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善於利用執政黨的關系 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和卓越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和交往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建國前，在延安、武漢、重慶、南京，為爭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努力運用黨的對外聯絡和交往，加強國際聯系，爭取各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影響。建國后，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直接領導外交工作達２６年之久，他從我國總體外交目標出發，總攬全局，統籌安排，對黨的對外工作予以高度重視。他親自率領黨的高級代表團訪問歐亞國家，會見各國來訪的政黨領袖，為黨的對外工作傾注了畢生的心血。１９７５年９月７日，他在醫院最后一次會見的外賓是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

　　周恩來有關黨的對外工作的論述十分豐富。其中見諸文字的，例如同外賓的談話記錄、內部報告、文稿和批示等，僅中聯部保存的就有數千份。這些論述不僅回答了戰后國際形勢、國際關系、國際共運和新中國外交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有力地指導了當時我國的整個外交工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黨的對外工作的方針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本文重點對建國后周恩來關於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作一初步探討。

　　周恩來關於發揮政黨外交作用的思想與實踐

　　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和卓越的外交家，周恩來精通國際事務，他善於根據各國不同情況和它們的對華態度，有針對性地做各國不同類型的政黨工作，以推進我國總體外交的全面發展。

　　（一）在處理同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善於利用執政黨的關系，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

　　從新中國成立到５０年代中期，中國外交的中心任務是：鞏固來之不易的獨立地位，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和平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當時，國際上形成蘇美兩大陣營嚴峻對峙的局面。美國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企圖在政治上孤立中國，軍事上威脅中國，經濟上封鎖中國﹔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則對中國革命給予同情和支持。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實行了“一邊倒”的戰略，即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實際的情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採取了熱情支持新中國的態度，明確支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因而未經談判就同我國建立了新的外交關系。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各國之間關系的鮮明特點之一是這種關系包含著黨的關系和國家關系的兩個方面。但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擺在社會主義國家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也是建國后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周恩來認為，外交工作重點是做當權派的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由於共產黨處於執政地位，因此，做好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外交工作，對於我們加深、鞏固和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來身體力行，他常常以黨政領導人的雙重身份，或接待來訪的外國黨政領導人，或率黨政代表團出訪社會主義國家，這種黨政並舉的外交方式，推進了當時我們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各方面的友好合作關系。從新中國成立到５０年代中期，我國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外交主流是好的，中蘇兩國締結新約后的一段時期內，兩國兩黨曾有過密切的友好關系。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有很大發展。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新中國獲得國際承認、擴大外交陣地，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當時的國際斗爭中和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中國同這些國家步調一致，這對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維護世界和平，也具有重大意義。

　　從５０年代中后期開始，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對此，周恩來堅持認為，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不應妨礙兩國關系的正常發展。１９５６年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進一步暴露了沉積已久的蘇東國家之間的深刻矛盾，這主要是蘇聯領導人的大黨大國主義的惡果。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下，蘇聯於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過去在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方面犯了錯誤，損害了平等的原則。中國隨即於同年１１月１日發表了著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宣言的聲明》予以支持。周恩來親自審閱修改了這篇聲明。聲明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成為世界各國建立和發展相互關系的准則。”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系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是第一次正式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應當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思想。這期間，周恩來在他訪問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時所發表的公報或聲明中都強調中國的這一立場。這裡就已經包含了正確處理政黨關系與國家關系發生矛盾時，按黨是黨的關系，國是國的關系的原則來處理，不因政黨關系而影響國家關系的思想。

