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進入第一代領導核心的必然性

　　摘要：中共早期領導層有四大領袖群體：學者革命家群、青年知識分子群、工人運動領袖群、農民革命斗爭領袖群。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三大基本問題上的突出貢獻，是周恩來較早走進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基礎性原因。毛澤東最了解中國，最了解農民，這決定了革命第一階段——新民主主義階段黨的領導核心非他莫屬﹔周恩來以他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獨具特色中國革命道路的極早認識、大力宣傳和推行，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毛澤東的主要助手。

　　關鍵詞：第一代領導集體﹔周恩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

　　一、中共早期的領袖群體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歷程。建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認清了中國要走“勞農革命”即十月革命之路。然而這條道路如何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怎樣結合？這“結合”的文章很大，正是這個“結合”成為中共早期領袖的興衰成敗的關鍵。

　　在船山、岳麓“實事求是”湘學精神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建黨前就提出“旗幟務取鮮明，而著步盡宜按實”[1]，“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2]，后來在此基礎上發展為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注重調查研究的思想路線。此后的實踐証明，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艱難曲折的探索道路上披荊斬棘，從山重水復到柳暗花明，不斷走向勝利的唯一的一條正確的“結合”之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並接受這一唯一正確的結合之路，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付出了血與生命的代價。而中共領袖們在探索革命道路，選擇自己的領袖，並優化組合的最高層領導班子，其關鍵也正在於這個“結合”。

　　最早成為中共領袖人物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和黨的創建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學者革命家群，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人。如果說陳獨秀在“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下廣泛宣傳馬列主義，對黨的創建功不可沒的話，那麼，在十月革命的經驗與工農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一原則問題上，他迷失了方向。正如共產國際當時的負責人拉狄克1922年11月所指出的那樣，表現出難以“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1]，在實踐與行動方面，缺乏獨立自主的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綱領和指導方針。一方面對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指導抵制乏力﹔一方面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風暴中，在領導權問題上過分遷就退讓。教條地照搬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展成自覺不自覺地放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權的“二次革命”論，一方面在國共合作中沒能處理好合作與獨立，團結與斗爭的關系，講聯合時往往忽視斗爭﹔另一方面在國民革命中，沒能處理好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講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運動時往往忽視階級斗爭。在作風上又陷入家長制，最終在“結合”上歸於失敗，被歷史無情地拋出政治舞台。而走出書齋的李大釗過早犧牲，李達、李漢俊不久也因學究氣而落伍。陳獨秀多次號召黨要“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但他始終沒有找到通向群眾政黨的正確道路。

　　陳獨秀為代表的學者革命家群退出歷史舞台之后，中共領導層還有四種不同類型的領袖群體。具有國際考察學習背景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以瞿秋白、周恩來為代表，他們對俄國革命和資本主義作過深入的考察，確認中國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們作風扎實，態度嚴謹，但對本國的情況缺乏深入的研究，更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但他們勇於實踐，因此其后幾十年，中共許多重要領袖產生於這批革命家中，如朱德、陳毅、鄧小平、李富春等。另一部分是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從中山大學走出來的青年革命家，他們既無實際斗爭的經驗，在國外對資本主義也少有人作過深入的考察與研究，他們熟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和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他們其中的許多人，后來在革命的實踐中，能揚長避短，磨煉成為黨的中堅甚至是黨的著名領袖人物如張聞天、劉少奇、任弼時，但其中受王明宗派主義影響的少數人，曾經竊取黨的領導權，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以上這兩部分領袖人物，都屬於青年知識分子革命家群。另外還有兩批人：一批是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代表人物有向忠發、蘇兆征、顧順章、鄧中夏等人﹔另一批是致力於農民運動，沒有國外考察學習背景，但卻對中國國情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自始至終置身於革命斗爭實際第一線，成為農民運動的領袖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澤東、彭湃。歷史是公平的，這幾種不同類型的代表人物，由於歷史的機遇不同，他們的代表人物都先后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主要領導人，但他們都曾以在“結合”問題上的不同表現，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不同的結果，而其代表人物個人的歷史命運也各不相同。

