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計劃赴藏緣何未能成行？

《百年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總理一直十分關注西藏，並參與決策和指導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與西藏各民族人民結下深厚感情，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西藏民族團結和社會全面進步立下不朽功勛。其中，他在西藏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多次表達要赴藏視察的願望。盡管這一心願終生未了，但卻表明西藏各民族人民在周恩來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周恩來對黨的西藏工作的深刻認識和獨特貢獻。

計劃赴藏視察的緣起

新中國成立伊始，西藏就與全國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區一樣，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賦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憲法權利，這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根據這一規定，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其中，《協議》第三條明確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同時，為保証《協議》的執行，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其中，軍區司令部於195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然而，由於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保持不變，並與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並存，同屬政務院管轄，軍政委員會未及時成立。至1954年達賴和班禪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將頒布、各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撤銷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三年來的發展變化，毛澤東於9月11日接見達賴和班禪時提出，西藏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而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達賴和班禪表示完全同意。

1954年11月2日，時任國家民委主任的李維漢在由達賴、班禪及西藏主要官員和西藏工委在京的負責干部參加的會議上，對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問題作了詳細說明，對成立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和解決有關西藏的一些歷史問題作了指示。11月4日，經有關各方協商，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在京成立。籌備小組經過兩個多月的反復討論和協商，通過了籌備委員會的性質任務、人員組成、下設機構，以及籌備委員會與國務院的隸屬關系、籌備委員會的財政問題等草案。

1955年3月9日，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第7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規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負責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帶政權性質的機關，受國務院領導。其主要任務是依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以及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和西藏的具體情況，籌備在西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會議決定達賴任籌委會主任委員、班禪任第一副主任委員、張國華任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為秘書長。3月11日，周恩來為達賴和班禪題詞：“積極努力，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區而努力。”

1956年1月13日，西藏工委決定於4月22日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並在《1955年第四季度工作的綜合報告和1956年第一季度工作安排意見》中向中央提出這一意見，獲中央批准同意。隨后，為慶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赴藏代表團。當時，陳毅副總理在國務院分工兼管民族事務。1月21日，他將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送來的有關請示報告轉呈中央，請中央作一原則上的批示，以便開始籌備工作。1月24日，周恩來同陳毅商談中央赴藏代表團的組成事宜，並商定做西藏各界人士工作的一些辦法。當日，中央在批復中指出，所擬計劃原則同意，並應即按此做好准備﹔擬請陳毅任團長，請陳毅提出代表團的具體名單，各項具體工作由陳毅主持和指導。2月7日，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和去西藏進行訪問組織中央代表團的幾項問題的通知》。中央赴藏代表團主要由國務院各有關部門和人民政協、各民主黨派以及全國工人、青年、婦女、科學、文教、工商等人民團體的代表組成。代表團包括17個民族，有團員57人。此外，隨行的還有歌舞團、京劇團、雜技團、電影隊等文藝團體，以及主要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汽車第一團組成的后勤運輸隊、從北京各大醫院抽調的醫生組成的醫療隊和由西北軍區派出的警衛連，共約800人。