　　（二）做未建交國的政黨工作，使政黨關系成為推動國家關系正常化的一個有力杠杆

　　周恩來歷來重視全方位外交。他強調，即便政府尚未建交，也可通過政黨、民間以及經濟、文化等渠道的接觸，以增進相互了解，達成共識，為正式建交創造條件。我國同日本的建交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復雜過程中，周恩來游刃有余地做日本政壇上主要政黨的工作，這對促進中日關系的正常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第一，通過政黨外交，加深人民的理解。在日本政府採取錯誤的對華政策的時期，日本各政黨內有不少有識之士，他們對華友好，主張盡快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在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周恩來不失時機地同他們接觸，通過他們，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嚴正立場和友好情誼傳達給日本政府和人民。針對岸信介內閣參與美蔣反華大合唱，１９５８年８月，他在會見來訪的日本社會黨議員本多忠隆時提出了“停止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妨礙中日關系正常化”恢復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則﹔針對岸信介提出的所謂“沒有外交關系照樣貿易”、“不簽署協議也可以貿易”等政治經濟相分離的主張，周恩來於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０日，在會見來訪的日本前自民黨總裁、首相石橋湛山時提出了“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周恩來提出的上述原則，既珍視了中日人民的友誼，又堅持了中國的原則立場，它通過日本政黨領導人，有效地傳遞給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以日中友好協會為中心，舉行各種形式的集會，在全國組織了２３次全民統一行動，把擁護周恩來提出的政治三原則和國內反對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密切結合起來。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於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２—２３日訪華，先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會見，回國后，也於５月７日發表廣播演說，５月８日起在全國舉行報告大會，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敵視中國、制造“兩個中國”和阻撓日中關系正常化。社會黨當時是在野黨，沒有執政，但在督促政府、喚起國民、促進日中關系正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通過政黨外交，架起貿易交往的橋梁。１９６０年７月，岸信介內閣總辭職，池田勇人內閣成立。池田內閣表示願同中國改善關系，特別是貿易關系。根據日本政界的新情況，周恩來抓緊機遇，於９月再次邀請日本自民黨元老鬆村謙三訪華，周恩來與鬆村三次會談，雙方一致認為，兩國應採取漸進的和積累的方式謀求政治和經濟關系的正常化。雙方還商定了擴大中日貿易的具體方式，為此設立專門的聯絡機構。日本各界對周恩來、鬆村會談成果給予高度評價。鬆村回國后隨即向池田匯報了訪華情況。並同自民黨議員、水產會長高崎達之助共同組織各方企業家訪華。１０月，高崎達之助偕同自民黨的竹山佑太郎、野田武夫、鬆本俊一等４２人組成的日本實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周恩來三次會見代表團。根據周恩來——鬆村會談紀要中關於擴大中日貿易的宗旨，廖承志、高崎達之助簽署了中日綜合貿易備忘錄。高崎達之助一行的來訪和備忘錄的簽署，“不僅使日中兩國經濟貿易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而且成為恢復中日邦交的紐帶。”第三，通過政黨外交，推動政府。７０年代初，國際形勢已經朝著有利於中美“對話”和中日復交的方向發展，同時，經過２０多年的“長期積累”，終於出現了為中日關系全面正常化作准備的良好局面，而在這個時期，日本各政黨也明顯加快了促進中日關系的步伐。自民黨內的有識之士、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一方面批評佐藤政府，要求佐藤下台﹔另一方面紛紛組團來華訪問，周恩來多次同他們進行長時間的會談。與此同時，日本各政黨紛紛在國內組織集會和游行，譴責佐藤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迫於國內外形勢的壓力，１９７０年７月，佐藤榮作下野，田中角榮組織新內閣。田中在首次內閣會議上表示，要努力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７月１４日，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眾議員佐佐木更三受田中委托，到北京會見周恩來。佐轉達了田中要建交的決心和打算，周恩來委托佐轉達歡迎田中訪華的意向。７月２５日，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作為首相的“密使”抵達北京，進一步帶來了田中決心訪華的信息和准備與中國談判的詳細內容。周恩來三次會見竹入，並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８月４日，竹入回國后向田中匯報並轉交“竹入筆記。”８月２２日，日本自民黨總務會作出日中復交和田中訪華的決定。９月１２日，以自民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坂善太郎為團長的自民黨國會議員訪華團訪華，為田中訪華作准備。周恩來兩次會見，對該團訪華給予高度評價。９月２５日，田中率日本政府代表團訪華。至此，中日邦交正式恢復。周恩來在世時，要我們牢記“吃水不忘掘井人”，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些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日本在野黨和執政黨的友好人士。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９日，他在宴請佐佐木更三時，特別指出：我們非常感謝三個在野黨，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都支持日中關系正常化，並為此作出了努力，推動了政府。”

