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立下"十條家規" 家庭會議嚴講"過五關"

周恩來，一個沒有遺產、沒有后嗣、沒有墓地、甚至沒有留下骨灰的人，一個從不希望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卻在全國人民心中樹立了永恆的豐碑。

海棠依舊，家風永存

“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說的是蘇北平原中部，大運河畔，一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淮安。在淮安市淮安區，有個古老的小巷，叫著駙馬巷。離駙馬巷一公裡遠，有一處古老的景點，叫著桃花垠。將駙馬巷和桃花垠連在一起，是城區的一條小河。而在全國人民心中，將駙馬巷與桃花垠聯系起來是開國總理、全黨楷模——周恩來。

周恩來的家風家規是無言的教育，是無字的典籍，充滿了無聲的力量。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40多年，但是人們還是常常想起他、說到他,偉人如在眼前，他喜愛的一樹樹海棠也宛若綻放身畔。

關於“周家”的三條指示

鎮淮樓畔浮雲白，駙馬巷前夕陽斜。周恩來故居坐落在淮安市淮安區淮城駙馬巷內，由東西相連的兩個宅院組成，都是曲折的三進院。1898年3月5日周恩來誕生在這裡。1910年，周恩來離開了淮安，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但周恩來把他幼年、童年的12年留在了故鄉，這些院落仍然回蕩著周恩來人生的第一串足音，仍然印刻著周恩來人生的第一段身影。

解放初，除周恩來誕生地三間房子外，其余的房子已是東倒西歪，瓦楞長草、破敗不堪。1953年，舊居西邊宅院的三間堂屋因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險，縣委考慮到故鄉人民的感情，對這三間堂屋進行了較大的整修。這件事傳到了周總理那裡。1958年，副縣長王汝祥去北京時吃了批評，總理還特地寫一封信請王汝祥轉給淮安縣委，信中說：“我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萬不要再拿這所房子作為紀念，引人參觀……二是如公家無別種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這所房子的住戶遷移。后一個請求，請你們酌辦，前一個請求，無論如何，要求你們答應，否則，我將不斷寫信請求，直到你們答應為止。”

1973年11月17日，周恩來又讓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同志打電話到淮安縣委辦公室，正式傳達了周總理關於處理舊居的三條指示：一、不要讓人去參觀﹔二、不准動員住在裡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壞了不准維修。第二天，縣委常委會研究並決定：一、不動員住在裡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維修房屋﹔三、縣委在干部會上動員大家不組織、不帶領人們去參觀，並在當晚向國務院辦公室作了匯報。11月30日晚，國務院辦公室又來電話，說：“總理對縣委決定的三點表示滿意，以后要派人檢查你們的執行情況。”隔了5天，國務院辦公室又打電話給縣委書記，詢問對“三條”的執行情況，回答說“認真執行了。”

1974年8月1日，周總理見到侄媳孫桂雲時，又當面詢問“三條”的執行情況。孫桂雲匯報說：“都執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計找上門來，實在沒有辦法。”周總理問：“把房子拆了，你們搬個地方住，行嗎？”在場的鄧穎超表示支持，說：“拆遷吧，我們給錢。” 孫桂雲說：“拆遷房屋要經政府批准，我們自己不好決定。”周總理點頭說：“你們要勸說前來參觀的人，叫他們到韶山去瞻仰毛澤東的舊居。”

立下“十條家規”

古人雲：“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國有國法，才能長治久安﹔家有家規，才能教子成才。進入和平年代以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中有的只是純粹出於親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他很傷腦筋。周恩來當場立下了“十條家規”，即：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隻能在出差路過時才可以去看看﹔外地親屬進京看望他，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住宿費由他支付﹔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費，沒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戲以家屬身份購票入場，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車﹔凡個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勞，自我服務﹔生活要艱苦朴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十條家規”雖然沒有一句豪言壯語，卻每一句話都坦蕩無私，每一個字都擲地有聲。“十條家規”的核心要義是不能搞特殊化。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上學時住在學校，一到周末，有的孩子有車去接，而她卻隻能擠公交車，心裡就有些不平衡。於是便向伯父抱怨。對此，周恩來明確說道：“汽車是我為人民工作用的，我的工作需要，才用車。你們是學生，你們不能夠享用，你們隻能夠自個兒坐公共汽車、走路或騎自行車，不能夠享用公家為我配的車輛。”周恩來不僅不讓家人用車，即使他接待外賓前去理發的路程都讓工作人員按裡程付費。在他看來，理發屬於私事，支付車費是理所當然的。