鄧穎超曾回憶說，周恩來一直想去西藏。按理說，此次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對周恩來赴藏應是一個實現心願的機會。但是，由於當時飛往拉薩的航線並未開通，需從西寧沿青藏公路赴拉薩，而根據陳毅率團到達拉薩的時間計算，旅途大約需要耗時一個月左右。然而，這樣的行程對於日理萬機的共和國總理來說，則是不適宜的。盡管此次不由周恩來率團赴藏，但他自始至終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尤其是他對代表團作出的特別人事安排和提出的希望，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他當時已有了為將來赴藏做准備的考慮。一是他派自己的秘書韋明跟陳毅去西藏，協助工作。韋明自1951年至1958年間，曾任政務院、國務院新聞秘書，在總理辦公室專管宣傳、文化、教育、科技和衛生等方面工作。周恩來之所以派他去西藏，主要是出於讓身邊工作人員多了解西藏情況的考慮。不僅如此，當總理辦公室1956年准備精簡時，他則要求身邊的秘書和工作人員一定要到邊疆去，到基層去。據曾於1953年至1957年任總理辦公室機要秘書的劉震海回憶，“在中央機關精簡時，通過總理辦公室黨組織動員，個人申請報名，最后報告總理審核批准后，決定我和十幾位同志赴西藏工作。”后來由於西藏發生叛亂而未成行。二是他在接見中央赴藏代表團時把代表團赴藏定位為要做幫助西藏的“開路者”。1956年3月15日下午，周恩來接見中央赴藏代表團在京的全體人員。他在講話中指出：“西藏經濟落后，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幫助他們。”“幫助西藏民族發展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是需要做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的。你們去開路，會看出一些問題，回來想辦法幫助他們，源源不斷地幫助他們。”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仔細檢查了中央赴藏代表團的准備工作，當他在代表團駐地發現送給達賴和班禪及籌備委員會的禮品禮單上沒有藏文時指出，“送給西藏的禮品，怎麼能沒有藏文？實行區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是一個重要內容。”為此，代表團連夜趕制印有藏文的禮單，而過去印好的被全部作廢。周恩來對赴藏工作的過問真可謂細致入微。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舉行。此前，周恩來於4月20日致電祝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他在電文中指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又一偉大勝利﹔是西藏全體僧俗人民在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領導下，親密團結和共同努力的結果”。他表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后，在實現西藏民族的區域自治、加強民族團結、培養干部和發展經濟、文化事業上都將做出更大的成績”。他還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題詞：“為加強團結，培養干部，發展經濟文化建設事業，實現西藏民族的區域自治而努力。”

6月14日，周恩來專門看望了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后從拉薩回到北京的陳毅。對於中央代表團訪問西藏的情況，陳毅向中央作了總結報告。1956年7月12日，周恩來復達賴5月18日來信，指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不小的成就”，提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擔負著艱巨的任務，這就需要更加加強西藏的內部團結，以保証任務的完成。”正是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明確表示，“西藏和內地之間的航空線試航成功以后，我們互相來往就更加方便了，地理上的距離已經不能再成為阻隔我們的因素”。“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非常想實現我的夙願，到西藏去走一趟”。

由上可以看出，周恩來是在參與西藏和平解放、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和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過程中，出於對西藏特殊地位和西藏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出於對西藏各民族人民愈來愈深的感情，而產生了要去西藏的想法。而且，這一想法形成后，他就一直等待著能有這樣的機會，實現其願望。這個機會就是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據阿沛·阿旺晉美回憶，“由於種種復雜原因，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的籌備工作拖了9年之久。在此期間，周總理每次和我談話時，重要內容之一總是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問題”。曾長期擔任西藏自治區領導，並與周恩來有多次親密接觸的熱地回憶，“周總理逝世后，鄧大姐多次對我講過：西藏是個好地方。恩來生前非常惦念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民，他一直想去西藏。1965年自治區成立時差點成行，卻因事未能如願。一直到他的晚年還惦記著這件事，這是恩來一個未了的心願”。

四次表示要親赴西藏視察

赴藏視察的確是周恩來一直不變的願望，根據現有文獻記載，周恩來曾四次明確談及他要去西藏的願望。

周恩來第一次明確表示要去西藏視察，是在1956年7月1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周恩來復達賴的信中。他把去西藏稱為自己的一個“夙願”，此可謂赴藏願望由來已久。但此時，他還未確定是什麼時候和機會去西藏。