　　（三）在建交國中，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政黨外交，保持國家關系的連續性、穩定性

　　政黨外交與政府外交是我國整體外交的兩翼，二者各有特點，目標一致，而政黨外交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比如：對尚未建交的國家，可先做政黨工作，以建立聯系，溝通信息，為正式建交起到開路先鋒的作用，按周恩來的說法，“這是為了打開來往的通路，便於人民來往”﹔一旦建交，再利用政黨外交來充實和鞏固國家關系。５０年代初，世界上有７０多個主權國家，從對華關系看，它們態度各異﹔從與我國建交情況看，又分為“完全建交”和“半建交”。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很快同社會主義各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而西方國家的對華態度則不同。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２日，周恩來在《關於目前的時局問題》的報告中，將之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國，它們在國內趕走了蔣介石代表，支持我國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因此我們同它們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第二類是英國和荷蘭，它們在國內也趕走了蔣介石的代表，但在聯合國中仍投票支持蔣介石的代表，對此，我們隻同它們建立了半外交關系。第三類是其他西方國家，當時，它們既不同國民黨斷交，又在聯合國中支持蔣介石的代表，所以在一段時期內，我們不同它們建交。在我國對外工作中，周恩來善於根據這些國家對華的不同態度，以及我們同它們建交不同的程度，有針對性地做各國政黨的工作，以推進國家關系的發展和完善。１９５４年８月他就對“半建交國”——英國的工黨採取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動。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７日，中國同英國建立了“半外交關系”。早在１９５３年底，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要求來華訪問。為此，周恩來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所作的一次《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中對此作了專門說明，指出，英國工黨訪華“是和推進中英關系有關”，此舉表現了“英國對推進中英關系是採取了主動的態度”，因此，周恩來特別提醒有關部門“應當重視英國工黨訪華，搞好這個工作”，因為這“對推進中英關系、對世界和平都有利，並能擴大日內瓦會議的成就，”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從思想上重視起來。”當前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國會議員、工黨全國執委會委員比萬等率英國工黨代表團來華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會見。對英國工黨的這次訪問，雙方給予高度評價。周恩來對代表團說：“這次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華是新中國以來首次由另外一個國家的一個執過政的政黨派代表團來華訪問。因此，不但對於中國政府，而且對於中國人民（你們和他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會忘記的。”工黨代表團說：“不但是中國人民不忘記這件事，而且是要使中英的友誼關系繼續成為世界上突出的、引人注目的事。”英國工黨訪華之后，中共中央向全黨通報說：“這次會談雙方都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會是有好處的。”雖然中英雙方直到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日才由“半外交關系”進入“全外交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英關系改善的過程中，周恩來發揮包括政黨在內的外交優勢，注意長期積累，不斷推動雙邊合作，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的主要原則

　　周恩來在７０年代初的一次談話中，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馬列主義黨的相互關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提出：“黨不分大小，應該在馬列主義原則基礎上完全平等，獨立自主，互相尊重，決不許可干涉各個黨的內部事務”。他強調說，這是各個馬列主義黨之間關系的一條准則。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原則中。

