我們提出一個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水利的工作方針，建議為“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面配套，加強管理”。這是為了糾正當時實際工作中重大型、輕小型，重骨干、輕配套，重興建、輕管理，重工程、輕實效的“四重四輕”的偏向。總理肯定了這個方針，並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這個方針在1965年9月的全國水利會議上討論通過后，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大家簡稱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針。大家以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進，再不糾纏於“三主”方針的爭論了。

　　誰知在“文革”中，蓄泄之爭又重被挑了起來。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認為我們是以“三五”方針抵抗“三主”方針。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過去歷史經驗的同志，要求我們恢復“三主”方針。總理指示當時水電部軍管會的同志：“這個問題很復雜，不要展開辯論了。”以后，在1970年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文件中，周總理將“蓄、小、群”的三主方針，改提為“小型為主、配套為主、社隊自辦為主”。這個文件報經毛主席批准后，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總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導我們，排除“左”的干擾。1958年浮夸風盛行時，有一個省的領導宣傳已解決了全省的水土流失問題，周總理帶領我們，坐直升飛機視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邊荒山禿嶺依舊，他感慨地對我們說，看水土保持，要坐飛機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躍進”中，由於忽視質量，一座大水電站工地發生事故，總理針對當時一些地方的瞎指揮風，囑咐我說：“你是共產黨員，應當做到又紅又專，遇到這種情況，別人不敢講話，你應當講話。”1959年秋，在“反右傾、鼓干勁”的高潮中，我們也頭腦發熱，在10月召開的全國水利會議上，曾設想提出在三年內基本解決水旱災害的口號。當我們拿著文件草稿向總理匯報時，總理哈哈大笑說：“三年內要基本解決水旱災害？太積極了一點。”經周總理再三說服，我們修改了這個口號。

　　改建三門峽

　　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從中上游的黃土高原，每年挾帶十幾億噸的泥沙，部分輸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積，使黃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懸河，全靠兩岸的大堤約束洪水。在歷史上，黃河經常決口改道，洪水泛濫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陰，不但造成廣大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並且淤塞破壞了北岸海河、南岸准河的水系，因而被稱為“中國的憂患”。

　　為了控制黃河洪水、開發黃河水利，新中國成立后，聘請外國專家協助，在1954年編制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並建議三門峽水利樞紐為第一期工程。國務院據此在1955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報告》，經審議通過。由於我國當時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經驗，三門峽委托外國設計。當時的規劃思想是，黃河泥沙採取攔蓄為主的方針，首先以三門峽巨大的庫容攔蓄，同時大力開展水土保持工作，設想能大量減少泥沙來源，從而維持干支流水庫的壽命。根據這個規劃，三門峽的設計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應庫容647億立米，水庫的回水末端到達西安附近，關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門峽雖已於1956年開工，但是它的設計方案越來越引起疑慮，陝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審議。1958年4月，周總理約請彭德懷和習仲勛同志，在三門峽工地重審設計。經過討論，大家認為攔泥措施不可靠，對淤積的預計沒有把握，移民任務太大。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總理果斷地決定把原方案改為：大壩按360米設計，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為335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響，並減少移民數量。

　　1960年，三門峽大壩建成蓄水。實踐証明，修改原設計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積情況比原設計要壞得多，淤積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翹尾巴”。雖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發展，仍有可能威脅西安。這時，各方面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的全盤肯定，認為應按原規劃繼續在上游支流修攔泥庫﹔有的全盤否定，認為隻有廢除三門峽樞紐甚至炸掉大壩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種改建方案。

　　1964年12月，周總理親自主持，在北京召開治黃座談會，邀請持有各種意見的專家參加。總理每天與會，傾聽大家的發言和辯論，並多次找王化雲等主管同志，個別征求意見，醞釀研究對策。會上多數同志認為應將三門峽徹底改建，但又顧慮政治影響不好。周總理教育大家，要有徹底唯物主義的態度，有了錯誤就要徹底改正，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最后，總理批准了三門峽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這個方案對原設計作了根本修改，改原來的蓄水攔泥為滯洪排沙，即在大壩左側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時如無防洪需要，應完全打開閘門，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時為了協助下游防凌（汛）可適當蓄水，並拆除原來的高水頭水輪發電機，改為低水頭發電。這個方案簡稱為“蓄清排渾”。1968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顯著。1969年起進行第二期改建，於1973年完成，基本上解決了三門峽庫區泥沙淤積“翹尾巴”的問題。