周恩來第二次明確表示要去西藏視察，是在1957年他在印度訪問期間同達賴進行的談話中。據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說：“1956年底，周總理在印度同達賴喇嘛個別談話時，在同我和其他隨同達賴喇嘛去印度的西藏官員談話時，反復談到成立西藏自治區問題。”當時，周恩來與達賴有過三次談話，分別是在1956年11月29日、12月30日和1957年1月1日。這些談話之所以是在印度，是因為達賴和班禪於1956年11月應印度方面的邀請，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周年涅槃紀念活動。對於達賴去印度參加此次活動，周恩來曾在上面提到的7月12日的復達賴信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注意到美、英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對於達賴出訪問題，“應該採取慎重的和有准備的步驟”。1956年11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印度，11月29日，他與達賴在印度進行了第一次談話。在談話中，周恩來向達賴轉告了毛澤東主席關於西藏改革的意見，指出“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三個地區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們的同意”。“現在肯定不談改革，在大家都沒有安置好以前不改革。而先將自治區成立起來，培養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將西藏的貧困情況予以改變，使大家的生活先好過起來，這點中央一定幫助，而且也幫助得起。” 12月29日，周恩來結束對巴基斯坦的訪問再次飛抵印度，於12月30日與達賴進行了第二次談話，指出，“總之，主要是你早日回去好。因為有些人主要是想利用你不在的機會搞起亂子，使你處於十分困難的地位，回去后不好處理。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倫堡，去那裡對你不利。因為到那裡后固然對你的安全或許沒什麼危害，但極可能有些人亂搞在一起，造成一種很困難的局面。”1957年元旦，周恩來與達賴進行了第三次談話，他告訴達賴：印度政府重申1951年所表明的態度，“承認西藏是屬於中國的”，“尊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印度政府對西藏只是宗教上的聯系，沒有政治企圖”。正是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再一次表示要去西藏。他對達賴說：“你看自治區什麼時候可成立起來？我曾答應過你自治區成立時我去拉薩，我一定去。”達賴回答說：“在拉薩時曾給張國華同志談過。我估計早則在1957年底，遲則在1958年初。我想工作順利進行是可以成立起來的。”在周恩來的勸說下，達賴於1957年2月從印度回到西藏。但是，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卻一拖就是9年，至1965年9月才完成，這時周恩來已67歲，步入了老年。

周恩來第三次明確表示要去西藏視察，是在籌備中央赴藏代表團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時。1959年3月，西藏發生武裝叛亂。3月28日，周恩來發布國務院命令指出，這種背叛祖國、破壞統一的行為，實為國法所不容。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除責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外，特決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職務。之后，班禪堪布會議廳和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也相繼自動地提出撤銷。這樣，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實現了對西藏全區行政工作的統一管理。與此同時，解放軍在西藏各界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亂，並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進行了民主改革。1964年，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結束，廣大翻身農奴當家作主，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勞動熱情也非常高漲。未參叛的上層人士，絕大部分在政治上得到安排，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條件趨於基本成熟。

1965年8月2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舉行第158次會議，討論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正式成立自治區的報告，同意1965年9月1日召開西藏自治區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根據國務院的議案，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討論了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問題，並通過決議，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區。由誰率中央代表團赴藏祝賀也被提上議事日程。

據《周恩來年譜》載，周恩來原擬代表中央前往拉薩慶賀西藏自治區成立。據曾於1956年和1965年兩次參加中央赴藏代表團、時在中央統戰部西藏處工作的任仁回憶：“當時中央統戰部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請中央決定代表團團長。據說周總理看到這份報告后，立即表示他要去西藏。他說曾經答應過西藏的同志，自治區成立時他去。西藏自治區即將成立，他還沒有到過西藏，因此要去看看。當時，中央沒有同意讓周總理帶團。周總理就說：‘不同意我帶團，我到那裡轉一轉，看一看總可以吧！現在可以不做正式決定，也不公開宣傳報道，到時我隻在拉薩上空去轉一圈！’”這表明，赴藏是周恩來爭取而來的。當時，成都至拉薩和西寧至拉薩的航線已開通。於是，周恩來先去了成都。《西藏日報》原總編尹銳回憶說：“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時，周總理已經到達成都，准備飛往拉薩親自參加慶祝大會，后因情況變化，未能成行。”曾於1958年底第二次入藏，並在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做記者和擔任領導的趙慎應也回憶說，“西藏已為他的到來，做好了准備，准備熱烈地迎接他。但是醫生說他的身體不好，中央臨時取消了他來西藏的決定，中央代表團就由謝富治副總理率領了。周恩來內疚地告知謝富治轉告一聲，他對不起西藏人民”。

周恩來第四次明確表示要去西藏視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70年2月，周恩來同尼泊爾駐華臨時代辦巴塔來依談他不能應邀參加尼泊爾國王子、公主婚禮時說：“如果飛機能夠飛越西藏上空直達加德滿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是否有這個機會。”應該說，根據當時的復雜形勢，他赴藏視察的幾率已越來越小，但他仍然沒有忘懷。正如鄧穎超所說，一直到晚年，周恩來還惦記著要赴藏視察。