　　（一）獨立自主原則

　　在政黨交往中，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原則，是周恩來始終不渝的信念。

　　作為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經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許多重大事件，他親身感受到一個黨獨立自主的可貴。早在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盛行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當時，由於脫離中國的實際，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和派到中國的代表的錯誤主張曾給我們黨的工作造成損害，特別是由於他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左”的錯誤，導致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我們黨達４年之久，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從中國革命遭受挫折的痛苦教訓中，提出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周恩來作為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周恩來在黨與黨、國與國的交往中始終珍惜並堅定地捍衛獨立自主的原則。他說：“一個國家有自己的獨立性，一個民族，一個黨也有自己的獨立性。”他認為，在對外關系中，“政府有個主權關系，獨立自主，黨也應該這樣。”建國初期，我們“倒向社會主義，倒向蘇聯”，但在一開始，周恩來就提醒我們：“不能把自己的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失掉。”在５０年代后期，在同各國共產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上，針對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我們提出並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１９５７年１月，周恩來在同赫魯曉夫會談時指出：“說以蘇聯為首，並不是說一切服從蘇聯。沒有這樣的理解。兄弟國家，兄弟黨都是平等相待。”他對我們反復強調，對蘇聯的經驗，不能照搬，凡事“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在中蘇兩黨兩國交惡時期，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維護大局﹔另一方面，他對蘇聯企圖控制我黨我國的圖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他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針對蘇共大肆攻擊阿爾巴尼亞和中國黨，周恩來為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指出，蘇共“公開片面地指責一個兄弟黨”嚴重踐踏了黨際交往中必須遵循的“獨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原則，為此，周恩來憤然提前回國，顯示了周恩來徹底地捍衛獨立自主的堅定立場。

　　周恩來在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並為之而不懈斗爭的同時，也努力堅持中國共產黨在同其他政黨的交往中堅決貫徹這一原則。指出“我們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傾向，也反對我們自己的大國傾向。”告誡我們在對外交往中，既要珍惜自己的獨立，也要珍重別人的獨立。他在同世界各國政黨領導人進行的一系列會談中，一直強調要奉行獨立自主。他認為“各國黨應該平等來往，各兄弟黨應該獨立自主。”因為“每個黨都有自己的獨立性。”在國際共運中，他堅決反對“老子黨”、“領導黨”和“上級黨”，他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可能了解各國黨的情況，……如果由一個上級黨、國際黨來發指示，甚至干涉組織問題，常常要搞錯。”因此，在黨際關系中，他堅決反對強加於人和干涉內政，指出“不能把一個黨、一個國家的主張強加給另一個黨，另一個國家。更不能容許因為有哪一個黨、哪一個國家不贊成自己的主張就要進行干涉。”周恩來的這些論述，對於當時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各黨之間的團結，起了很大作用﹔對維護各黨的獨立自主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革命不輸出原則

　　周恩來主張，在政黨外交中，要正確處理外交與革命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革命與否，以及採取什麼方式革命，要由本國人民決定。因為“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

　　周恩來在同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交往中，反復倡導“各黨要獨立思考”，認為“各國黨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根本的思想原則問題”。他強調：“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能照抄別國的經驗，隻能消化和參考別國的經驗，根據本國的實際斗爭情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起來。”１９６３年９月，他在會見亞洲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時指出：“任何一黨的綱領，都不能成為各黨的綱領﹔任何一黨都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同本國的革命實踐、具體環境相結合，提出自己的綱領，作為指導本國的革命和建設的有效的方針。如果把兄弟黨的綱領照抄下來當做自己的綱領，那隻能是教條主義。”１９６７年７月，他在會見東歐一些國家的黨政代表團時指出“各國黨有自己的傳統和歷史的發展條件，各國革命的階段不同，性質不同，隻有各國黨才能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７０年代，他在會見拉美國家一些共產黨的領導人時指出：“拉美的社會主義一定要在拉美的土地上同拉美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否則便是空想的社會主義。１９７１年９月，在會見智利共產黨代表團時說：“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出自己的道路”。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他在會見英共負責同志時說：“更重要的還是怎樣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歐洲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這個問題隻有歐洲的同志能夠做。”

　　早在１９５６年５月，周恩來就提出，在對外交工作中，“不要把我們的模子嵌到人家身上去。”“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插手外交。他們以極端“革命”的面目出現，誣蔑建國后１７年執行的外交路線是“三降一滅”，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號，打著“世界革命”的旗號，鼓吹“以我為中心”，四面出擊，打倒一切，使中國外交一度偏離了正確軌道，損壞了同一些國家的黨政關系。周恩來在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挺身而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同林彪、“四人幫”的錯誤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並對他們在外交上造成的損失做了大量的彌補工作。