周恩來是國家總理，管理著一個“大家”，他始終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勤務員，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從自己家裡做起，決不讓親屬之事影響“大家”。侄兒周爾輝的父親是烈士，周恩來將其接到北京撫養。當時北京辦有干部子弟學校，是專門培養烈士、高級干部子女的。但周恩來沒有讓周爾輝上這樣的學校，而是讓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學住校學習，還特意囑咐無論是領導談話、填寫表格，還是同學交往，千萬不要說出與他的這層關系。后來，周爾輝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1961年結婚，學院領導幫助他解決了夫妻分居的難題，把他愛人從江蘇淮安調到學院子弟小學任教。周恩來知道后批評道：“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市大量壓縮人口，國務院也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麼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鄧穎超也在一邊給侄兒、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在周恩來夫婦的耐心說服下，侄兒、侄媳一起調回了淮安工作。周恩來說過，我自己沒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這一條路。

家庭會議嚴講“過五關”

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原是晚清攝政王載灃的王府，在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成了國務院﹔到了國民黨時期，又成了北平特別市市政府。周恩來是1949年11月住進去西花廳的，直到1974年6月病重離開。

1964年8月，周恩來在外地的一些親屬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來抓住這次難得聚在一起的機會，抽空給大家在西花廳開了兩次家庭會議。8月2日，作為中國“大家庭”的公仆，周恩來與普通家長一樣，召集了一次“小家庭”會議。8月10日，周恩來再次召集家庭會議。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具體教育晚輩要過好“五關”——思想關、政治關、親屬關、社會關和生活關。

周恩來首先講到要過好思想關。他認為，必須樹立正確的宇宙觀，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証法。他說，思想方法不對頭，看一切問題都會看不准，甚至會顛倒是非。所以，一個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5月，周恩來對侄兒周榮慶說過：“要永遠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斷進步。我革命40年，難道沒有一點舊思想了？要革命一輩子，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這番話，正是周恩來一生的思想和實踐寫照。

接著，周恩來又在嚴肅與活潑相協調的氣氛中講了如何過政治關的問題。他教育大家，要站穩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

在講到過親屬關的時候，周恩來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說：“我們是出身於舊家庭的，我要帶領你們向無產階級投降。”略作停頓，周恩來繼續講道：“‘投降’這兩個字不大好聽。20年前延安整風時，文藝界人士也怕聽這兩個字。后來，朱總司令講話，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評以后，說：‘我現在才投降無產階級。’那些人聽了，才考慮到應該向無產階級投降。否定封建的親屬關系，不是消滅他們，而是改造他們，拖著他們跟無產階級走，把他們改造成新人。”

然后，周恩來又講了過社會關。他說，我們中國這個社會極其復雜，我們都有改造社會的任務。在這個社會裡，舊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很容易影響你，沾染你，侵蝕你，如果失去警惕，這些東西就會乘虛而入。所以改造社會的任務是很艱巨的，你能把社會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了改造。所以過社會關要有精神准備，要有長期奮斗的決心。

隨后，他又講了生活關。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最后，周恩來對晚輩們強調：“這五關中，一頭一尾，‘思想關’和‘生活關’最為重要。”

通過這別開生面的家庭會議，在與親屬和晚輩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僅以一個普通家長或家庭成員的身份諄諄教導大家要過好這五關，同時他還以共和國總理的身份嚴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則。

周恩來總理對人們的愛是很深厚的，他對親人的愛因為那麼忙沒有時間更多地表現出來，但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回憶說：“伯父對親人的愛，首先就是他對我們要求嚴格，要求嚴格也是一種愛，因為他覺得隻有要求嚴格了，我們才能夠健康成長，才能夠正常成長，才能夠有在社會上獨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覺得他對我們的要求嚴格，就是一種愛。”

鄧穎超1992年7月在北京逝世。新華社於1997年3月4日全文轉發了鄧穎超的遺作《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們中間……”

每年海棠花開的季節,周家子侄和孫輩都要相約到中南海西花廳,祭拜周恩來,一訴衷腸。兩位老人當年對他們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關心,成為融入他們血脈中的紅色基因……

（《淮安區報》授權周恩來紀念網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