　　在同國民黨右派、陳獨秀右傾錯誤傾向的斗爭中，瞿秋白被推舉為黨的領袖。瞿秋白較早發現並嚴肅批判陳獨秀脫離工農運動，放棄革命領導權，以及“二次革命論”的錯誤，較早地支持毛澤東、彭湃等人的農民運動，贊賞毛澤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在國民黨右派叛變，中共處於危難之中時，他與周恩來、羅亦農等人，通過堅決果斷的斗爭，挽救了黨。他民主作風好，在中共歷史上形成了最早的包括他和周恩來、李維漢、蘇兆征、羅亦農等人組成的、團結協作比較好的領導班子，但正如瞿秋白在檢討自己錯誤時說的，“我的毛病是與工農群眾接觸少，沒有第一線斗爭經驗，因此不能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去”[3]。這種先天的不足，使他在批評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退讓時，把整個資產階級都視為革命的敵人，表現為“左”的傾向。這一傾向為以后“左”的錯誤開辟了道路。

　　在批判陳獨秀、瞿秋白兩位出身知識分子的領導人的錯誤時，黨內出現了全盤否定知識分子的傾向。黨的六大竟提出並確認“黨部指導機關工人化”和“干部工人化”是“唯一正確”的方針[1]。陳獨秀之后，瞿秋白、周恩來又處於被批評的位置上，黨內缺乏深孚眾望的領袖人物，宗派現象有所抬頭。正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時機會主義的代表是張國燾﹔盲動主義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兩人爭論不休。后來布哈林出來講話，說就是你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4]於是瞿秋白之后，中共曾很幼稚地選了一個工人代表向忠發作為總書記。兩位知識分子領導人的失誤，使中共走向反知識分子的另一極端。作為歷史的無情嘲弄，反知識分子的傾向恰恰導致知識分子的“秘書長專政”：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秘書長的李立三，成為“秘書長專政”的代表人物。向忠發挂名，周恩來出國，李立三成了事實上的領導核心。李立三從陳獨秀后期片面地聽命於共產國際，到他的置共產國際的正確意見於不顧，而且他既沒有瞿秋白的民主作風，而家長制又比陳獨秀有過之而無不及，致使他的教條主義、“左”傾盲動主義，不承認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處於低潮，妄圖通過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奪取中國革命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給黨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向忠發的被捕叛變，說明機械的唯成分論幼稚可笑﹔李立三的失誤警示著教條與盲動是中國革命的重大隱患。李立三又一次在“結合”問題上，讓中共和中國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挫折。

　　由於瞿秋白的缺乏實際斗爭經驗和黨內的反知識分子傾向，導致向忠發這個“平凡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角色”（馬克思），導致李立三專權﹔由於李立三的“反國際”和盲動主義造成重大損失，給王明宗派團伙以可乘之機。向共產國際代表討好獻媚以騙取信任，沒有合法的手續，竊取黨的領導權的王明等人，自命“欽差大臣”，滿口馬列主義的詞藻，嘩眾取寵，蒙蔽群眾，殘酷打擊犯錯誤或意見不同的同志，以控制全黨。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傾向，加上在這一段時間內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失誤，他們企圖在中國“克隆”俄國革命，致使這批有俄國鍍金背景、言必稱馬列，以“百分之百（共產）國際路線”自夸的青年革命家，在“結合”問題上再食苦果，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最為慘重的損失。