　　周總理為了研究三門峽工程的有關問題，曾三次去現場調查研究。當我們被交相指責的時候，總理和我們一起承擔困難，並鼓勵我們：“歷史是發展的。黃河在舊中國不能治理。我們要摸索規律，認識規律，掌握規律，不斷地解決矛盾，總有一天可以把黃河治好。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在治黃座談會總結時，總理要我們送給與會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著作》，希望大家學習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分析和解決治黃問題。確實，中國的泥沙專家們，通過反復試驗研究，反復實踐總結，大大提高了對泥沙沖淤規律的認識，並創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運用水沙的方法。1980年在北京召開的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和1982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大壩會上，我國學者的論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視。198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決定在北京與我國合辦國際泥沙培訓中心。我國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1973年，周總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門峽改建成功的報道，曾要人打電話問我是否屬實。今天，當黃河治理開始走出一條路子，當我們制定下一階段的治黃規劃時，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多麼希望您能再聽聽我們的匯報啊！

　　華北抗旱

　　華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總理的心上。

　　1950年，在治淮的同時，總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廳水庫，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並作為首都工農業的水源。1958年，周總理高瞻遠矚，根據北京地區日益增長的用水需要，親自視察后毅然決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雲水庫。在他的直接關心和支持下，密雲水庫建得又快又好，僅用兩年時間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並且成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陸續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崗南、黃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庫。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總理親自主持審定了海河規劃，決定在下游開辟排洪入海的新河。這些規劃深得群眾的擁護，在“文革”中都沒有中斷實施。現在，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規模。

　　在洪水威脅緩解后，干旱成為華北地區的突出問題，僅僅依靠水庫攔蓄地表徑流，還不足以滿足華北的洪水問題。1966年2月，華北旱情嚴重，周總理親自主持北方抗旱會議，指出：北方抗旱是長期的事情，要做長遠打算。會后，總理召集國務院會議，提出由各有關領導分別任各省抗旱組長，要求持續不斷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並以抗旱工作推動整個農業的發展，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遼寧省組長﹔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組長﹔山西的旱情最重，譚老板（震林）去怎樣？秋裡去陝西﹔（林）乎加是山東人，去山東吧﹔我自告奮勇，任北京和河北省兩個組長（當時天津屬河北省）。”會后，總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當年3月，邢台大地震后，總理率隊親自視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庫，對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可惜到5月以后“文革”開始，一切工作都停頓了。

　　1968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以后幾年，不管政治形勢多麼動亂，由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裡等同志具體安排，每年以三十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這是在華北平原上一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國家在計劃中給予資金補助，並提供設備材料，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扭轉了中國歷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面，並推動了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的發展。

　　“飲水不忘掘井人”，周總理就是華北機井建設的創始人。

　　治理長江

　　1958年2月末，周總理率領大批干部和中外專家，乘船從武漢到重慶，視察長江，歷時一周。同行的領導干部有：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領導同志，以及國務院有關部委的領導同志。一路上看了荊江大堤、三峽壩址，聽了沿江地方黨政負責同志的匯報，還在船上進行了治理長江和有關三峽的討論。3月5日船抵重慶，6日總理在重慶做了討論總結，這就是為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所做的准備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長江荊江大堤的問題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議事日程。荊江，是指長江出三峽后進入兩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荊江大堤是指從湖北江陵縣棗林崗到監利縣全長180多公裡的長江北堤。在古代，長江出三峽后，洪水在北岸的雲夢澤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調蓄，然后進入下游。經過相當時期，長江洪水挾帶的泥沙，使雲夢澤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這些土地上圍堤筑垸，墾荒種植。到明代以來，北岸建成荊江大堤，雲夢澤和長江完全隔斷，逐漸變為江漢平原。洞庭湖雖然還保留調蓄作用，但由於淤積和圍墾，容積也日益縮小。荊江大堤作為江漢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脅嚴重，形勢十分險峻，清代曾多次潰口，造成嚴重災害。1951年，在周總理主持下，決定在荊江大堤對岸修建荊江分洪工程，用公安縣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1954年長江發生大洪水，荊江分洪工程發揮了預期效益，荊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歷史上，曾出現過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單靠荊江分洪工程還不能解決問題。

