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周恩來在渝的外交工作

摘 要：很少有人完整地考察周恩來於1940-1943年間在重慶的外交活動，尤其是這個時期與美國的外交活動。周恩來於第一次反共高潮與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間的背景下在重慶展開的他的內外工作。隨著外交工作卓有成效的展開，至1941年初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對美關系網。皖南事變爆發后周恩來巧妙地打出了他的“美國牌”，成為暫時壓倒蔣介石反共立場的“一招妙棋”。周恩來在這個時間段內的對美外交工作，証明了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周恩來﹔重慶﹔對美外交

1940年至1943年是周恩來持續在渝時間最長的日子，抗日戰爭處於最艱苦的階段，環境惡劣，矛盾紛紜，工作的壓力如排山倒海，讓周恩來不得不在此工作。其任務分內外兩部分：對內，與國民黨交涉，與中間勢力，地方勢力派交涉，領導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開展工作等﹔對外，與美、蘇、英等各國展開外交工作。本文以周恩來在1940年至1943年間與美國的交往為研究對象。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有：美國對中共的意義﹔雙方的理解與交往﹔周恩來在與美國交往中的作用。

一、皖南事變后周恩來的“美國牌”

1940年8月25日，周恩來剛到重慶，氣氛又顯得格外緊張。抗戰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國內局勢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就在一年前，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雙方劍拔弩張，充滿了火藥味。歷經數月的武裝沖突與談判，共產黨1940年3月打退了這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美、蘇、英等國相繼在渝設立了駐華大使，與國共展開接觸，但明顯重視國民黨而不重視共產黨。周恩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他的外交工作。而周恩來首先要面對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又一次政治與軍事攻勢。

1940年10月中旬，蔣介石密令監視周恩來、葉劍英，不得讓他們離開重慶。由於新四軍在蘇皖地區的發展不符合蔣介石的要求，眼見中共武裝力量在敵后蓬勃發展，使蔣介石下定決心解決黃河以南中共武裝的問題。“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致電朱德、彭德懷和葉挺（即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和第十八集團軍各部於電到一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這是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號。”盡管周恩來在這個時候不斷與國民黨方面溝通協商，以求和平解決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內轉移到黃河以北的問題。然而蔣介石武力解決的決心已下。1941年1月6日，正在執行轉移命令的新四軍被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皖南事變爆發。面對危機，周恩來迅速作出反應：對內，發動中共在重慶的所有工作人員向國民黨元老派、抗戰派、國共之外的政黨揭露事件真相。同時指示新華日報將國民黨襲擊新四軍的陰謀透露出去。對外，周恩來迅速打出“美國牌”，皖南事變爆發后，周恩來即致函回到紐約的斯特朗，建議她發表所知道的情況，並附去中共中央軍委會的相關正式聲明。斯特朗隨即在紐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志上揭露皖南事變真相。

如果說斯特朗的分量還不夠的話，那麼接下來周恩來抓住了事情的重點。1941年2月14日，與美國總統羅斯福代表居裡會談，向居裡提供了國民黨制造摩擦的材料，同時周恩來巧妙運用美國希望中國牽制日本南進兵力的心理，向他說明若不制止國民黨的反共行為，勢將導致中國內戰，便於日本南進，從而威脅到美國的戰局。居裡隨即承認：如果內戰擴大，抗戰將更加不可能。隨后他會見蔣介石時正式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居裡在離開中國之前又一次批評了國民黨，給予了蔣介石巨大的心理壓力。美國在援助國民黨問題上的態度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對國民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因受共產黨蠱惑，援華政策，幾乎動搖。”蔣介石所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

在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的猛烈攻勢下，局勢對蔣介石逐漸不利，內有共產黨、國民黨不同派系、民主黨派和廣大群眾的輿論攻勢，外有美、英、蘇的外交壓力，尤其是美蘇兩個國家，蔣介石在當時正需要大量的外部物資援助，美國和蘇聯的不合作如同抽掉了蔣介石的背后支柱。蔣介石發現自己陷入了非常孤立和被動的局面，從而不得不收斂反共的氣焰，保証不再有此類軍事行動發生。周恩來精准地找到了問題的重點，抓住蔣介石急切需要美國給他政治與軍事援助的心理，向美國說明如果蔣介石妄圖打內戰，那麼勢必會威脅到美國的核心利益，從而使美國在外交上給予了蔣介石極大的壓力，使蔣介石暫時保証不再剿共，這是周恩來運用外交手段解決棘手問題的經典事例之一。

二、與美國的交往

在統一戰線的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對內放棄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主張通過民主改革實現社會進步;對外放棄了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重新制訂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策略，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與美國的關系迅速升溫。

周恩來較早認識到對美外交的重要性並將其付諸實際，早在1937年冬，就安排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到延安和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訪問。從而較早地與美國展開了聯系，1940年到重慶之后，更是頻繁與美國官方與民間人士打交道，1940年12月23日在沈鈞儒寓所會見美國著名作家安娜·劉易斯·斯特朗。幾天內同斯特朗長談數次，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正在醞釀投降和內戰的陰謀，預言即將發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戰爭。為之后的皖南事變爆發后的反擊埋下了伏筆。