　　以毛澤東、彭湃為代表的另一批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青年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家，始終堅持在國內斗爭的第一線，注重本國國情的調查研究。彭湃是我黨最早在農村開展農民運動並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農民革命家﹔毛澤東在研究國情方面則更為突出，他說，“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5]。他不僅“讀有字之書”，更注重“讀無字之書”。他曾在安源等地考察、指導工人運動。1925年秋他又致力於農民運動，先后對湖南、廣東、江浙的農村與農運，作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寫過一大批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這些文章都成了中共歷史上的經典文獻。更為可貴的是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有意留他在中央工作，但他堅持到農村第一線去組織秋收起義，領導農民武裝斗爭。正是由於他們深入研究國情並置身於革命斗爭的第一線，特別是致力於農民革命斗爭，他們才最早、最深切地認識到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毛澤東這位被王明等譏笑為“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實際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他總結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嶄新經驗，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二、走進中共核心領導層的周恩來

　　作為青年知識分子革命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恩來以“大江歌罷”的激情、“邃密群科濟世窮”的壯志，1917—1919年東渡日本，1920—1924年他抱著“為中華之崛起”、“改變中國社會”[6]的宏圖來到歐洲，他先后到過法國、美國、德國、蘇聯……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和俄國革命都曾作過深入的考察與研究。這一點，與毛澤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如他向國內朋友通報來法同仁情況時所說：“經過長期的探索與討論”，最后“選擇了共產主義”。“1921年10月剛過，我們就做出了正式決定”。他在給天津覺悟社朋友的信中，談到自己的思想變化：“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不明瞭……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而我現在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6]，馬克思主義是值得信奉的科學，這如同人們“信奉愛因斯坦的定律一樣”[6]。

　　周恩來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而且實踐証明他是中共這個早期組織的卓有成效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異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幫比在天津見到的還難對付的學生擁立為領袖，他們相處融洽。他領導解決了各種問題，例如學生承認雙邊政府的合理的貸款，充分利用歐洲教育機構，協調國共兩黨的關系，促進歐洲政府對中國僑民的了解等等。”[6]“沒有人懷疑周恩來在解決中國人的爭執、甚至派性問題時表現出的靈活性，也沒有人懷疑他那永恆的吸引力和精湛的處世技巧。”“准確地說，在周恩來旅歐的最后幾個月裡，人們要求他運用這種卓越的技巧，把所有爭執不休的中國學生幫派統一在一個愛國的政治綱領之下。”[6]周恩來在團結共產黨與國民黨影響的在巴黎的兩派中國學生方面，施展了出色的才干，為國共合作做出了貢獻。周恩來也因這一出色的統戰才能奉調回國，出任當時極重要的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和軍事部長，從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

　　1924年9月，周恩來來到大革命中心廣州。在任廣東區委委員長僅3個月的時間裡，他支持孫中山北上，擴大國民革命的影響﹔籌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組建了實際由中共黨員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后成為北伐軍葉挺獨立團的前身。其后，他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井井有條、富有創造性的工作，特別是他直接參與領導國民革命軍的東征和東江革命根據地建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成為后來中共軍隊建設的寶貴財富。北伐戰爭，他勝利地組織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為革命武裝力量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做出了開創性的有益探索。中山艦事件前夕，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嘴臉開始暴露，周恩來、毛澤東、陳延年、李富春等人，是最早察覺並揭露其陰謀、組織反擊而未得陳獨秀和蘇聯顧問支持的中共早期領導人。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由於周恩來在廣東領導軍事工作和在上海領導工人武裝起義的貢獻和所表現出來的才能，得到全黨的了解和承認，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接著改任軍事部長，1927年5月29日任中央常委，參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常委會由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瞿秋白組成。由於他在國共合作大革命中的突出貢獻，短短兩三年，周恩來從1924年9月回國時中共的一位中層領導干部，一躍而成為國共兩黨中有著廣泛影響，並已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核心人物。“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大基本問題。周恩來在廣東革命根據地工作期間，在這三個問題上都做出了創造性的探索和嘗試，取得可貴的經驗”[7]，這是周恩來能夠較早走進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基礎性原因。

