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周總理的功績怎麼估計也不為過

在“文革”大動亂中，周總理殫精竭慮支撐了這個局面，那時候他的處境也是很困難的，他一方面不能違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決心，同時又要跟林彪、江青反黨集團進行斗爭，還要千方百計保護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鬧起來要抄我們的家，要批斗我們，周總理就及時下了決心：讓我們搬到國務院來住。他公開跟造反派講：我不能沒有幾個幫手，這麼大的國家，千頭萬緒，許多事情都叫我自己抓，不合理，我得有幾個幫手。在生產方面他主要靠人們講的“三隻胳膊”，靠余秋裡、谷牧。所以我們以后就搬進了國務院西花廳附近那幾座房子裡。開始的時候大家講，你谷牧一次也不出來那不脫離群眾啊，效果不好。決定我一個禮拜出去三次兩次。所謂出去就是挨批斗，什麼都有，噴氣式啦，罰站啦，游街，出去一次大體都是5個小時。他好不容易揪到你，早上8點出去，一般都搞到下午1點左右，最后回到國務院，這時人就像散了架一樣，連水都不想喝了。這個情況堅持了一段，最后李富春向周總理建議，谷牧一個禮拜出去兩次三次，又耽誤工作，他身體也受不了啊。周總理說：什麼兩次三次，不出去了。此后我們就搬到國務院住了。

那時候兩派總有些事要求見周總理，他見群眾的時候總是帶著我，還有余秋裡。后來余秋裡病了，就剩下我一個人。帶著我們一起出場，而且公開地就講，我沒有助手不行啊！他們都是幫我做工作。因為群眾一見面就是喊打倒，而且公開質問周總理，你為什麼要帶著他們出來？我們當時都被打成“走資派”嘛！后來又都被打成“叛徒”、“特務”。盡管如此，他照例帶著我們出去。

那個時候我管三線建設，管港口，我在北京也做不了工作了，偶爾一個禮拜一次約外面部長進中南海談談問題。有一次，一個部長級的干部拒絕出席我的會議，他那話就很難聽了。他說“叛徒”召集會議，我們去參加，最后作出決定，讓“走資派”執行。這種局面我們不參加。所以以后在那裡連開會也很困難了。

這個情況下我曾經向周總理說：讓我到下面鍛煉一下吧，我在北京做不了什麼事情。周總理考慮了一下說：好哇！那你出去看看。我們那時對三線建設不放心，怕“文化大革命”連三線建設也搞亂了，將來后患無窮。我就到了西南雲、貴、川走了一趟，最后又經過周總理批准，到湖北的潛江，潛江剛發現一個大油田，是湖北軍區的司令員韓德山在那裡主持，以后就派我到那裡去了，勞動鍛煉了一年，身體支持不住，就回來了。回來我就去見周總理了，我說了我下放勞動情況，我們都當作下去鍛煉，還經常給周總理寫報告。我說回來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安排什麼工作。

休息了幾天，周總理對我很關心，派秘書來看我，以后身體也漸恢復了，我就去見周總理，我說我下一步究竟怎麼樣？還是回原來的地方去勞動鍛煉還是怎麼樣？總理說：那個地方不要去了，但是你現在回建委有困難，兩派斗得你勝我敗互不服氣。我給你出個題目，你抓抓港口建設怎麼樣？他說：我提個口號：三年改變港口面貌。那時候我們的港口，那是落后得很了，那時候萬噸級的泊位51個，萬噸級是小船，國際上拉煤、拉礦的船都是50萬噸、60萬噸，那我們要靠萬噸級的船來拉這些東西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沿海一個港口一個港口地研究，能不能搞大泊位，還有哪些地方可以開辟新港，比如日照、溫州、寧波安排了一批泊位，還有雲、貴、川的房城增加了一個出海口。

周總理曾說過，該花的錢一定要花，你把港口早修起來，你不就很快地就賺回來了。

我說我很高興抓這個事兒，我不願意回機關，那時候我就抓港口了。從秦皇島順著沿海，青島、煙台、威海，一直走到廣西的房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西南那裡還辦了一件事，我發現房城是一個很好的港口，雲、貴、川的物資要通過長江轉一個大的圈子才能到香港，到國際上去。我說你這個地方修一個幾十裡路的鐵路，把這個路修通了，從房城這裡出去路多近吶！辦了這個事，對雲、貴、川的對外開放，對外交通，那是方便得多了。