1975年，西藏自治區迎來成立10周年大慶。8月29日，周恩來同准備參加慶祝活動的中央赴藏代表團團長華國鋒談話，請他轉達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提出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培養藏族干部，發展民族經濟。周恩來說：“你們到西藏，要多鼓勵在那裡工作的各級干部和職工，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他們很辛苦。這幾年的工作搞得不錯嘛，是很有成績的。告訴在那裡工作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盡快成長起來。要搞統一，搞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互相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隻有增強團結，才能安定，才能發展經濟，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要造福於我們的子孫后代。”周恩來雖然已到不了西藏，但他每一次都不忘通過中央赴藏代表團帶去對西藏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他是在以這種間接的形式來實現其去西藏視察的願望。

1965年赴藏視察未能成行的原因

在周恩來的一生中，1965年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他實現去西藏願望的一次比較好的機會，他也進行了嘗試。如前所述，他當時已經到了成都，准備去拉薩。從那時的情況來看，此次赴藏之所以未能成行，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

一是身體條件。這是周恩來去西藏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這在一些當事人的后來回憶中都曾談到。陰法唐回憶說：“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他准備親自前往拉薩參加祝賀活動，在因身體等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任仁回憶說，“醫生認為周總理的身體不宜去高原”。對於周恩來當時的身體狀況，據從1956年12月調入中南海任保健醫生的卞志強回憶，“1966年以后，他的冠心病不斷加重了，1972年更患了癌症。”對於去西藏來說，身體條件在很大意義上是能否成行的一個先決條件。可以說，周恩來當時的身體狀況制約了其去西藏的行動。

二是飛行安全。這是周恩來去西藏未能成行的直接原因。高原飛行具有特殊性，對於乘飛機去西藏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據任榮回憶說，“1965年9月1日，是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日子，周總理原本要來拉薩參加成立大會。有關同志從安全考慮，曾安排總理的專機先作一次試航”。這種情況在任仁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印証。任仁說，“1965年中央代表團的進藏路線是從北京到成都，然后從成都坐飛機到西藏。總理專機的機組人員對這條航線和機場的情況不熟悉，就讓他們先試飛。如果沒有問題，總理便打算9月1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那天，坐著飛機在拉薩上空轉一圈。”

正是由於飛機試飛時出現故障，周恩來去西藏的行程被改變。據任仁回憶，當時西藏的領導層有少數人知道這個消息，總理不讓他們傳播，為避免萬一去不了，會讓西藏人民失望。后來，事有不巧，飛機試飛時出了問題。因為當雄機場跑道比較短，飛機在降落時跑出了跑道，有一個輪子陷入地裡，飛機的翅膀傾斜了，碰在地上，弄壞了。飛機試飛出現這樣的問題，而且在短時間內又沒有條件解決。因此，出於安全考慮，即使周恩來克服身體的不利條件，中央也是不可能讓他貿然去西藏的。

三是國際形勢。這是周恩來去西藏未能成行的外在或潛在因素。西藏地處祖國的西南邊境，在中國處理與印度及周邊國家的關系中處於十分敏感和舉足輕重的地位。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中心工作是建立自治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但是，在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過程中，主要由於西藏上層反動分子1959年發動叛亂和印度1962年入侵中國邊境地區，西藏自治區的成立被迫推遲到1965年。然而，就在1965年西藏自治區即將成立前后，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邊境沖突。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在西藏自治區成立時前去慶賀雖然是正當和自然的事情，但由於西藏的特殊性，勢必會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與揣測。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他能否去西藏增加了變數。據任仁回憶說，“據說是因為中央考慮到當時國際形勢不穩定，印巴正在鬧邊境沖突，周總理若去西藏公開活動，可能會引起一些影響”。

因此，從身體條件、飛行安全和國際形勢出發，決定周恩來不去西藏，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這樣一來，周恩來與去西藏視察則擦肩而過，致使終生未了。然而，周恩來情系西藏，為西藏各族人民所不忘，周恩來為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的豐功偉績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