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前周恩來的三次檢討

一、毛澤東力批“反冒進”

1957年10月9 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作了以《做革命的促進派》為題的講話。毛澤東從整風講起，提出了“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的響亮口號。這無疑是為堅持穩定發展的人們敲響了“警鐘”。這時的周恩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仍表明這樣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的保守傾向，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程度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他所堅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毫無疑問，這是毛澤東不能滿意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隻走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會上通過了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 年到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即所謂的《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 ，把高指標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毛澤東於11 月2 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其間，毛澤東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 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11 月13 日的《人民日報》 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對1956年的“反冒進”公開進行指責：1956年公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后，曾經鼓舞起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掀起了全國農業生產高潮，但是，有些人卻把這種躍進看成“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后，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聽到赫魯曉夫“15年后可以超過美國”的豪言，則以中國“15年后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話來回應。毛澤東覺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建設速度，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生產就會出現大的躍進。他在從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進”了。11月下旬，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后，連續召開會議討論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經濟建設更高發展速度的問題。

1957年12 月12 日的《 人民日報》 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對“反冒進”的人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 1958 年更是在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中開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社論批評“人們的思想常常落后於實際，對於客觀形勢發展之快估計不足”，明確提出“目前全國農業已經掀起了空前的生產高潮。各地黨委必須積極地妥善地領導這個高潮，爭取1958 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社論喊出的口號是：“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了脾氣。周恩來等提出過的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受到嚴厲批評。毛澤東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直截了當批評說：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為了在更大范圍內進行思想和組織動員，隨后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的重要會議，就“反冒進”等問題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二、南寧會議上一作檢討

毛澤東1月11日至22日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為准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談話。

就在南寧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反冒進”的問題，把三中全會以來對“反冒進”的批評推向高潮。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第二天，毛澤東從工作方法的角度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群眾觀點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質、現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這一次千裡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他還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這些措辭嚴厲的批評使“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

在1月16日的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萬工人，無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當年隨周恩來一起到南寧開會的他的經濟秘書顧明后來回憶：“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裡討論到夜裡二三點，商議怎麼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1958年1月19日，毛澤東約周恩來單獨談話。隨后，繼續進行大會討論。會議從晚上八點多一直開到深夜一點多。當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在他的檢討中，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周恩來認為：這個“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系變革后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夸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許多同志從周恩來的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周恩來說：“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1月21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總結性發言，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關於“反冒進”問題，他得出的教訓是：“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來回憶說：周總理不得不在這次會議上自我檢討，我說這個檢討呢，叫做不得不檢討，應該打上引號。

周恩來和劉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寧會議后，為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並沒有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我們的行動口號——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2月23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成都會議上二作檢討

為了鞏固反“反冒進”的“成果”，毛澤東提出再到成都開一次會。他說：“我們在南寧是半個中國了，華東、中南、華南這三個區域，東北找了一個歐陽欽，華北找了一個劉仁，西北是張德生，西南是李井泉。這一次我們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談一談。” 成都會議是從3月9日至26日召開的，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外，還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成都郊外金牛壩的金牛賓館舉行。會議的中心還是討論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這個問題。3月9日即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又提出“反冒進”問題，他說，建設社會主義有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他更多地談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並提出“鼓起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毛澤東認為：“過去八年的經驗，應加總結，‘反冒進’是個方針問題，南寧會議談了這個問題，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語言，好做工作。”

在3月25 日的大會上，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他說：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后才逐漸認識到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他接著說，“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逐漸認識到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更深一層說也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質的東西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發動群眾、發展生產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對周恩來的檢討，毛澤東說：“如果從經驗上、從方法問題上作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這個問題不是個什麼責任問題，也不是老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南寧我們都聽過了，北京也聽過了的。”可見周恩來的檢討離毛澤東的要求還有差距，還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

四、八大二次會議上三作檢討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在五月五日召開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周恩來參加八大二次會議所進行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就“反冒進”問題繼續進行檢討。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后來回憶：“1958年4月間，總理在准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隻能是他講一句，我給他記一句，再由我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后，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接完電話之后，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5月5日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報告肯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毛澤東在5月15日晚間，分別約陳雲、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談話。談話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來和陳雲在大會上對“反冒進”問題再一次作了檢討。在陳雲5月16日作完檢討后的第二天，周恩來5月17日作檢討。周恩來在大會上所作檢討中，談到“反冒進”的錯誤時說：“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於1956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計劃‘冒’了，並且提出1957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還應該特別指出，‘反冒進’的錯誤，是同政府工作中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分不開的，也是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分不開的。”他又談到這一階段中的思想變化說：自己對毛澤東指出的“反冒進”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這一點，“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陳雲、周恩來相繼作了對“反冒進”的檢討以后，毛澤東曾宣布“‘反冒進’解決了”。但同時，他在會上還多次發出要注意“我們黨內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后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顧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裡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准備。”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內已經很難再發表不同意見了。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鄧小平認為：“‘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后，迫於“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周恩來曾想過辭職。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他們提出的請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等人。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這次常委會還討論了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決定，具體組成是：財經小組十二人，陳雲任組長﹔政法小組五人，彭真任組長﹔外事小組六人，陳毅任組長﹔科學小組六人，聶榮臻任組長﹔文教小組十人，陸定一任組長。6月16日，這個決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各省市自治區，其中，毛澤東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隻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 會后，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盡管周恩來的職務沒有變，但當時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壓力和緊張氣氛，使黨內民主的健康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不同意見事實上已經難以再被提出。周恩來等一批主張“反冒進”的領導人，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導權。

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損害。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創建國以來歷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資總額超過“一五”期間投資總額的1.5倍，而農業總產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國國民經濟的比例遭到嚴重破壞，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再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等原因，中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糧食短缺，財政連續幾年赤字，通貨膨脹，人民生活困難。黨中央不得不對陷入僵局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在困難時期，為了同舟共濟，盡快度過難關，周恩來一方面擔負起領導國民經濟調整的艱難任務，另一方面又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錯誤的責任，經常自己作檢討。他常說，國務院領導負有主要責任，並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有的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你的身上。”周恩來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周恩來這種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麼令人敬佩和感嘆！

（《黨史博採》(2008.1)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