　　在長江兩岸，受洪水威脅的土地共約9000萬畝。1954年，除武漢市圍堤、荊江大堤和其他少數圍垸勉強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4700多萬畝，受災人口1800多萬，京廣線100天不能正常運行，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水災。因此，長江防洪和黃河防洪一樣，都是關系國家大局的問題。

　　在黃河上可以修建三門峽水庫控制洪水，在長江上也可考慮修建三峽水庫控制洪水。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曾提出開發長江三峽水資源、改善長江航運的設想。抗戰勝利前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專家協助下，提出修建三峽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周總理正是帶著這個問題視察長江的。視察后的基本結論是，肯定三峽工程在長江流域規劃中的主體作用，但由於規模特大，涉及防洪、發電、航運和移民等各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和修建條件，慎重決定上馬時機。為了盡快地開始治理長江，在那次視察中決定先修建漢江的丹江口水利樞紐。漢江是長江中游洪水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脅武漢。1935年漢江大水堤防潰決，死亡8萬多人。丹江口水利樞紐可以基本控制漢江的洪水，並有發電、灌溉、航運之利。這個工程於1958年冬開工，克服很多困難，於1967年建成。1974和1983年，漢江都發生大洪水，由於丹江口水庫將漢江洪峰流量削減了40％和60％，免除了下游的洪災。

　　1958年以來，周總理受中央委托，一直親自領導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的前期工作。1970年，在丹江口水庫建成后，我們建議先上三峽下游較小規模的葛洲壩水利樞紐，以解決電力發展的需要。周總理主持研究后，同意這個建議，並認為葛洲壩工程可作三峽的實戰准備。他把這個意見和當時存在的不同意見即先上三峽的意見同時報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壩的意見。但是，在當時那種動亂形勢下，下邊一聽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開工，根本沒有報批設計，形成嚴重失控。我於1971年初從國外訪問回來后，即受命去工地檢查工作，發現設計方案還存在嚴重問題。周總理連續聽了幾次匯報，決定修改設計。但在邊設計邊施工的情況下，工作越來越被動，施工質量也發生嚴重事故。這種狀況對於這樣一個大型工程，實在是不能允許的，可是由於已經宣布開工，誰也不敢設想把工程停下來，真是騎虎難下，進退維谷。總理了解到這個情況后，在1972年11月，抱病召集會議，聽取我的匯報。從下午3時一直開到晚上9時，護士一次一次地給他送藥，其他領導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懇求他休息，但是問題沒有議透，認識沒有統一。最后，總理責成有關方面的9位同志，由當時不同意先上葛洲壩的同志主持，重新討論葛洲壩應該上還是下，負責向中央提出報告。經我們9人充分討論后，一致認為，葛洲壩工程的問題是沒有按基建程序辦事，勘測設計工作太粗，投資估計過低，施工准備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慮后，它的經濟效益還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議在做好設計的基礎上繼續建設。總理同意這個意見，果斷地決定立即停工，重新設計，在批准設計后才能復工。總理指定上述9人組成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以林一山同志為主任，負責制定設計方案和解決建設中的各項技術問題。

　　1974年9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審查了設計方案，經周總理批准，葛洲壩於1974年底重新開工，從此工程進展順利。1981年初截流成功，6月第一期工程開始通航發電，第二期工程從去年起已有5台機組開始發電。從1984年起，葛洲壩的年發電量已居全國水電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華中地區的經濟發展。

　　當周總理批准葛洲壩復工時，他已經進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術。當葛洲壩截流成功之時，周總理已永遠離開我們了。實踐証明，總理關於葛洲壩停工整頓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沒有當時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勝利。實踐也將証明，周總理關於把葛洲壩工程作為三峽工程實戰准備的決策是正確的。

　　敬愛的周總理，宏偉艱巨的治水任務仍然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一定按照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教誨，兢兢業業，繼續完成您的遺願！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