　　周恩來是中共核心領導層中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伴了六位總書記的唯一的一位領袖人物。他經歷了黨內歷次同錯誤傾向、錯誤路線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與時俱進。他是中共領袖人物中唯一一位較早進入最高核心領導層並能終身保持的極罕見的領袖人物。他與毛澤東、瞿秋白等人，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最早察覺陳獨秀教條、右傾、放棄革命領導權，並與之斗爭的領導人。1926年1月國共合作達成、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重要領導人出席了這次大會。當時共產黨領導對於自己在這次大會上應採取什麼策略是有爭議的。“周堅持共產黨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6]，這與毛后來批右傾投降“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他與毛澤東共同抨擊國民黨右派，與陳獨秀的錯誤作斗爭。當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四一二”叛變后，“陳獨秀批評周沒能說服工人解除武裝，結果才使蔣的部隊找到了殘殺他們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說，共產黨不是要過早地放下武器，而是應該加強軍事力量。這樣，作為一個政黨，他們才能確保自己的獨立。”[6]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周恩來等曾經嘗試過進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來挽救革命——發動湖南農民暴動。”周恩來作了精心策劃並做了大量准備，但最后由於外國同志“聽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暴動為不可能，對於前次決定之款完全翻腔。於是軍部周恩來與（國際代表）魯（羅）易大鬧一場”[8]。湖南暴動計劃被取消，陳獨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完全處於不知所措的慌亂之中。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成立臨時中央常委會，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組成。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由於蔣介石殘酷屠殺共產黨人，臨時中央的任務十分繁重，既要緊急撤退大批黨員，把他們迅速轉入地下，又要組織反擊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在五人臨時中央內，李立三、張太雷已去九江，李維漢剛從湖南來到武漢，張國燾又是一個愛說大話、少干實事的人，這副重擔自然落到周恩來的肩上。盡管時間匆促，人心那樣動蕩不安，周圍的環境又那樣險惡，周恩來始終沉著地、有條不紊地工作……使各項工作在新的條件下又能有秩序地進行。”[7]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又考慮了周恩來軍事工作的經驗，中共中央斷然做出由周恩來領導發動南昌起義。

　　周恩來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最早認識革命武裝至關重要的領導人。1922年12月他在《少年》上發表的文章中說過：“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7]1924年11月在任廣東區委委員長時，經孫中山同意，組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徐成章、周士第為正副隊長，廖乾吾為黨代表，這是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掌握的武裝力量。同時，他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創造性工作創造了政治建軍的許多新鮮經驗。1925年10月他參加了反對軍閥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在他的指導下開展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運動。“部隊紀律嚴明，不許拉夫、不強佔私房”，“由於周的影響，據說五個師中有四個師的政治工作是由共產黨掌握的。”不久，他被提升為特派員，負責東江汕頭一帶的工作。其時，27歲的周恩來“身穿漂亮的國民革命軍服，系一條時髦的薩姆布朗武裝帶。他是蔣介石武裝部隊的政治領袖，也是國民黨最大佔領區的主要負責人。”東征中，周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組織了第一獨立團。他還第一次自詡，這是一支歸屬自己領導的精銳部隊[6]。1927年3月21日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這是中國革命史上、工人運動史上武裝斗爭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正是周恩來這些關於革命武裝斗爭的理性認識和實踐經驗，在當時黨內是無可替代的，周恩來成為領導中共以革命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反革命武裝的中心人物，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的創始人之一，並在后來成為中共軍委的長期領導人，這絕不是偶然的。

