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惟一安排過工作的親屬

　　周恩來堅持清正廉潔、克己奉公、艱苦奮斗、甘於奉獻的革命精神，影響和帶動了家庭、親屬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成為全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學習的楷模，體現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他雖身居高位，但對自己的親屬要求非常嚴格，制定了數條家規：外地親屬進京看望，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住宿費我們支付﹔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費，沒工作的我們代付﹔不許請客送禮﹔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特有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但是，在周恩來眾多的親屬中，周嵩堯是惟一“破例”被周恩來安排工作的親屬。

　　周嵩堯，周恩來的六伯父，原名周貽良，后更名嵩堯，生於清同治十二年，是周恩來二祖父周昂駿的第三子，大排行老六，所以周恩來一直稱他為六伯父。1897年，周嵩堯25歲時考中丁酉科第35名舉人。建國后，周恩來在一次與親屬談話時特意提到這件事：“我們上一代，還都去拜紹興師爺，給人家做徒北，但沒學好。隻有二伯父、六伯父學得較好，六伯父中了舉人，做了師爺，后來曾給袁世凱做過秘書，在中南海辦過公。”

　　1929年，周嵩堯攜全家移居揚州。“七七事變”后不久，揚州陷落。懾於他的才干和聲望，日偽方面多次請他出山，要他為中日“親善”效力。他憤而不應，堅持隱居。1946年當他得知七侄周恩來率中共和談代表團抵南京時，頓時喜出望外，立刻到梅園新村與周恩來晤談。后因時局維艱，和談破裂，他才又輾轉北返揚州。

　　周嵩堯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清正廉潔，而且書法、詩詞及文物收藏、鑒賞等水平也很高。1953年他臨終前將自己珍藏一生的20多件老古董遺贈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將這批古文物全部贈送給故宮博物館，由故宮全權處理。1995年，這批19類23件文物已全部由故宮博物院移交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1949年冬天，新中國剛剛成立，周恩來即致信六伯父周嵩堯，邀他進京。周嵩堯遂由揚州乘船經鎮江換乘火車赴京，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七侄周恩來相見。周恩來一見六伯父就高興地對他說：“這次來就‘既來之，則安之’了。”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成立文史研究館。文史館聘請了一些曾在清末和民國時期擔任過要職的政界人士和社會名流。他們在歷史上都曾為國家和民族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前夕，他們又堅持留在大陸，表示擁護新的共產黨政權。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歡迎他們繼續發揮自己的余熱，為人民大眾做貢獻。1951年6月，周嵩堯由政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齊燕銘推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被正式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周恩來在安排聘用周嵩堯這一工作前曾對他說：“你一生做了兩件好事，人民不應該忘記：第一，你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的任上平息了江、浙兩省的一場軍閥戰爭，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了戰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凱稱帝時，你沒有跟他走，這是政治上很有遠見的做法。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周恩來正是出於這一考慮，才安排聘用周嵩堯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

　　周恩來幾次將周嵩堯請到西花廳來，向他請教一些歷史問題，如清末民初政府各級機構之建制、各級官吏工資之安排等。周嵩堯皆一一給予耐心的講解，他為自己能老有所為而感到無限欣慰。

　　周嵩堯雖然身在北京，“官職優閑”，生活上也有人照顧，卻依然思念家鄉，尤其是想回紹興看看。可是周恩來考慮到，如果送老人回去，“當地政府一定會對他給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顧。這樣無形中就會給當地政府增加負擔，也影響人家正常工作”。“況且周恩來歷來反對‘衣錦還鄉’的舊習俗，他要樹立社會的新風尚，給全黨做出榜樣”。所以婉言規勸六伯父周嵩堯不要回去。周嵩堯是個見過世面又十分識大體的老人，他馬上理解了侄兒的意思，以后再也不向周恩來提任何個人要求。

　　六伯父的通情達理令周恩來十分欣慰。他更加關心周嵩堯，經常接周嵩堯到西花廳玩，有時給他買戲票送他去看越劇，有時邀他去頤和園坐船游昆明湖，他還多次囑咐在北京的弟妹們：“六伯年紀大了，你們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說說話。”1952年3月，周嵩堯的獨生子周恩夔在揚州去世，周恩來體貼周嵩堯老人喪子的心情，在征得周嵩堯同意之后，托人將他最疼愛的曾孫周國鎮從揚州接到北京，一邊上學一邊陪伴老人家，由周恩來負責周國鎮的生活及學雜費用。1952年8月周嵩堯八十大壽（虛歲），周恩來在西花廳設佳宴為他做壽。周恩來還特意系上圍裙，親自下廚房做了兩道老爺子喜歡吃的家鄉菜。為此，周嵩堯專門創作了一幅書法作品《興詩四首》，贈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以表謝意。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百忙之中的周恩來親臨北京嘉興寺向他的六伯父遺體告別並主持入殮儀式。9月6日，周嵩堯出殯，周恩來因公務繁忙，無法分身，便囑托鄧穎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鄧穎超親自送靈到北京東郊第一人民公墓，並為周嵩堯的墓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