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他的“救火隊長”

周榮鑫是山東蓬萊人，曾任國務院秘書長、教育部部長。文革中，他充當了周恩來的“中南海救火隊長”的角色。其女周少華，最近撰文記述了周榮鑫在文革中的經歷，現摘編如下：

最年輕的部長

1961年，父親調任教育部副部長，1962年調國務院任代理秘書長。當時，是薄一波伯伯向周總理推薦我父親擔任這一職務的。父親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時隻有40多歲，是當時最年輕的部長。

“文革”初期，我父親經常受周總理之命，接見學生，做學生們的工作，也經常從學生那裡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主席十次接見全國的紅衛兵，部長們都要在天安門上陪同參加，否則就會被認為已被打倒，也就會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開大會前，總理都會要我父親去核實各位部長們的處境，把被揪斗的部長們找回來。一次去找被機械學院學生們揪斗的一機部部長段君毅，隻見他正穿著唱戲的大紅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親氣得哭笑不得，忙向學生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學生們還給周總理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來。這樣的事情多了，惹惱了“中央文革”，說我父親是“消防大隊長”，他們終於對父親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江青在周總理毫不知情、毫無思想准備的情況下發動突然襲擊，點名說周榮鑫是西城糾察隊的后台，讓他站到台前來示眾。

平常父親每天早出晚歸，可是那天下午四點多就回家了。我們忙跟進去問怎麼了？父親說，江青點了我的名！我去找總理，總理去林彪那裡了。在那個年代，我們都知道被炙手可熱的江青點名意味著什麼。

隨著江青的公開點名，抄家的學生也就要來了，周總理要我父親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裡住，父親被保護起來，母親和我們姐弟也各奔東西，躲藏起來。

“救火大隊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中南海裡的很多住戶限三天內都搬出去了，北區隻住著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而為使被批斗的部長們有個可以安心吃飯睡覺休息的地方，總理就把部長們接到中南海裡住下。但即使在這裡，也不得不被造反派們揪出去挨斗，我父親就成了這個避風港的聯絡員，每位部長在出去挨斗時，都不忘叮囑我父親：老周，我到時不回來，千萬記住讓總理找人去要我！我父親惦記著這裡每一個人，關心著他們，總是要看著他們回來才放心，在中南海裡繼續當他的“救火大隊長”。當時賀龍和烏蘭夫伯伯被揪斗得厲害，我父親受總理之命，把他們藏在西山的某處秘密房子裡。

但是隨著形勢的持續惡化，中南海這個避風港也不行了，部長們都不得不離開中南海，回到群眾中，在風雲激蕩的日子裡度過艱難的歲月。這時在中南海北區裡除了總理和先念伯伯家，就隻住了谷牧、余秋裡和我父親三人，有時陳毅也在這裡住一下。谷牧和余秋裡其實也不能做什麼工作，只是能參加某些會議而已。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余秋裡的名字經常排在最后，報紙常說：“參加會議的還有余秋裡。”他們開玩笑，管他叫“余還有”。

父親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裡共同度過近兩年的歲月。

“民間聯絡員”

后來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學生要上山下鄉。我們家七口人，分了五個地方：父親帶著二妹和隻有14歲的弟弟到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干校（那裡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母親到河南﹔小妹到陝西延長縣﹔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靜海。

1970年，父親在寧夏得了心臟病，是心肌梗塞。周總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靜養，穩定后回京治療。”總理的批示是我父親戰勝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國務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關懷照顧下，父親平安回到北京，住進阜外醫院。父親病好回家繼續療養的這段時間，因為沒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與家人子女相處最多的日子。

當時來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親訴苦說，他經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車去，國務院機關事物管理局每個月要扣汽油費幾十元錢，他還要幫助有困難、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實在很困難。我父親就給總理辦公室吳慶彤叔叔打電話，說王震同志是為主席和總理工作，他的汽油費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來我家，都會帶些信來，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寫給總理的，要我父親轉給總理。我父親和王震伯伯聯手就成了老干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幫助解決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難。

在周總理的保護下，我們沒有搬家，父親也沒有被扣發工資。所以，很多家庭受到沖擊的孩子們，包括一些外地省委書記的孩子們，來京時就吃住在我們家。據家中保姆粗粗統計，平常日子裡，在我家吃飯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個月甚至有207個人。

來源：老年生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