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組織和審議“二五”至“四五”計劃

　　周恩來同志在擔任人民共和國總理的二十幾年間，十分重視經濟建設，並始終把經濟工作做為政府工作的重點。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周總理和陳雲同志主持制訂的。1956年9月提交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是周總理親自主持草擬的。第三個、第四個五年計劃草案，也是總理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經過反復研究后提請黨中央決策的。在草擬和審議第二、三、四等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參加了一些實際工作，有幸得到總理的直接指導，親自感受到他不辭辛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德和科學的求實精神，聆聽他許多有關經濟計劃工作的教誨，受益非淺，終生難忘。

　　“二五”計劃建議的形成

　　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執行得非常順利。1956年年中，面對當時經濟形勢發展很快，第一個五年計劃許多指標即將提前或超額完成的情況，黨中央決定及早著手進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以適應經濟建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並要求先在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審議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以便用於指導“二五”計劃的具體編制工作。

　　1956年7月，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和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同志都在莫斯科，同蘇聯政府談判援助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新項目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草擬，便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和組織。

　　周總理在組織草擬“二五”計劃建議工作中，充分體現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個建議的草擬程序大體是：（1）先由國家計委提出建議初稿，報總理初審，然后根據總理初審意見修改﹔（2）把修改稿送交國務院各部委討論，廣泛征求意見，並根據各部委意見再作修改﹔（3）召開國務院會議進行討論，聽取各位副總理和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對修改稿的意見﹔（4）報中央政治局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意見再進一步修改﹔（5）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通過。周總理非常重視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並要我們認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實文件內容，提高文件質量。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時，他還親自把關，要我們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見匯集起來送給他研究，並與修改稿一一核對，發現有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時，總理一定要問清楚是什麼原因。如果我們講不出充分理由，他就要我們再作進一步研究，有時還指示我們對文件作適當修改。與此同時，為了弄清情況，他還約請一些做實際工作、了解實際情況的同志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周總理這種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審議“二五”計劃建議的過程中，周總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這些思想既體現了他的革命膽略，又貫徹了求實精神。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強調“二五”計劃的制訂必須從實際出發。周總理在分析經濟形勢時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計劃執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績，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發生的一些缺點和錯誤，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要我們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在總結“一五”計劃執行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方針、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地指導“二五”計劃的編制工作。

　　二、強調計劃要有明確的戰略目標。鑒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勝利完成，我國將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周總理提出“二五”計劃期間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爭取大約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三、強調計劃指標既要積極，又要可靠。鑒於1956年上半年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周總理指出，搞計劃不能隻從需要出發，而應當從實際可能出發，並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他還說，中長期計劃指標要定得穩妥可靠，讓年度計劃在執行中超過。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二五”計劃建議各項指標的測算，當時是先從國民收入計劃入手的。首先研究計劃期內工業、農業等物質生產部門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計算出國民收入預期可能達到的總額，在這個基礎上再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以及國家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然后進一步考慮投資總額和各部門的發展規劃。這種計劃方法，有利於把需要與可能、把重點和一般很好地結合起來，使國民經濟能夠統籌兼顧、全面安排，保証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

　　四、強調在繼續發展重工業的同時，要突出農業的地位。周總理提出“二五”期間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業的發展同工業的發展互相協調，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並指出隻有農業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國民經濟才能健康發展。他常提醒我們，我國人口多，交通不便，糧食需要量大，主要應靠自己生產，進口一些糧食隻能是臨時作點調劑，如果糧食上出了大問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保証不了我們的需要。

　　五、強調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特別要重視重工業的技術改造。周總理提出要迅速提高工業技術水平，把我國的經濟逐步推進到現代化技術的軌道上，以提高效益，促進經濟的發展。

　　六、強調擴大對外經濟聯系。周總理指出，要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必須加強對外經濟聯系，既要加強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際協作，又要發展同不同社會制度各國的國際協作，擴大相互間的經濟、文化、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以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七、強調搞好計劃的綜合乎衡。周總理指出，隨著我國建設規模的擴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們在財力、物力和技術力量等方面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在搞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綜合平衡，特別是要搞好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並要考慮留有必要的物力、財力儲備，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八、強調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周總理提出要正確處理和調整中央同地方的關系，充分發揮各地方、各業務部門和各基層單位的積極性，並廣泛動員群眾的力量，以盡可能快一些發展社會主義建設。