　　在政黨外交中，周恩來既反對“以我為中心”，也不贊成人家把我們黨的思想視為效法的榜樣。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他在會見印共（馬列）一位負責人時說：“各國左派黨來找我們聯系，我們應該歡迎、接待、交換意見，但是如果像有些左派黨要求的那樣，形成一個國際組織，把我們黨看成領導黨，像過去那樣，就不恰當了。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意見。歷史的教訓夠多了。” ７０年代初期，為糾正亞洲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把中國黨視為“領導黨”，把毛澤東視為它們黨的領袖的作法，周恩來作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他明確告訴印共（馬列）的負責人：“把中國共產黨看為領導黨，把毛澤東同志作為你們黨的領袖，這是不恰當的。我們坦率地說，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是毛澤東同志歷來反對的。”他說：“尊敬世界上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一回事，把他作為自己黨的領袖又是一回事。……這在民族感情上也不好，……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不恰當的。”針對西方一些共產黨持“中國黨現在在國際上處於一個特殊地位”的看法，周恩來明確指出：“有這個想法總是不大妥當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他在會見英共（馬列）負責人時，還專門傳達了毛澤東的一個批示：“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

　　（三）求同存異原則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

　　首先，周恩來認為，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也要求同存異。他指出，社會主義各國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業聯系起來的”，因此，“在為我們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上，“在和平問題上”，“在反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各黨之間有共同點。但是，他又認為，各黨之間又有“同中之異”。他說：“現在的世界是分為各個民族的、國家的，……這就不能不照顧各個國家的民族特點。”因為社會主義各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關系應以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平等的原則為基礎。而且，“各個黨有自己的民族傳統和歷史的發展條件”、“有自己的背景、環境”。因此，“社會主義國家也好、兄弟黨也好，會存在若干不同。”周恩來認為，兄弟黨之間有相同也有不同，這都是正常的，但關鍵是如何正確處理。周恩來指出：“兄弟國家、兄弟黨都會有求同存異的地方。”周恩來主張，對相同的地方，各黨之間要善加利用，相互間要“互通情況，互相支持”﹔要“互相合作，共同奮斗，並肩前進”。對各黨之間的“差別”與“不同點”要正確處之。第一，要允許有“差別”和“不同”。他說“有些不同是完全許可的﹔有一些不同，還有爭論，也是許可的”。比如：“我們不能要求蘇聯共產黨的作法和我們的作法一下子都一色一樣。兩個國家的黨的作風就會不那麼完全相同，中間就會有距離”。第二，對各黨之間的“差別”與“不同”，各黨之間要相互尊重，反對強加於人。他說：“不尊重人家的意見，隻相信自己的意見對，這就勢必犯大黨沙文主義。……所以，我們希望兄弟黨同志，如果發現我們說的話，做的事不對時，就告訴我們，我們是願意接受的”。

　　其次，周恩來認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也要求同存異。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華前夕，周恩來就如何與英國工黨求同存異的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他說，我們和英國工黨“是有同有不同的，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是求異的”。他指出：“同在哪裡呢？第一，雙方要和平﹔第二，雙方要做買賣﹔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資本，多搞選票。它要在國內多搞選票，就要推進中英關系，如果它用這個條件換取選票，對我們有什麼不好?……在這三件事上，我們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周恩來又指出，我們同工黨也有不同。“工黨名為社會主義的黨，實際上不干社會主義的事業。”那麼，我們如何同英國工黨合作呢？周恩來的態度是明確的。第一，不要改變各自的立場，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對“不同的地方，雙方都不能丟掉，不能要求雙方改變立場和放棄立場，那是違背五項原則的。”第二，不搞爭論，相互尊重。周恩來提醒我們，不要跟他們爭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爭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諷刺、挖苦他們是不必要的。”也“不談你們保守黨好或工黨好的問題”，“總之，我們是互相尊重，不擴大爭論，發展爭論就會對立起來，那是不利的”。第三，從實際出發，從大局出發。周恩來指出：“我們要講求實際，目的是為了推進中英關系，爭取和平合作，不是爭取他們和我們一樣。我們不要失掉立場，但也不要諱言我們的缺點，……不要把我們說成十全十美。”上述意見，雖然是針對英國工黨說的，但它對我們正確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關系卻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的政黨外交風格

