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的周總理后人：11人中隻1人有正式工作

本文原載於《新湘評論》雜志

周恩來總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壽。

從1957年始，周恩溥的后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后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總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來總理沒有后代，周恩溥有一個兒子叫周榮慶，周恩壽有6個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東被國民黨抓起來，嚴刑拷打后犧牲了。大弟媳王蘭芳和小弟周恩壽，都在戰爭年代落下嚴重傷病，不能正常上班。於是，周恩來就讓他們提前退休了。這樣一來生活就成了問題。於是，周總理就將兩人的費用擔了起來。

周總理每月從自己400元的工資中，拿出100元給小弟，拿出50元給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藥的錢也是根據需要另出。這種資助，一直持續到周恩壽的6個子女參加工作，持續到大弟媳王蘭芳去世。當時，周總理專門交代侄子周榮慶：50元錢是給你媽媽的，誰也不要用，你們花錢自己掙。

周家的后代牢記總理的囑托，住房寒磣、生活清苦等，他們沒抱怨過一句，沒向組織上伸過一次手。並且，按照總理的要求，侄子周榮慶一家還來到了河南生活。

當時，周榮慶在北京志願軍醫院當宣傳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結束后，軍醫院的人面臨轉業，國家剛好提倡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總理就對侄子說，你們到基層去吧，不要當官，當個工人最好。於是在1957年，周榮慶轉業分配至河南一家衛校當宣傳文化干事，母親王蘭芳也一同來到了河南。

周榮慶是周恩來7個嫡親侄輩中的老大。臨行時，周總理專門送他一句話：“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鼓勵侄子學習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到河南不久，周榮慶又調到了焦作市九裡山鋼鐵廠，后服從組織安排，先后到焦作輪胎廠、群英機械廠等單位工作，均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員工。

在焦作九裡山鋼鐵廠，周榮慶結識了晉菊清。晉菊清來自焦作農村，招工到廠裡“三八”煉鋼爐工作。兩人相處了大約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幾位工友突然把晉菊清拉到一邊，神秘地問她知道和誰談對象嗎？晉菊清有點摸不著頭腦，說不就是老周嗎。工友們說，周榮慶就是周總理的侄子！晉菊清驚呆了，氣喘吁吁找周榮慶。當時，周榮慶正提著糨糊桶在廠區貼標語，面對劈頭蓋臉的發問，周榮慶隻好回答說是真的，他是周恩來的侄子。晉菊清非常生氣，說為什麼不早說，你騙人，俺父母是農民，太不般配，不談了！晉菊清說完扭頭就走。周榮慶連忙追上去解釋，說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兩人最后來到母親王蘭芳面前。王蘭芳耐心地對晉菊清解釋：好孩子，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哩！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麼就干什麼，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

晉菊清聽著老人的話，再想想周榮慶近半年來，一點兒也看不出他是總理的侄子，就是一個普通人，從不盛氣凌人，也不對人發脾氣，晉菊清的心動了。1959年5月10日，30歲的周榮慶和20歲的晉菊清喜結連理。

得知侄子周榮慶與一個農家女結婚了，周總理連連稱贊說很好，說勞動之家光榮，並立即致信祝賀。鄧穎超也隨信寄來了一條烙花毛巾被、一對鴛鴦枕頭和一條純毛毯。

總理和后人的暖暖親情

9年后，已有兩兒一女的晉菊清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和鄧穎超媽媽。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蘭芳對媳婦晉菊清說：我想你七伯、七媽了（注：這是按家族排行的稱呼，總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壽排行十一，周榮慶夫婦稱總理為七伯，稱鄧穎超為七媽）。當時，婆媳兩人沒有買到坐票。在火車上，晉菊清找來一張硬紙板讓婆婆坐在車廂接口處，自己則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夫婦第一次見到侄媳婦。鄧穎超拉住晉菊清的手，說自己也是河南人，咱倆還是老鄉哩，還比了比個子看誰高。隨后，鄧穎超又將自己穿的鞋脫下來，讓晉菊清試試大小，晉菊清一穿正合腳，鄧穎超笑著說“婆媳倆有緣分”。晉菊清感覺七媽是那麼和藹可親，但她那時想不到，七媽在暗暗給她量尺寸，准備送她鞋子呢。

大約中午12點，周恩來從辦公室走出來，笑容滿面地問好，還彎腰輪流抱起三個孩子親了一遍，並囑咐晉菊清說，你媽當年為革命流過血，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