　　上世紀30年代的毛周關系是近十多年來周恩來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1935年叛變投敵的原紅軍將領龔楚50年代在香港出版《我與紅軍》一書，大肆攻擊周恩來，說周恩來到蘇區銜“左”傾中央之命去“清算與斗爭”毛澤東，他到蘇區奪了毛澤東的黨權與軍權。美國名記者索爾茲伯裡也提出：“如果說，沒有証據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的話，也沒有証據表明周恩來曾參與反對此種陰謀。”[9]十多年來，許多專家就此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加上有關資料的公開，現已得出如下共識：“索氏的第一句話基本正確，但不是‘如果’，而是找不出任何証據來，‘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索氏的第二句話則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証據來，‘表明周恩來參與反對此種陰謀’。”[9]中央蘇區時期的周恩來，面對王明宗派團伙及其控制臨時中央的少數人，排擠打擊毛澤東，他處於兩難之中：一方面他不能不執行臨時中央拉大旗作虎皮，要他貫徹執行國際路線的指示﹔一方面又因從實際出發，認識到毛的正確，不能不盡可能維護毛，使毛盡可能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他因此被斥責為“調和主義”而受到批判。“人們從勝利中認識了毛澤東，在失敗中又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10]，周恩來是中共這一類領袖人物的代表。遵義會議，周恩來義無反顧，推舉職位和影響都不如他的毛澤東。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在那種關頭，隻有堅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1]周恩來在歷史轉折關頭，選擇並推舉毛澤東，是他，也是全黨的歷史性抉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歷史性地位，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關鍵作用，也從此確立了他本人的歷史性地位。

　　周恩來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也有著突出的貢獻。1924年他在法國談到“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關系時就說過：“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7]這是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最早表述。周恩來還是中共早期高層領導人中最早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特征，並關注土地革命與農民游擊戰爭重要地位的領導人。八七會議，中共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右派的總方針。但其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由於缺乏實際斗爭經驗而陷入教條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地鼓吹“一切的斗爭都是暴動，無往而不暴動，一切解決於暴動”。沒有全面地貫徹黨的八七會議所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更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同志在八七會上所提“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論斷與他同時所強調的土地革命的內在聯系。經過南昌起義失敗磨煉的周恩來，是中共在這方面較早有比較全面理解的高層領導人。1927年12月18日他在由他起草的中央給浙江省委指示信中指出：今后工作重點，是迅速恢復和建立黨和工農群眾組織，指導他們“發展廣大的鄉村游擊戰爭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爭”。“這一種斗爭必須是群眾的，然后才能發展到暴動局面。”“隻要有了得力的黨的組織的領導，割據的暴動局面是可以創立起來的。”[7]1928年3月他受中央委托，到香港糾正李立三在處理廣州起義善后問題中“左”的錯誤時，“指出起義失敗原因是敵強我弱，沒有爭取廣大農民配合，在戰斗形勢不利時又沒有及時撤退轉往農村。”其后他又“對廣東土地問題和黨的組織狀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這在“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中一時還很少有人這樣去”研究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7]。1928年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土地革命問題時說，“因為農民佔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與俄國的不同”，他批評那些隻重視城市工作而忽視農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觀點時說：“過去城市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形式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要這樣，必致引到鄉村（對城市）的等待，這是不好的。”他認為，現在需要加緊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7]。1929年3月17日他在給賀龍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的主要的任務，還在游擊區域之擴大，群眾發動之擴大，故不應超越了主觀的力量……而立刻企圖佔領中心工商業的城市。”[7]這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明確表示黨的工作應由城市轉入農村的最早表述。1930年4月他赴莫斯科途經德國，應德共約請，他在《赤旗報》上以陳光筆名發表的文章中說“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7]。周恩來的上述觀點，受到當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堅持“城市中心”的向忠發、李立三等人的誤解，准備待他回國時“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斗爭……政治問題解決后，恩來同志可以去北方局負責”[7]。1930年7月16日共產國際聽取了周恩來的報告，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回到上海。他通過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於把李立三等人說服了。在接著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著重強調了建立並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他說：“根據地決不是割據、保守，而是站住腳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發展。”“在中國什麼地方最適合作蘇維埃的根據地？贛西南、閩粵邊等處，不僅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而且有黨的基礎，有廣大的群眾，鞏固這許多地方以向著工業中心城市發展。在策略上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這許多區域不僅是敵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黨所領導的廣大基礎，黨將這力量鞏固起來。”“中央過去特別指出割據的錯誤，因此對於根據地這一點確實注意得比較少。我回國后，與特生（向忠發）、柏山（李立三）兩同志談話后，都認為這是工作的缺點。”[7]

