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后凋——周恩來與郭沫若

　　開國之初，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郭沫若同董必武、陳雲、黃炎培任副總理。當時，指導各行政部門的3個指導委員會，即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相當於政務院的3個分院。郭沫若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的主任，是周恩來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助手。而周恩來和郭沫若的相識相交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和抗戰時期。
　　一、一副悼父贊子聯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先生病逝。10月，郭沫若營葬父親並舉行家祭，作《祭父文》。當時，郭氏兄弟收到軍政要員、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送來的挽聯和挽幛共三百多副。周恩來送的挽聯是：
　　“功在社稷，名滿寰區，當代文人稱哲嗣﹔
　　我游外邦，公歸上界，遙瞻祖國吊英靈。”
　　這副挽聯，既表達了對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對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評價。“哲嗣”是對別人兒子的敬語。周恩來盛贊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滿寰區”。當時，周恩來正在蘇聯治傷，故聯中又有“我游外邦”、“遙瞻祖國”之語。
　　郭沫若長周恩來六歲。
　　1926年5月間，周恩來去廣東大學（即后來的中山大學）講演，郭沫若去聽講演，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他們真正相識是這年6月，郭沫若在陽翰笙、李—氓陪同下到周恩來住處商定郭沫若參加北伐之事。從此，周恩來和郭沫若結下了50年的深情厚誼。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在李一氓住處向周恩來匯報了蔣介石直接指揮在九江、安慶搗毀黨部、工會，屠殺民眾的嚴重情況;勸說周恩來從速離開上海。並提出:“上海現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漢組織力量討伐蔣介石。”周恩來立即指出：“你的意見很好，盡快走吧。”他聯系到寧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發生的類似郭沫若反映的情況，會同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意見書，提出“蔣氏之叛跡如此”，“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否則，“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郭沫若和周恩來的看法是一致的，並為爾后革命進程証實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他們的正確主張未能被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所接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發動八一南昌起義，郭沫若積極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汕頭軍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周恩來擬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蘇聯，后因郭患了一場大病誤了船期而未去成。不久，經周恩來同意郭沫若去了日本。
　　1937年盧溝橋一聲炮響，郭沫若“別婦拋雛”，毅然回國投入抗日救國戰爭之中。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蔣介石迫於形勢，決定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和第三黨的黃琪翔任副部長，負責宣傳工作的第三廳擬由郭沫若任廳長。郭沫若開始不願意擔任三廳廳長職，他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隻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而且“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諒解”的。對此，周恩來曉之以三廳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周恩來並要陽翰笙勸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對待第三廳，這是個政權組織，作用不能低估，我們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銳復雜的環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熱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周恩來一邊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邊向國民黨當局辦交涉，爭取較好的工作條件。1938年2月17日，周恩來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則上決定干”，“我們希望你也能採此立場”，“我在這兩天將各事運用好后，再請你來就職，免使你來此重蹈難境”。在周恩來運籌下，郭沫若走馬上任，第三廳成立了。
　　第三廳和后來組建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由於有周恩來的領導和郭沫若的聲望，由於堅持了既與國民黨合作又保持相對獨立性的方針，成了以共產黨人為核心，包括國民黨員和民主黨派以及其他愛國人士的統一戰線機構，成了國統區抗戰文化的中堅。
　　1938年2月，胡風曾說，“中國現在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然而斗爭需要魯迅的繼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領域所取得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戰爭和抗戰初期表現出的革命和愛國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周恩來認為郭沫若是一個適當的人選，向黨中央提出建議，並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黨內決定，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為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郭沫若通過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和他的戲劇創作、史學研究，在事實上也確立起了文化界的領袖地位。
　　毋庸置疑，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滿寰區”，成為文化界的領袖，其中也有周恩來的心血和貢獻。周恩來逝世后，郭沫若曾激動地說：“恩來同志是我的領導，我參加革命的最早領導人，大革命的時候是他引導我參加了共產主義者的行列﹔抗日戰爭時，他領導我與國民黨頑固派作斗爭，為黨作宣傳工作，　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恩來同志的領導和幫助，我不能作出什麼成績的。”
　　二、同引曹植《七步詩》
　　1941年1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部隊九千余人，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隊八萬余人的伏擊，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千余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周恩來義憤填膺，題詩一首：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多次向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同志們朗誦這首詩，往往聲淚俱下。他揮毫作《聞新四軍事件書憤二首》：
　　“危局縱教如累卵，還須群力共撐支。
　　王尊且勉叱驅志，郭太難忘黨錮悲。
　　風雨今宵添熱淚，山川何日得清時?