午飯桌上，總理問起了三個孩子的名字。晉菊清說：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趕上您訪問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當時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訪問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總理聽完哈哈大笑起來，對鄧穎超說，這名字起得不太好。鄧穎超於是說，給孩子改個名吧，從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紅、周志軍。周總理想了想說好，就叫這名吧。從此，周志勇兄弟倆就叫起了鄧穎超奶奶給起的名字。“周志紅”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覺有些不妥，仍照舊叫“小莉”了。

回河南時，周總理夫婦送給晉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總理還送晉菊清一塊手表。

在河南土生土長的周志勇說，總理沒有子女，不光視侄輩、侄孫輩如己出，還收養了許多烈士子女，對大家非常親。周志勇小時候去中南海，呆上十來天，也不一定能見總理一次。而大奶奶（鄧穎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給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種，還有從中南海湖裡撈出來的魚和蝦，還有從西花廳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有一次，大奶奶專門煮了嫩玉米給周志勇吃，但周志勇並不怎麼感興趣，說姥姥家的田裡到處都是，鄧穎超一笑后才有所悟，原來侄子就生活在種玉米的地方。

讓周志勇很遺憾的一件事是：1983年結婚時，他去北京與大奶奶一起照相，沒想到一張也沒有洗出來，是那種裝膠卷相機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后人一直珍藏總理的遺物

1976年和1992年，對於焦作的周家，是兩個最為悲傷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飯，郵遞員突然送來一封電報，是鄧穎超發來的，說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也是總理生前的安排。放下電報，晉菊清哭著要去北京，周榮慶則把著門，滿臉淚水，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就得聽他們的話。事實上，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多月----1975年農歷十一月初七，68歲的王蘭芳已經先走了一步。

1988年春，晉菊清從周恩壽家人那裡得知，七媽鄧穎超病重了。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個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鄧穎超在昏迷中斷斷續續和晉菊清說話：好孩子，不許哭，要堅強……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一病不起。1992年1月15日，丈夫走完他63歲的人生歷程。病中，周榮慶最后悔的是：沒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媽。

周榮慶逝世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與世長辭。晉菊清從廣播中聽到了噩耗，帶著3個孩子去北京送七媽最后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總理夫婦先后逝世后，作為周總理的至親，晉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遺物，包括周總理經常佩戴的“為人民服務”胸章，鄧穎超用過的體溫表和他們的秋衣、秋褲、枕套、枕芯等。這些遺物，晉菊清前些年捐給淮安周恩來故居一部分，唯獨那件大衣她一直珍藏著。這是鄧穎超在世常穿的由紅都服裝廠生產的大衣，藍色，化纖料子。

晉菊清還珍藏著一些老照片，是家人在北京與總理和鄧穎超一起拍的，有20多張，夾在一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常見的老相冊裡。每當想念總理和鄧穎超的時候，晉菊清就把孩子們叫到一起，一張一張細細翻看。晉菊清說，兩位老人為革命作過那麼大貢獻，還一生甘守清貧。作為周家的后代，我們要憑借自己的雙手干活吃飯，決不能干出半點讓老人家在天之靈不安的事情來。

“十條家規”下的普通生活

周總理曾給親屬們定下“十條家規”，包括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去看望他，隻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周恩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對此，周家一直牢記並遵守著。

在焦作，周家和許多工人、農民一樣過著普通的生活，他們並不是有意宣揚什麼，也不是刻意掩蓋什麼，只是過著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當地的許多百姓包括當地領導都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紅色家庭。當然，周家的同事、鄰居曉得這種關系，但大家都不去渲染，連周家人都那樣低調，外人去渲染有什麼意義！

屈指算來，周家人在焦作已有54年，問及周志勇，省市領導可否知道這個紅色家庭？周志勇說不曉得，這些年他們家幾乎沒找過領導。在周志勇印象裡，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大概是“文革”時期，是總理秘書的電話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王蘭芳的身體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時焦作交通不太方便，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車，身體承受不了。周榮慶給總理說了，總理秘書才打了這個電話，讓安排一輛小車把王蘭芳送到新鄉。但總理秘書並沒有在電話中說明親屬關系，只是說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游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作出過貢獻，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

周家從不敢找總理辦私事。周榮慶曾經找過一次，沒有找總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經給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的何部長，幫地方買了輛處理的舊紅旗車。總理后來知道了，把周榮慶狠狠訓斥了一頓。自此，周榮慶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類似事情了。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周志軍沒有工作，想讓鄧穎超奶奶幫忙找點活干。可是鄧穎超奶奶非常嚴厲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從此，周家任何一個人，無論什麼事都是自己設法解決，再不敢去給老人家添麻煩了。

一家人是那樣的低調，他們從不炫耀家世，與普通市民一樣，一直過著“隱居”鬧市無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了每一天，他們的日子雖然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那一種滲透肌膚的陽光與向上讓世人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