　　周恩來指出這一點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幾年來，臨時中央一直把城市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對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抱著輕視的態度，並曾在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中把周恩來此前提出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主張斥為“割據觀念”。“周恩來在引導全黨重視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這個根本性問題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的貢獻”[7]。特別應該提出，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1929年9月在由陳毅代中央起草，由周恩來審定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中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7]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最早概括。這一有著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革命道路，由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工農紅軍堅持農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所創造，由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等人最早概括出來，其意義是深遠的。它不僅揭示了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還預示著遵義會議以后，中共將走向以毛澤東為領袖、周恩來為主要助手，以毛—周合作關系為主導關系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歷史必然性。

　　時勢造英雄，革命塑造歷史巨人。周恩來走進中共最高領導層，並能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固然是歷史使然，但也同他本人的特質有關。周恩來1927年5月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他與瞿秋白、毛澤東等在同國民黨右派、陳獨秀右傾錯誤的斗爭中，成為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的核心成員。瞿秋白及其后來的李立三的盲動主義錯誤，因周恩來參與並支持他們的工作而有份。六屆三中全會，他被指責為“調和主義”而受到批判。王明宗派團體篡奪黨的領導權時，曾想把周恩來排擠出領導層。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有人提議在決定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退出中央政治局的同時，周恩來也應該退出中央政治局。但周恩來卓越的領導才能為全黨公認，周恩來的品德和為人也是為眾人稱道的，因此，表決的結果，8票贊成周恩來退出，18票反對周退出，多數信任他。會上一位政治局委員發言：“周恩來同志在調和路線上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他在我們黨裡人才上，是很大多數知道的……軍事上，在黨的組織上，是否還有第二人呢？”[1]周恩來卓越的組織才能、領導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是他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並能終身保持的最基本的內在因素。

　　毛澤東最了解中國，最了解農民，對中國國情特別是中國農民有著最深刻、最透徹、其他領導人難以企及的了解，這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黨的領導核心非他莫屬﹔周恩來以他在中共早期的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特別是他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國革命道路的極早的認識、理解和大力宣傳、推行，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周恩來對西方資本主義作了最深入的考察，是中共黨內最早關注蘇聯經濟建設、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有著深入地研究，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的第一人。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特別是毛澤東晚年陷入“左”的錯誤的時候，“周擋住要求一步登天的過激派的反對，堅持推行一種逐步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綱領。”[12]使之成為黨和國家支撐全局的擎天大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兩個不同階段，毛周合作並各自顯示了自己的優勢，使他們的合作相得益彰。台灣學者鄧維賢認為：“毛周的成就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而鄧（小平）最重要的成就，周則有‘助產’的功勞。”[13]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揭示毛的優勢更有助於我們審視歷史﹔揭示周的優勢，更有助於我們瞻望未來。尼克鬆深刻地指出：“周的政策的生命力超過了他的壽命。”[12]關於周恩來“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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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馮建輝.從毛澤東到陳獨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1﹔28﹔63﹔97.

　　[2]李銳.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M].北京：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49.

　　[3]憶秋白[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93.

　　[4]周恩來選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

　　[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M].北京：三聯書店，19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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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21-122﹔167﹔170﹔104﹔95﹔195﹔198-200﹔201﹔240﹔260﹔267﹔268﹔269﹔238.

　　[8]中共黨史報告選編[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117-118.

　　[9][美]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150-151.

　　[10]遵義會議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1.

　　[11]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周恩來自述[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176.

　　[12][美]理查德·尼克鬆.領導者[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338﹔365﹔363.

　　[13]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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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汪浩（1942-），男，江蘇漣水人，淮陰師范學院周恩來研究所所長，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哲學、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