　　此外，周總理還要求，文件要寫得簡明扼要，思路清晰，重點突出。國家計委原來提出的建議草稿，共有兩萬多字，經過幾次討論修改，最后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建議，文字壓縮到一萬字左右。

　　周總理的這些經濟思想，后來都成了“二五”計劃建議的主要內容。重溫這個文件，倍感親切。這些思想不僅對當時的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周總理深入細致的作風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早已有口皆碑。在跟隨他審議“二五”計劃建議的工作中，我體會更深了，更感到由衷的敬佩。周總理審議“二五”計劃建議是7月下旬在北戴河開始的，8月份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復研究審議、修改。周總理日理萬機，白天要處理國務院的重大事務，每天晚上還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裡，聽我們的匯報。審議“二五”計劃建議草稿，邊念邊議，講思路，研究方針政策，審定重要計劃指標，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二點鐘，有時還搞個通宵。總理總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勞，但他非常關心和照顧我們，12點后，總讓我們吃些點心再繼續搞。我們邊議邊記，第二天再根據總理的意見，核實情況，訂正數字，並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來的修改稿送到周總理辦公室。就這樣，連續搞了20天左右，我們雖然每天隻睡五六個小時的覺，但精神振奮，心情愉快，能夠親自聆聽周總理的教誨，機會難得，感到非常欣慰和榮幸。周總理工作作風十分嚴謹，一絲不苟，考慮問題非常周密細致。他喜歡用毛筆閱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復推敲，對每個數字、百分比和標點符號，他都不輕易放過。有些重要指標，他還親自核算，檢驗是否可靠，有沒有算錯。我們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數字有出入，常常是他發現和糾正的。周總理這種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凝結了周總理的心血，集中了許多同志的意見形成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建議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的，可惜，后來經濟的實際運行沒有按照建議的精神辦。1958年的年度計劃原是按照這個建議精神安排的，當時定的鋼的計劃年產量為600多萬噸。但到下半年，“大躍進”運動開始，要求當年全國鋼產量達到1070萬噸，比1957年翻一番。於是，各地紛紛追加計劃指標，瞎指揮和浮夸風盛行起來。“大躍進”搞亂了整個國民經濟，打亂了1958年的年度計劃，“二五”計劃建議事實上也被拋棄了。1959年和1960年，在“大躍進”的沖擊下，經濟工作繼續出現高指標，經濟運行處於無計劃狀態，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困難。鑒於“大躍進”的教訓，1960年冬，黨中央決定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調整了1961年的年度計劃指標。這是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3月28日周總理在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為了改變國民經濟的“不協調的現象，為了鞏固已有的成績，為了給以后的國民經濟的新的大發展創造條件，就必須用一個較長的時間，即用幾年的時間，通過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4月，在中央財經小組討論調整1962年計劃的會議上，總理分析了當時的財政經濟形勢后強調指出：“1962年計劃必須作大幅度調整。”因此，又制訂了1962年更具體的調整經濟的規劃。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按旬八大”所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執行，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肯定會順利得多。

　　“三五”計劃在執行中受到嚴重沖擊

　　周總理非常重視中長期計劃對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他總希望我國經濟能在長期計劃指導下有計劃地發展。1964年，當國民經濟調整工作正在順利進行時，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第三個五年（1966-1970年）要在繼續發展沿海工業的同時，突出內地工業建設的新戰略方針，周總理又負責組織和審議第三個五年計劃草案。這個草案后來經黨中央討論並原則通過。“三五”計劃中一些重大建設項目的建設准備工作，如攀枝花鐵礦石釩欽分離的科研試驗工作、成都至昆明鐵路的隧道工程和攀枝花鋼鐵廠等重大工程的廠址選點等，實際上從1964年就開始了。到1965年不少工程開始搞三通一平。1966年的年度計劃，根據“三五”計劃精神把一些重大建設的工程都分別列入了計劃，但執行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國范圍內發動起來，1966年的年度計劃受到了嚴重的沖擊。1967年雖然有個發展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但中央沒有審批，也無法執行。1968年則根本無法制訂計劃了。這兩年整個國民經濟處於混亂狀態，全國主要鐵路干線經常癱瘓，煤炭供應嚴重不足，多數企業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很多重點建設工程被迫停工。1968年底，周總理決定在國務院業務組領導下成立計劃起草小組，負責日常生產調度和編制1969年、1970年年度計劃。由於總理直接指揮經濟工作，1969年和1970年工業生產逐步回升。在“文革”動亂年代極左思潮猖獗的情況下，計劃起草小組在草擬1969年和1970年計劃時也隻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作些大體匡算，提出一些粗線條的建議。實際上，“三五”計劃草案被“文革”沖垮了，同“二五”建議因“大躍進”而天折一樣，又遭到了厄運。

