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於律己 無愧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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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清明節前，周恩來的侄孫女、廣東電視台新聞中心副主任周曉瑾同志首次前來淮安祭祖，並邀約筆者引領其祭拜祖墳。

周曉瑾在淮安東門外周家祖塋地祭拜完之后站在《周恩來平祖墳碑記》東側，望著碑背面刻著的周恩來手跡問筆者：“秦叔，爺爺（指周恩來）的這幾句話是什麼時候寫的？寫給誰的？他為什麼要寫⋯⋯”

周恩來平祖墳碑是1998年由中共淮安（縣級）市委、市政府為紀念周恩來百歲誕辰敬立的。平祖墳碑的背面刻著周恩來1958年6月29日寫給當時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同志信的結尾部分，內容是要求淮安方面可以把他家的祖墳平掉而不必再去征求他的意見。

周曉瑾走后，我從搜集多年的有關周恩來的資料中找出了周恩來親筆寫的這封信。

汝祥同志並請轉淮安縣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華來信，得知縣人委准備修理我家房屋，我認為萬萬不可，已請辦公室同志從電話中轉告在案。

遠在解放初期，縣府曾經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經萬分不安，當時我曾考慮將這所舊屋交給公家處理，但由於我家嬸母還在，又恐房子交給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紀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現在正好乘著這個機會，由我寄錢給你們先將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將除陶華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給公家處理，陶華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將同時函告陶華，並隨此信附去人民幣五十元，如不夠用，當再補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萬不要再拿這所房屋作為紀念，引人參觀，如再有人問及，可說我來信否認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對引人參觀。實際上，從我嬸母當年來京談話中得知，我幼時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為平地了，故別人傳說，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無別樣需要，最好不使原住這所房屋的住戶遷移。后一個請求，請你們酌辦﹔前一個請求，無論如何，要求你們答應，否則，我將不斷寫信請求，直到你們答應為止。

還有，我家裡一點墳地，落在何方，我已經記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出，請即採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見，我先此函告為証。

個人家事，麻煩你們甚多，謹致謝意，順祝健康！

周恩來

一九五八·六·廿九

從周恩來整整寫了5頁紙的這封信中，我們得知是因為一直居住在周恩來老家淮安的嫡堂弟媳陶華向他寫信，他得知淮安縣裡准備修理自己的房屋，感到萬分不安，所以百忙之中的周恩來提筆寫了這封信。筆者用粗黑體發出的內容就是刻在淮安《周恩來平祖墳碑記》背面的全部文字。

淮安駙馬巷的周家老宅還是周恩來的曾祖父周光勳和二曾祖父周光燾老兄弟倆於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以260兩白銀買下的。周家敗落后，后輩們均紛紛外出謀生，最后隻剩下周恩來嫡親八叔周貽奎一支一直“堅守”在這處老宅，原因是周貽奎患有腿疾，行走不便。也就是說，從周恩來離家赴東北讀書的1910年起，周家早已是有出無進，或者叫入不敷出了。因此，老宅也隻能是久住不修了。接下來是民國的動亂、抗日戰爭直至解放戰爭，而周貽奎和他的獨生子周恩碩又都是四十出點頭就去世了，周八太（淮安后輩人對周恩來八嬸母的敬稱）為了養活自己的兩個孫子周爾輝和周爾萃，隻能靠乞討、賣舊衣、領富人家粥廠熬的粥等勉強活命。到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家因無人能工作，隻能靠“月領救濟公糧”生活。因為無錢修理，周恩來故居的房屋已經到了搖搖欲墜的情況。后來周爾萃參軍，地方政府出於優待軍屬的政策考慮，幫周家簡單地修理了一下房屋，由於當時縣委並不是從周恩來住過的房子考慮的，所以對於周恩來當年出生的房屋沒有特別修葺。這就是周恩來信中提到的“遠在解放初期，縣府曾經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經萬分不安。”也才會造成信中說“從嬸母當年來京談話中得知，我幼時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為平地了”這個事。

周八太和陶華均為農民出身，不識字，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們國家還實行供給制，周恩來鄧穎超均隻拿一點津貼而不拿分文工資，所以周八太一家幾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隻能靠政府救濟勉強生活。周家宅院內多余的房屋就由周八太出租給別人開學館或居住，所收租金也極低，每間房屋月租金僅兩三角錢。最多的時候每間房月收租費也隻有五角錢。可就這三兩角錢，卻是周八太貼補家用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才有周恩來信中提到的“由於我的嬸母還在”和“又恐房屋交給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紀念”這兩個原因導致周恩來當時沒有將周家老宅交給地方政府。

因為淮安縣委已經打算修理他家的房屋，而周八太又已於1956年年底故去，所以周恩來打算乘這個機會由自己出資請地方政府幫助修一下老家房子，然后隻留下陶華住的部分，其余均交給地方政府。並明確交待房子給他人居住時，陶華不得再收房租。在周恩來同時致陶華的信中已告知她：她的月生活費15元由他每月從自己工資中寄給她。周恩來寫這封信時已是1958年，新生的人民政權已實行工資制了。實行工資制后，周恩來就已交待淮安家中的八太和陶華等人，他們的生活費由周恩來負擔，不要再領公家的救濟糧款。

為了妥善處理好淮安舊居這幾間老屋，周恩來向淮安縣委提出了兩個請求，一是不要作為紀念場所讓人參觀。二是不要讓已住在他老家屋子裡的居民搬家。當時縣委為了落實周恩來的這兩點要求，曾專門開會研究。討論的結果是，把周恩來的誕生地那三間屋子作為縣委常委學習活動室。筆者清楚地記得，當年在周恩來的誕生房間裡，放置有三四十本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當間還放置有一個石制中國象棋棋盤，棋盤的東西兩邊各放有一個石鼓，可以讓象棋愛好者坐下對弈。這樣既可以對周恩來有個交待：周家房屋已交公使用﹔同時，又將這處房屋按原樣保存了下來。

在這封信的結尾，周恩來還希望縣委幫他將淮安東門外的祖墳地處理掉，即“深葬了之”，不要再去征求他的意見。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他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堅決不讓自己當年的舊居作為紀念地對外開放，引人參觀，表現了他的偉大和謙虛。至於要求平掉他家祖墳更是開一代殯葬改革新風，為全黨、全國人民樹立了榜樣。

讀了周恩來這封為處理他的舊居和祖墳的“家信”，筆者仍然激動不已，慨嘆不已。一代偉人周恩來，完全無愧於“全黨楷模”。

（原載《中華魂》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