　　悵望江南余隱痛，為誰三復豆萁詩?
　　怒問蒼蒼果胡然？莫須有獄出連綿!
　　傷心已見蘭成艾，讒口竟教矩化圓。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勝利在今年。
　　誰欺隻自欺天耳！那有蘧真個妍?”
　　郭沫若和周恩來的心是相通的。他們的詩都運用曹植《七步詩》關於兄弟相殘的典故，無情地鞭撻國民黨反動派制造內戰，破壞抗日，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可恥行為。
　　皖南事變后，重慶的政治環境日益險惡。在周恩來領導下許多進步文化人士陸續撤離重慶，郭沫若、陽翰笙等仍堅持留在重慶。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到郭沫若家，提議由文藝界紀念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郭沫若最初沒有完全理解周恩來的意思，當即謙辭。周恩來說:“為你做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為你舉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通過這次斗爭，我們可以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
　　11月16日早晨，《新華日報》出了《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來為特刊題寫刊頭，並寫了代論:《我要說的話》。郭沫若翻開報紙，映入眼帘的是周恩來那一句句、一段段懇切的言詞: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　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的。”
　　接著，周恩來分析了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大家學習的三點;一是豐富的革命熱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詩人，同時，又是革命的戰士。”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他認為郭先生是學術家與革命行動家兼而為之的人。他針對當時的“清閑”，建議郭沫若:“復活過去的研究生活，指導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學習的精神，以充實自己，以豐富我們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現在是時候了。”三是勇敢的戰斗生活。“郭先生是富於戰斗性的，不僅在北伐抗戰兩個偉大時代，郭先生是站在戰斗的前線、號召全國軍民，反對北洋軍閥，反對日本強盜和逆偽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態出現的。”
　　郭沫若看著，看著，眼睛濕潤了。他感動地對秘書翁澤永說：“魯迅曾經給瞿秋白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賞這一句，這也適合表達我和周公的關系，不過還不足以表達我的全部心情。”
　　11月16日下午，紀念會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行，參加者兩千余人。馮玉祥擔任主席，致開幕詞。周恩來，老舍，黃炎培、沈鈞儒、張申府和蘇聯來賓，還有國民黨方面的潘公展、張道藩，在會上致賀詞。周恩來說：郭先生是無愧於五四運動當中長大的這一代的。在反對舊禮教舊社會的戰斗中，有著他這一位旗手﹔在保衛祖國的戰斗中，也有著他這一隻號角﹔在當前反法西斯的戰斗中，他仍然是那樣挺身站在前面，發出對野蠻侵略者的詛咒。這些都是青年們應當學習的。
　　11月16日晚上，在天官府郭沫若那狹窄的小住宅裡，“親朋”滿座，濟濟一堂。郭沫若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周恩來也非常高興，舉杯為郭沫若祝壽。
　　這次祝壽活動，顯示了進步文化界團結戰斗的力量，一掃皖南事變以來籠罩在重慶上空的沉悶空氣，達到了預期目的。
　　三、文藝創作、歷史研究的知音
　　周恩來和郭沫若不僅在像皖南事變這樣的政治斗爭中心靈相通、配合默契，而且在文藝創作、歷史研究領域也是難得的知音。周恩來逝世后，郭沫若回憶說：“特別是在重慶那段日子，恩來同志那樣緊張繁忙，他對我的關懷幫助仍是無微不至。”“他對我寫的文章，劇本、詩歌，有時聽我給他讀，又不知看幾遍，共同討論，甚至字斟句酌。有時候我表達不出自己的意思，恩來同志卻情思敏捷，一語提醒，我們就不約而同大笑起來。”
　　在紀念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時，郭沫若的早期劇作《棠棣之花》通過整理后搬上舞台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棠棣之花》著重表現聶瑩、聶政姐弟不畏強暴、壯烈犧牲的精神。《新華日報》辟了《棠棣之花劇評》專頁。周恩來為專頁題寫刊頭，並修改《從棠棣之花談到評歷史劇》和《正義的贊歌，壯麗的圖畫》兩篇文章。周恩來曾反復閱讀《棠棣之花》劇本，多次同郭沫若談論關於劇本的修改與演出問題。這個戲借古喻今，頌揚氣節，號召團結起來反對強暴，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是對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實行對共產黨封鎖、離間、孤立政策的一記響亮的耳光。周恩來非常喜歡這個戲，他前后共看了七遍，多次對周圍的工作人員說：郭老為什麼在劇中特別強調“士為知己者死”這樣的主題?這絕不是封建思想，這正是他對黨感情之深的表現啊!《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發了郭沫若的創作熱情。1942年元旦過后的第二天晚上，他開始寫作《屈原》。周恩來知道后，特地登門看望，並一同探討劇本創作中的一些問題。他說：“屈原這個題材好，因為屈原受迫害，感到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憂憤而作《離騷》。皖南事變后，我們也受迫害。寫這個戲很有意義。”在周恩來鼓勵下，郭沫若妙思泉涌，奔赴筆下，隻用十天時間就把劇本寫出來了。劇本寫出后，周恩來反復閱讀，肯定其在政治上和藝術上都是很好的作品。他多次到劇場看排演，對劇中高潮的《雷電頌》尤其欣賞。他說：“屈原並沒有寫過這樣的詩詞，也不可能寫得出來，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說出自己心中的怨憤，也表達了蔣管區廣大人民的憤恨之情，是對國民黨壓迫人民的控訴，好得很!”為了提高演出質量，周恩來還把兩位主要演員請到紅岩村，讓他們朗讀那段情緒熱烈、文採照人的《雷電頌》：
　　“鼓動吧，風!　咆哮吧，雷!　閃耀吧，電!