　　草擬“四五”計劃綱要的經過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對“四五”計劃草擬工作仍舊抓得很緊。1968年底他要顧明同志會同計劃起草小組共同研究准備，系統地搜集和整理毛主席有關經濟工作方面的指示，要求我們對毛主席的經濟思想全面地、正確地理解。還指示我們在研究“四五”計劃的奮斗目標時，考慮要全面，不僅要考慮工業，而且要考慮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在方針任務的提法中要寫上“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制訂詳細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條件還不具備，但可以先搞一個《綱要》，搞得好對指導經濟發展和防止盲目性會有一定作用。計劃起草小組於1970年6、7月間撤銷后，這項工作即由國家計委負責進一步修訂。但是，由於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擾破壞，“四五”計劃綱要草案在總理主持下雖然進行了多次反復研究和修改，但始終未能定下來。林彪和江青等干擾破壞“四五”計劃綱要草擬工作的事例很多，就我接觸到的印象比較深的有下面兩件事：

　　第一件事發生於1970年黨中央在廬山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9月初，周總理指示國家計委把《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送到廬山供中央會議討論。顧明、金熙英同志和我帶著文件立即乘飛機去廬山。飛機在九江降落后，我們當晚就乘車上廬山。周總理住在廬山國際旅行社二樓。為了方便工作，總理要中央辦公廳安排我們住在國際旅行社三樓，以便隨時召見我們。我們到達廬山時，正逢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陳伯達陰謀反黨事發，周總理夜以繼日地分別找幾個主要有關人員談話，做思想工作，每天隻睡幾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警衛人員為了在周總理休息時，不讓別人去驚動他，在樓梯上擺上椅子。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仍舊惦記著“四五”計劃綱要。有一天晚上，總理開完政治局會議，已是午夜12點了，他臉上雖然滿是倦容，但還專門聽了我們幾個人關於“四五”計劃綱要草案情況的匯報，並作了指示，要我們作進一步修改。在這次中央會議上，“四五”計劃綱要雖然作為參考文件印發，但黨中央原定討論“四五”計劃綱要的安排被打亂了，沒有在會上進行正式討論。

　　第二件事發生於1971年“九。一三”前夜。9月12日晚7時，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裡燈火通明，玻璃窗都緊閉著，並拉上深色的帷幕，靠廣場方向朝東的窗戶旁邊放著長形會議桌，上面鋪著白色的桌布。周總理背朝廣場方向，正在主持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稿。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紅衛兵正在緊張地列隊操練，准備參加國慶游行，高音喇叭播放的進行曲隱約可聞。國家計委的顧明、段雲同志和我列席了這次會議。夜間11點左右，顧明同志正在念報告中有關經濟部分草稿，警衛人員請周總理去接電話。大約過了半小時總理又回到會議桌旁，繼續邊念邊議，12點左右警衛人員又請周總理出去接電話，會議就停了下來。大約在13日凌晨一點鐘，天安門廣場上的高音喇叭聲一下停下來了，人群開始疏散，喧嘩的廣場突然萬籟俱寂。兩點左右，總理通知我們幾個列席會議的同志散會。我當時意識到出了一件緊急的重大事件，回到家中徹夜難眠。后來，我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周總理接到電話報告后，就親自在大會堂指揮和部署，以防止發生突然事件。由於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一伙的破壞，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擬工作就被擱置起來了，一直到1975年，四屆人大才召開。

　　周恩來總理在“文革”的動亂年代裡，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一方面要同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作斗爭，保護老干部﹔一方面想盡各種辦法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起來，維持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盡最大努力減少經濟損失。他白天要處理“文革”中的各種復雜問題，晚上還常常拖著疲憊的身軀處理有關經濟事務。我們看到周總理一天天消瘦下去，真為他的健康擔憂。1972年周總理患癌症以后，仍一直堅持工作，繼續關心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1975年初，周總理在重病中向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他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中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再一次向全國人民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報告，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心和志氣。對於周總理這種胸懷祖國，畢生勤奮，忘我工作的精神，我們深受感動。

　　周恩來總理的光輝形象和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將繼續激勵我們更好地執行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