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重病中安排鄧小平復出的關鍵一步

本文摘自《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后》，陳揚勇著，重慶出版社出版

當舉國上下為慶祝粉碎林彪集團的勝利而縱情歡呼時，一個關鍵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來的腦海之中。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號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機廠進行“勞動監護”的鄧小平。

然而，鄧小平不同於一般“靠邊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直被當作“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加以宣傳。要“解放”鄧小平，客觀上就意味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是毛澤東所不可能允許的。

因此，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確實是一個敏感又敏感的問題。必須尋找恰當的時機，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不過，周恩來也清楚：鄧小平雖然被“打倒”，但毛澤東對鄧小平在政治上還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鄧小平的時候，毛澤東幾次講過：要把鄧小平與劉少奇區別開來，要把劉、鄧拆開來。

毛澤東甚至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鄧小平出來。

現在，林彪覆亡了，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遠在千裡之外的鄧小平。從林彪滅亡后毛澤東的一些談話看，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時機不會太遠了。這些，周恩來都是很清楚的。

1月24日，周恩來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北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等人的面贊揚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歷史功績，說：林彪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來還指出：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在葉副主席已經主持軍委工作，這是經毛主席批准的。你們聽到那些違背中央指示的話，為什麼不批駁？

在一旁的江青臉上火辣辣的。

歷史終於洞開了鄧小平復出的大門。周恩來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介紹鄧小平：“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領導人。”鄧小平聽到了周恩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話：“張春橋是叛徒，主席不讓說。”

1971年11月5日，鄧小平在新建拖拉機廠全廠職工大會上默默地聽完了林彪事件的傳達后，興奮地說：“林彪不死，天理難容”。隨后，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陳伯達等人的罪行，同時也表示：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

毛澤東批閱了鄧小平的來信。 但是，就毛澤東來說，要讓鄧小平馬上重新出來工作，也並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鄧小平是作為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啟用鄧小平，就必須對此有個交代和解釋。其次，林彪雖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對鄧小平出來工作也是極力反對的，而毛澤東要貫徹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還要依靠中央文革這些人。對此，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考慮。

對毛澤東的這種兩難處境，周恩來是最清楚不過了。周恩來能夠做的，就是看准毛澤東的意思，積極推動，並加以落實。但這個彎還不能轉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時機。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機廠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傳達后，鄧小平又一次提筆給毛澤東寫信。

鄧小平在信中揭發和批判了林彪集團的罪行，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並再次明確提出了出來工作的請求。信中寫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5年多快6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68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的信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到了毛澤東的手上。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毛澤東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鄧小平的4條歷史功績，即：在中央蘇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沒有歷史問題，有戰功，建國后沒有屈服於蘇聯的壓力。雖然沒有明確批示讓鄧小平立即出來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來領會到了。

周恩來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后，甚為激動。沒有人能比周恩來更清楚更准確地把握這一批示的實質了。批示的實質在於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肯定，在於毛澤東為鄧小平的復出再次發出了一枚綠意濃濃的“信號”。

周恩來當即批示汪東興“立即照辦”，並指示將毛澤東的批示連同鄧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員傳閱。

12月27日，紀登奎、汪東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出了恢復鄧小平副總理職務的建議信報周恩來。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歷史終於洞開了鄧小平復出的大門。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鄧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來親自找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鄧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園村的一個院子裡。周恩來委托鄧穎超去看望鄧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幾次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的復職問題。周恩來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江青、張春橋自然是百般阻撓，以種種借口予以反對。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周恩來也毫不客氣。經過激烈的斗爭，終於通過了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決定。

3月9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毛澤東，並附信報告說：“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並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便於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

這樣做，是為了在全國范圍內恢復鄧小平的聲譽，以便他復出后好開展工作。

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來立即批示汪東興，將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鄧小平本人參閱。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有職還得有權，不能有職無權。

3月28日，周恩來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鄧小平會面。這是周恩來與鄧小平分別6年多后的第一次見面。兩位老戰友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沒有分開。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這一刻通過無聲的語言眼神、手勢表達出來了。

第二天，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字裡行間透出抑制不住的興奮：“他(鄧小平)的精神、身體都好。29、30兩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處開政治局會，到時當約小平同志來見主席。”

3月29日，周恩來同鄧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這是毛澤東與鄧小平經過近7年后的第一次會面。握手時，毛澤東對鄧小平講了8個字：“努力工作，保護身體。”

同日晚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兩天后，周恩來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借機傳達了政治局會議關於鄧小平工作的決定。他說：鄧小平同志的身體很好，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他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當中央政治局討論重大事項時，鄧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

周恩來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通過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樹立鄧小平的威信。

周恩來還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斗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周恩來還抓住一切機會，向外國政要介紹鄧小平。他在陪同訪華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到外地參觀時，向特魯多等人這樣介紹鄧小平：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領導人。

4月9日，已經恢復了工作的鄧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裡治病的周恩來。關於這次會面，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她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是這樣記載的：

“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父母親心中說不出的悲傷。多年后，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能說什麼呢？幾年之中的風風雨雨、心酸苦辣，豈是言語所能表達。見了鄧小平，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積蓄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后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講完后，他對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接著，他十分鄭重地對鄧小平夫婦說：‘小平的保健，你們要從吳家選一個人。’吳家，指的是醫學專家吳階平、吳蔚然兩兄弟。此時，周恩來要向鄧小平交代的，是鄧小平在未來的工作中將要面對的險惡的政治處境。此時，周恩來所關心的，是鄧小平的保健，既有技術上的保証，又要人選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來，這樣地關心鄧小平，是因為他信任鄧小平，是因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鄧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鄧小平去看望周恩來的第三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招待會，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這次招待會，邀請了眾多的中外記者。周恩來特意讓鄧小平也出席這次招待會。這是在政壇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鄧小平第一次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公開露面。

這次活動，也就等於公開向國內外昭示：鄧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