　　將一切沉睡在黑暗懷抱裡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
　　周恩來聽了幾遍后對演員說：“注意台詞的音節和藝術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確表達，這是郭老說給國民黨頑固派聽的，也是廣大人民的心聲，可以預計在劇場中，一定會引起觀眾極大的共鳴。這就是斗爭。”
　　在周恩來關懷下，《屈原》的演出，轟動了山城重慶。許多群眾半夜裡就帶著鋪蓋來等待買票，許多群眾走了很遠的路程，冒著大雨來看演出。劇場裡，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周恩來喜愛讀郭沫若的詩文劇本，在他們關山遠阻、相隔日多時，周恩來忍不住寫信問郭沫若:“除在報紙外，你有什麼新的詩文著作發表?有便，帶我一些，盼甚盼甚。”
　　但是，對這位當代大文豪，周恩來並不迷信。對話劇《孔雀膽》，周恩來提出了批評意見。他認為這個劇雖然寫得不錯，但史實很值得研究，在當時的重慶上演此劇，在意義上是不可能與《屈原》等相提並論的。郭沫若聽張穎傳達周恩來的這個意見時，聽得非常認真，聽完又讓張穎重述了—遍。他沉思了一會，很嚴肅地說:“恩來同志的批評是對的。我對某些歷史人物時常有偏見偏愛，這是很難改的毛病。”他對此劇不及修改即行上演而感到遺憾。對郭沐若《屈原研究》一書第三部分《屈原思想》，周恩來讀后，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寫道：“拿屈原作為一個偉人的思想家而兼藝術家，我同意，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質之你以為何如?”這些獨到的見解和批評意見，同那些熱烈的頌揚和大力支持一樣，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和郭沫若之間坦率誠懇、推心置腹的真摯情誼。
　　四、歲寒，然后知鬆柏之后凋
　　郭沫若一貫敬佩周恩來。他描述這位有著“軒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談吐”的人，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改變任何艱難困苦的局面。他說:“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節奏。”特別是在復雜的環境、別離的日子、危難的時刻，郭沫若就更是敬佩、懷念周恩來。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包辦的“國大”開幕，國共和談完全破裂，周恩來及中央代表團將不得不離開南京返回延安。17日，周恩來致信郭沫若、於立群:
　　“臨別匆匆，總以未得多談為憾。沫兄回滬后，一切努力，收獲極大。青年黨混入混出，勱老動搖，均在意中，惟性質略有不同，故對勱老可暫持保留態度。民盟經此一番風波，陣容較穩，但問題仍多，尚望兄從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爭艱難曲折，居中間者，動搖到底，我們亦爭取到底。‘國大’既開，把戲正多，憲法、國府、行政院既可誘人又可騙人，揭穿之端賴各方。政協陣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到時如仍需和，黨派會議、聯合政府仍為不移之方針也。”
　　這封信最能說明周恩來“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泄地”，紛繁復雜的形勢，經他一分析，全都涇渭分明，郭沫若看著信猛然增添了斗爭的信心和勇氣。
　　信的末尾寫道：
　　“弟等十九日歸去，東望滬濱，不勝依依。”
　　此刻郭沫若亦是西望梅園，不勝依依。他立即揮毫，傾吐肺腑，成詩一首，遙寄周恩來：
　　“疾風知勁草，　歲寒見后凋。
　　根節構盤錯，　梁木庶可遭。
　　駕言期駿驥，　豈畏路迢遙。
　　臨歧何所贈，　陳言當寶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曾無數次伴隨周恩來一起出席國內外的重大會議，他們的交往更多了。郭沫若評價周恩來的那段名言在建設國家、服務人民、總理國務的活動中進一步得到了証明。特別是十年內亂中，周恩來力挽狂瀾，苦撐危局，忘我工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十年內亂中，周恩來和郭沫若的交往，進一步豐富了“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后凋”的內涵。