　　周恩來政黨外交實踐中一個經常起積極作用的因素是他極其崇高的外交風格。研究周恩來政黨外交風格是研究其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

　　在政黨外交中，周恩來堅持原則，捍衛原則，原則性極強。他說，我們“決不會拿原則做交易，……原則是肯定的。”但如何堅持原則，周恩來有其獨到的風格。他指出：“對原則問題要斬釘截鐵，但又要靈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們是誠懇的，是可以信任的。”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原則是前提，“是不能讓的”﹔堅持原則，“但方法要靈活，以求達到成功”。在堅持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方面，周恩來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縱觀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其核心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能根據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和國內工作的實際需要，不斷提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新的思想、新的原則和新的策略。他說：“時代發生了變化，應當把老祖宗講的話同局勢的發展結合起來”﹔建國初期，他贊成“一邊倒”，表示“我們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方面”，但他又認為，“這並不等於說：社會主義陣營一切都好，非社會主義陣營一切都不好。”他說：“在國際關系上還要有另外一條，就是要和平共處，”我們要“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這樣我們就更優越，就能取得更大的勝利”﹔在國際共運中，他堅持原則，又堅決反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他服從大局，堅決執行中央的集體決策，又不機械照搬，善於把黨的對外交往基本原則變成為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和行動方案﹔他倡導“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反對“過早地強調工人階級無祖國”﹔在黨際關系中，他伸張正義，追求平等，主張“國際主義是要各國都獨立”﹔在政黨交往中，他依靠進步，團結中間，爭取多數，分化頑固，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他倡導全方位外交，善於利用政黨外交溝通政府與人民，從而增進外國有識之士對中國的了解和信任，推動國家關系的健康發展﹔他強調政黨外交要日積月累、“有備無患”、“細水長流”、“見機而作”、“見縫插針”、“不能心急”，要“守如處子，動如脫兔”，掌握時機，抓緊機遇，因勢利導，穩步前進﹔對兄弟黨之間的爭論甚至斗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要“針鋒相對”，又“退避三舍”，“彎弓不發”，做到“后發制人”。總之，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完美結合，是周恩來政黨外交實踐中的寶貴財富。

　　（二）崇高的風范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與魅力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共產黨人，同時，他又是一個血肉豐滿的共產黨人，在他身上，充滿著共產黨人的崇高風范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與魁力。在廣闊的國際舞台，不同的外交場合，他獲得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家、不同黨派、不同意識形態傾向人的交口稱贊。西方學者這樣評論他：各種“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人從周恩來的性格和舉止中很容易看出他們自己所珍視的價值也在周恩來那裡得到了確認，這個事實突出表明了周恩來作為外交家的非常成功之處。”他優美的儀表，文雅的舉動，淵博的學識，謙和的態度，高尚的品德，總之，作為一個外交家應有盡有的素質與修養，成為各國政要、知名人士談論不盡的話題。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稱周恩來是“世界巨人”，認為“他兼備偉大與親切的品質”。日本的另一位政治家岡崎嘉平太先生曾這樣深情地談起初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我最初以為中國是共產黨國家，世界上的共產黨都是一樣的，可是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驚奇地發現他和某些共產黨人完全不一樣，他是那樣的坦率、真誠、機智而又瀟洒，我對新中國的看法一下子就變了。前西德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稱“他是一位有高度教養和能洞察別人內心活動的會談伙伴”。前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政治家、前外長施羅德說他是“有彈性的優質鋼”。１９６５年４月，周恩來率團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１０周年慶祝活動期間，一視同仁地會見了印尼當時政壇上的主要政黨，印尼社會反應強烈，各黨深受感動，他們說，隻有中國總理才具有這種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隻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周恩來被西方稱為“對手的伙伴”，“舌劍唇槍的紳士”，“中國的斯芬克斯”，他“使那些反對共產黨的人也敬佩他的人格與外交才能”。基辛格這樣評價周恩來：“他是一個為信仰而獻身的理論家，他的信仰支持他度過了幾十年的斗爭生涯，並把他那熱情的性格錘煉成為一個我所遇到的最敏銳而又能對現實冷靜估價的人。”