在這段時期內，周恩來和英美國家的駐華使館和一些援華的民間人士建立了穩固聯系，同他們成為朋友。其中包括多個領域的杰出人士，如時任美駐華使館官員、美國總統的代表、著名作家、知名學者等。周恩來與他們親切交流，深度對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是有這些工作取得的良好效果。周恩來在1941年5月16日致電廖承志並報毛澤東說：根據海明威等所談，我們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動余地"。可以看出，周恩來特別重視對美國的外交工作，在此中的活動重點針對的正是美國官方和民間的人員。同時，這種行為也為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對美外交的理論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那麼，周恩來在重慶的對美活動取得了什麼效果？盟軍東南亞戰區副最高統帥史迪威在其日記裡回憶：“國民黨腐敗，混亂。共產黨的綱領……減租，減稅，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而另一位美國將軍魏德邁則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在我奉令接替史迪威時，上述四位政治顧問為戴維斯，謝偉思，盧登與伊默生……他們的報告一致苛責國民政府，而且都對共產黨大捧大吹。”可見周恩來在美軍方高層所造成的影響，讓美國對中共的認識與了解無疑上了一個台階。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歷史都曾經被有意的掩蓋，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這些資料才被重新披露出來。

周恩來在渝對美的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格局。上至美國駐華大使、美國總統特使，下至美國士兵（1941年2月27日與飛虎隊士兵羅伯特，巴尼特會面並交談）。從政治領域到軍事領域又到文藝領域。從點頭之交到三次來訪（向三次前來拜訪的約翰·戴維斯表示中共抗日的決心）。並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周恩來隨時可以通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對中共的政策。1944年美軍觀察團進駐延安，可以說是周恩來一手促成的，這當然離不開他在這個時期對美國的外交工作。

周恩來在渝對美的外交的影響我們可以用一份美國外交部解密文件來說明：“溫文儒雅，討人喜歡的周恩來在重慶的西方記者和外交官圈子當中是頗受歡迎的人物。許多人接受他所描繪的中國共產黨形象，認為他們是良性的改革派政黨，甚至還是民主政黨。周恩來經常出入美國大使館，提供他對事件的看法，推動他主張有助於戰后中國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響力相當大，特別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中。”可見，周恩來成功改善了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打造了一個讓人接受的中共政黨形象並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即上文所述的四位政治顧問中的戴維斯在1942年6月29日才接觸周恩來，而這份文件的截止日期是1943年，即周恩來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就給這些顧問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由此，一是可見周恩來的個人魅力之高與工作方法之巧。二是周恩來在對美外交方面可謂下足了功夫。1943年6月28日，周恩來離渝返回延安，結束了這個時期在重慶的所有工作。

三、討論

（一）美國對中共的意義

自抗戰爆發以來，中共日益意識到了與美國交往的重要性：強大的經濟能力可以提供雄厚的經濟援助與軍事物資援助，政治上可以左右國民黨的政策方針。因此，中共與美國形成良好外交關系后，有助於緩合國民黨與中共的緊張關系。進一步可以爭取美援，壯大實力。同時也有利於改善西方對中共的印象，促進理解與交流。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在中共外交中，佔有越來越大的分量？雖然抗戰爆發后蘇聯與中共的交流越來越多，但是蘇聯給予中共的經濟與物資援助卻極少，蘇聯從新疆到重慶的公路雖然開通，但卻將大量的軍火與物資送給了國民黨，隻將少量的武器與書籍給了共產黨。這個時期的中共經濟與武器裝備的來源一是獨立支撐，但明顯不足，二是依靠國民政府的供給，但時斷時續。所以中共一方面加強生產，以求得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與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則對外展開交往，美國的意義則在於既可以制約蔣介石停止攻擊共產黨，保証對中共的物資供給，又可以直接給予中共援助。

（二）雙方的理解與交往

隨著美國與中共的交往不斷深入，美國在對比中不斷發現中共的優點。國民黨混亂，腐敗，組織無力，暮氣沉沉，龍蛇混雜。而共產黨卻是積極向上，紀律嚴明，精神飽滿。總之，美國的目的在於彌補國共兩黨的分歧，團結抗戰，從而牽制，消耗更多的日本軍力，讓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壓力不是那麼大，盡可能地減少美國的損失。而中共的目的則在於改善形象，增加對美影響，獲得援助。這個時候中共對美國的交往多少帶有一些功利主義的色彩在內，而美國同樣如此。一旦共同的敵人——日本消失之后，雙方的利益沖突就會大於利益共同，就會產生對抗甚至局部武裝沖突，后來的形勢發展也証明了的確如此。

（三）周恩來在與美國交往中的作用

以中共和美國的利益出發點來看，雙方是有不少利益共同點的。也許沒有周恩來穿針引線，雙方仍然能形成合作。但是沒有周恩來在中共與美國的外交上發揮作用的話，雙方的外交深度與廣度都會大打折扣。周恩來既不是知美派，也不是親美派。但他立足於獨立自主的方針與精神，以最大的限度與美國展開交往並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在這個交往過程中周恩來極高的個人魅力、縝密的個人心思和精妙的工作方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周恩來一手主導了1940至1943年間中共在渝對美國的外交工作。當然這離不開南方局集體的共同努力，但周恩來在危難時刻的正確抉擇，在與美國人員的交道中不厭其煩，從而留下極高的個人形象與巨大的政策影響。在中共內部找不到另外一個人能替代他的位置。也許這就是周恩來的獨到之處吧。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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