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生前撰文：永遠懷念周恩來同志

　　在我長期的政治生活中間，周恩來同志的言傳身教，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給我的教育和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我開始見到周恩來同志，是在49 年以前。1929 年年底，我從河南東南部巡視工作后回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我按照在秘密工作條件下指定的地點和接頭的方法，找到了接待我向中央匯報工作的同志。這位同志看起來很年輕，身著上海居民穿著的長衫，濃眉黑眼，炯炯發光。一見面，他熱情地和我打招呼，立即要我和他到戶外去散步。我們邊走邊談，我向他匯報了河南、湖北邊界地區的工作情況。談完后，他說等向中央匯報后再告訴我。不久，即1 930 年2 月，我被召到一個黨的秘密機關（前幾年才知道是吳德峰同志住的機關）去開會，在會上我才知道，那次在戶外散步聽我匯報的就是周恩來同志。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周恩來同志，也是第一次參加由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主持召開的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我外，還有許繼慎、熊受暄二同志。周恩來同志講了當時政治形勢，談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宣布了中央的決定：統一鄂豫皖三省邊區黨組織的領導，建立鄂豫皖邊區黨的委員會﹔統一三省邊區紅軍的軍事指揮，建立紅軍第一軍軍部，並宣布黨中央對我們三人及這次沒有到會的曹大俊同志的任命（我任特委書記，許繼慎任紅一軍軍長，曹大俊任政治委員，熊受暄任政洽部主任）。鄂豫皖蘇區黨的建設和紅軍的成立，得到了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最早的親切的關懷和指導，這使我永志不忘。從1930 年春，邊區特委和紅軍軍部成立，幾經變遷，經過幾年激烈的殘酷的“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以后，鄂豫皖紅軍主力轉移到川陝邊，留下的部分紅軍重建紅二十五軍。我參加了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於1 935 年在陝北與中央紅軍會師。這時我和分別了近六年的周恩來同志會面了。他一見到我就呼喊我的名字，和我談在上海會見的情景。我真驚訝他的驚人的記憶力。這次和我在上海見到的周恩來同志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那英俊的臉上，留下了長長的胡子、全軍上下都親切稱呼他周副主席。我們住處和周恩來同志的住處鄰近，看到他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有條不紊地協助毛主席處理軍政大事。在直羅鎮戰役中，我們紅十五軍團和紅一軍團就是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親臨戰場指揮下，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大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從此，中國革命就進入了新時期。

　　此后，我就有機會經常接觸周恩來同志，從陝北到武漢，由武漢又到延安。以后在北京，在東北的沈陽時常聆聽周總理的講話和指示，受到教育和鼓勵。1949 年我到旅大地區工作后，周恩來同志多次到達旅大，每次的接觸對我的教育和影響都是極為深刻的。

　　1953 年2 月，周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旅大參加紀念蘇聯紅軍建軍節，通過周總理和歐陽欽同志的具體安排，在旅大市進行一系列的友好活動並慰問駐旅順口的蘇軍。當時，斯大林同志在世，中蘇關系是好的，周總理對旅大市負責干部進行了國際主義教育，講到蘇聯廣大黨員、蘇聯軍隊廣大指戰員和蘇聯人民是好的，要學習他們的好東西。1 954 年我國建國5 周年的時候，蘇聯黨政代表團到中國，毛主席、周總理和蘇聯代表團談判，決定了駐旅大的蘇軍撤走。這是毛主席外交路線的勝利。1 955 年，斯大林同志已不在世，在這年蘇軍撤退以前，蘇方向中共旅大市委提出要建立1905 年日俄戰爭中陣亡的沙皇將領的紀念碑。我們向周總理匯報了蘇方的意見並作了請示。總理指示說：1905 年日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戰爭，要求樹立沙皇將領的紀念碑是完全違反列寧同志的教導的。中共旅大市委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嚴肅地拒絕了蘇方的錯誤要求。在中蘇關系問題上，周總理站在堅定的原則立場上，既堅持同蘇聯廣大人民群眾團結的方針，又堅持同蘇聯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作斗爭。從周恩來同志對旅大市委的許多具體指示中，我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旅大市地處祖國國防前哨，是我國首都北京的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周總理歷來關心這個地區的工作。1955 年蘇軍撤退，我人民解放軍進駐旅大地區。這年，在國防委員會的指導下，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組織領導，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指揮下的遼東半島的軍事演習，周總理親臨視察這次演習。除許多中央領導人參加外，周總理還邀請民盟一位負責人章伯鈞先生來參觀。周總理在視察軍事演習中還做團結黨外人士的工作，這給當時旅大市黨政軍方面的干部以深刻的印象。在周總理返回北京的前夕，於大連賓館二樓休息室，周總理、陳毅同志、章伯鈞先生、宋黎同志和我飯后漫談，所談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到中國及旅大的歷史，也涉及到政治、軍事、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一些問題。恩來同志在談話時精神煥發，有時發出爽朗的笑聲，陳毅同志也是極為健談的。象那次博古通今熱情奔放的談話，在我和周恩來同志接觸中是少見的，因此使我永生難忘。

　　第二天，我和有關同志因為要參加中央召開的關於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會議，就乘周總理的專機一起飛往北京，同行的還有許雲同志。在途中總理聽到大連北京之間乘火車需要20 個小時時說，應該開辟大連到北京的航空交通，縮短旅途時間以利工作。1977 年年底，我和許雲同志為參加張志誠同志的追悼會，在乘民航機飛回大連的上空時，回想到周恩來同志在飛機上對我們的講話現已實現。我們是多麼懷念總理啊！現在我們可以想象，當總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號召正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各族人民奮發努力，逐步勝利實現的時候，全國人民該多麼高興，多麼幸福啊！

　　19 62 年，周總理在百忙中親自陪同當時的柬埔寨王國政府第一大臣賓努親王到旅大參觀訪問，周總理的一言一行體現了毛主席關於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思想。當天上午總理陪賓努親王參觀旅順后，接待人員沒有安排客人在燈塔飯店休息，總理得知此事很生氣地說，你們工作中夾雜有大國主義的作風。總理午間不休息，在賓努親王室外來回踱步，一直等到賓努親王起來。總理的行動是對我們的嚴厲的批評。下午我打電話給童小鵬同志，請他轉告總理請總理陪同外賓到棒褪島賓館休息，總理不同意，仍住在1955 年總理住過的大連賓館。晚上我到賓館向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就不再提起已經作過批評的事了。我深夜離開賓館后，總理又找賓館的工作人員及服務人員了解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況，並調查了市內職工的生活，談話一直繼續到第二天凌晨。這種工作精神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懷，對我們干部是極大的鞭策和鼓勵，更加激起我們對周恩來同志的熱愛。

　　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已經離開我們三年了，他對我的教育，始終銘刻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始終在我腦際縈回。

　　我將永遠懷念敬愛的周恩來同志。

　　（本文發表於《旅大日報》197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