　　1966年 8月30日，在周恩來開列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中，郭沫若居宋慶齡之后，位列第二。這年冬，國內動亂在升級，周恩來請郭沫若、於立群暫時離開家到外面去住，並叮囑這件事不要告訴機關，隻帶秘書和司機，以防泄密。郭沫若在六所住了一個月，形勢稍緩和才回家。這實際上是周恩來對郭沫若採取的保護措施。1967年以后，周恩來和郭沫若幾乎每星期要見一兩次。周恩來接見外賓，常有郭沫若陪同。郭沫若年紀大，身體又不好，周恩來總是處處照顧他。
　　1970年，在醞釀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時，有人說:“郭沫若為什麼不跟林總上井岡山，而跑到日本？他不能當四屆人大代表。”對此，周恩來挺身而出，進行了駁斥。
　　1973年后的幾年，江青、張春橋大搞所謂“評法批儒”，並曾氣勢洶洶地闖到郭沫若家裡，脅迫他作“檢討”和寫文章批“宰相”。郭沫若明察其奸，橫眉冷對，多次對於立群和孩子們說:“這伙人的矛頭是指向周總理的。”
　　1974年1月25日，北京舉行了有一萬八千人參加的所謂“批林批孔大會”，郭沫若幾次被點名批評、罰站起來。江青還誣蔑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晚上周恩來派人來探望，並傳達了他的三點指示:第一，為保証郭老的安全，二十四小時要安排專人在郭老身邊值班。第二，請郭老從十多平方米的小的臥室中搬到大辦公室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氣少，對老年人身體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跌傷。郭沫若聽后感動得連聲說：“謝謝總理，謝謝總理。”在這前后，周恩來還親自兩次看望郭沫若，請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並表示自己也要研究郭老的著作，說隻有讀了書才有發言權，要不，就沒有發言權。這些肺腑之言，是對郭沫若受傷的心的最好安慰。
　　在周恩來身患絕症的最后的日子裡，郭沫若一從報上看到周恩來偶然在醫院中接見幾位外賓的消息，總要高興好幾天。當周恩來病情日益嚴重，不能接見外賓了，郭沫若端詳著周恩來的照片，心裡默念著：恩來啊，你可要多多保重，人民需要你，中國需要你!
　　郭沫若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噩耗傳來，郭沫若悲痛欲絕，木然呆坐很久、很久。然后，他用顫抖的手在日記上寫下兩行歪歪斜斜的字跡：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1月13日，郭沫若把悲痛和哀思熔鑄成詩：
　　“革命前驅輔弼才，　巨星隱翳五洲哀。
　　奔騰淚浪滔滔涌，　吊唁人濤滾滾來。
　　盛德在民長不沒，　豐功垂世久彌恢。
　　忠誠與日同輝耀，　天不能死地難埋。”
　　粉碎“四人幫”以后，郭沫若作《念奴嬌·懷念周總理》詞—首：
　　“光明磊落，與導師，協力、同心、共命。
　　五十余年如一日，不斷長征、躍進。
　　統一九州，抗衡兩霸，中外人愛敬。
　　一朝先謝，五洲熱淚飛迸。
　　何期王張江姚，四人成幫，誹謗恣蹂躪。
　　黑雲壓城城欲摧，一擊頓成齏粉。
　　為黨鋤奸，為國除害，為民平大憤。
　　域中今日，忠魂與眾同慶。”
　　1978年2月，郭沫若作四言詩《紀念周總理八十誕辰》:
　　“光明磊落，　大公無私。
　　忠於革命，　忠於導師。
　　經緯萬端，　各得其宜。
　　豐功偉績，　萬古長垂。”
　　歲寒，然后知鬆柏之后凋。周恩來和郭沫若的情誼在十年動亂的狂風惡雨中得到了升華。郭沫若對周恩來的敬佩和愛戴，在那—首首哀思和悼念的詩作中傾瀉無遺。
　　來源：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河北黨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