　　（三）廣交朋友與善交朋友

　　周恩來倡導，在外交上要多交朋友、深交朋友，做到“朋友遍天下”，可以說，他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了。僅就外國政黨的朋友來說，既有共產黨的朋友，又有資產階級政黨的朋友﹔既有執政黨的朋友，又有在野黨的朋友﹔既有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朋友，又有民族主義國家政黨的朋友。他的朋友既多且深，關鍵是他善交朋友。他善於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誘，從不板起面孔訓人﹔他待人以誠，以德服人，善於爭取敵手﹔他善於利用矛盾，化解矛盾，求得共識﹔他不說假話、空話，“言必行，行必果”﹔他堅持原則，又善於在復雜的矛盾中求同存異﹔他為人謙和，平易近人，不卑不亢，受人尊重。幾乎所有見過周恩來的人對他都終身難忘，把他視為知己。日本自民黨三木武夫第二次訪華即將結束時，他向周恩來談回國后對日本新聞界談話的口徑。周恩來聽后表示，不要太講中國的好話，否則把你說成是親華派也不好。話要說得含蓄一些，這樣在你們黨內、黨外、人民之間，對美、對蘇關系上都有好處，這樣也使亞太地區的國家對我們放心。這樣做，是為了促你成功。三木聽后，大受感動。他說，自己從政幾十年，還沒見過像周恩來這樣為人設身處地，善解人意的政治家。在國外，周恩來又被稱為“說真話的外交家”。基辛格又這樣評論周恩來：“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記：騙人隻能得逞於一時，卻損害整個關系。講信用才能使國際秩序得以鞏固，哪怕是在敵人之間也是如此﹔搞小動作決不能持久。周恩來是很了解這一點的。”

　　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博大精深，是一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為新時期進一步開拓我們黨的對外工作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想和精神營養。首先，黨的十二大確立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黨際交往四項原則，是在新形勢下，對周恩來關於處理黨際關系原則的繼承、發展與完善。其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關系的局面不斷開拓，范圍不斷擴大，現在，關於黨與黨的關系，我們黨突破過去隻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交往的范圍，已發展成同世界上各類國家不同政黨的普遍交往，形成了與各國執政黨、參政黨和其他重要政黨廣泛交往的全方位格局。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在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基礎上，要同一切願同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與合作關系，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這也是在新形勢下，對周恩來政黨外交的繼承與創新。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注 釋：

　　本文引用的內部資料由中聯部檔案室提供，未注明出處。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

　　《周恩來的外交》（〈加>柯讓著，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周恩來的外交生涯》（〈加〉羅納德Ｃ．基思著，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月）

　　《周恩來傳略》（方鉅成等著，人民、外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

　　《周恩來的一生》（上中下，新中圖書公司，１９７７年２月）

　　《周恩來的外交》（<加>柯讓著，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

　　《周恩來的思想及貢獻》（胡華等著，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

　　《周恩來研究概覽》（南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周恩來訪問記》（〈美>斯諾等著）

　　《戰后中日關系史年表》（中國杜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周恩來傳》(<美>迪克·威爾遜著）

　　《周恩來和他的事業》（韓素英著）

　　《周恩來生平大事記》（四川人民出版社）

　　《舉世悼念周恩來》（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外交文選》

　　《周恩來政論選》（上下）

　　《周恩來選集》（上下）

　　《世界偉人周恩來》

　　《五洲的懷念》

　　《周恩來與日本的朋友》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