周總理那個時候抓生產，第一條是保護管生產的干部。他一看我們都不能正常工作了，他才下決心，讓余秋裡我們兩個住進了國務院。他讓部長們也分期分批住進國務院去休息一段，然后再出去。

有一天周總理接見什麼人，談到后半夜3點鐘，我就跟周總理咬耳朵說：“沒我的事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說：“你不能走，一會兒又碰到你的事，怎麼再叫你呀！”最后3點多鐘會散了，他把我留下說：谷牧你開會怎麼好請假呢？現在我就靠你們來工作。我對他講：總理，明天9點鐘我還要召集幾個部長談什麼問題，我總想休息幾個鐘頭，否則我怎麼對付明天的會。那時候我跟周總理什麼都敢談。他說：谷牧，你吃不吃安眠藥？我說：不吃，到現在我還沒吃過。他說：你吃安眠藥，毛澤東主席吃了一輩子了，我也吃了一輩子了，沒有什麼事。安眠藥吃下，你至少可以休息兩三個鐘頭吧。這是叫我吃安眠藥，我學會了，開始吃安眠藥。

那個時候，明明白白的，他沒有時間睡覺嘛！什麼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千斤重擔壓在他肩上，部長們都“靠邊站”了，就靠我跟余秋裡，他要辦什麼事，事先跟我們講：你們先替我摸摸情況。我們找部長談一談，情況怎麼樣，怎麼樣處理，我們先提出建議，給他看一看，這樣對他還有點幫助。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我陪周總理到哈爾濱去開會，那時候叫東北協作區。那時候一個大區叫一個協作區。我們走到山海關的時候，他讓秘書給傳達，讓飛機在山海關低飛，轉一個圈兒。周總理就告訴我，你看清楚，你看下面火車這一列那一列的距離有多長，山海關這裡火車擁擠的情況怎麼樣？我專心致致地數，回頭給他報告，他說：看起來，再修鐵路是不成了，這裡太擁擠了。他說，你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他一面問我一面就看大海，山海關不是離東面海很近嗎，我知道他的意圖。我對他講，總理的想法我懂得了，你老看海嘛！恐怕要做海上的文章。他說：對！我也是這樣考慮。這是第一次談到海上的問題。

沒有周總理的“三年改變港口面貌”這個題目以及這個決心，以后的改革開放就很困難了。

周總理病重住院后，我去看他的時候，我就報告他，改變港口面貌這個問題解決了，現在泊位增加了多少，貨運量增加了多少。他聽了以后很高興，說：谷牧啊，你能不能再抓一抓飛機場。

我抓飛機場有困難，那時候我們的民航歸空軍管，周總理也沒向他們交代，我怎麼好找他們談，所以耽誤了幾年。

那時候全國經濟情況已經很困難了，要不採取措施就要出大問題了，我報告周總理說要開個會，把經濟情況了解一下，再怎麼困難，不生產總不成啊。周總理支持我。我提議是在計劃工作會議開始的幾天，先討論討論這個問題，周總理下了決心，說，你另外搞一攤，計劃會還照常開，你另外找人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是把省委書記請來了。沒都來，來了八九個，研究怎麼能使鐵路不亂，港口不亂，要維持生產。

經過周總理批准，我召集了一部分省委書記在京西賓館開了個工業書記會議，不是全國都來，來了八九個，研究怎麼樣才能革命生產兩不誤，八小時工作不要受到侵犯，業余鬧革命。當時不但周總理支持，毛主席也表示支持。就在開會期間，周總理來了，他要聽聽大家的意見。他剛走進京西賓館大廳，部長們發現他來了，別人報告我說周總理進了門了，我就要去接他，結果幾個部長把周總理包圍了。那也是當時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長包圍周總理”，段君毅、呂正操都是老資格了，老將包圍周總理，部長們陳詞，講道理講得很好，說：我們這些人批斗沒關系，打垮了我們也不在意，但是生產不能垮啊！周總理，現在生產已經開始很亂了。有人給他建議，說是你得保重身體，這種會議少來參加，那些省委書記見了周總理紛紛訴苦，說將來這個生產垮了還革什麼命啊。就在這個場合，他講了一番話，說：現在這個形勢是大勢所趨，欲罷不能，隻有挺身而出，站在運動前面來引導運動。這時又有人說了一句什麼，周總理說：我怕什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下火海誰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

周總理到會是給我們的支持。以后林彪出面聽工交座談會的匯報，是我匯報的。我跟林彪匯報以后，批我批了三天，周總理陪了三天，李富春、譚震林、葉帥等中央一些領導同志都參加了。匯報還沒完，王力就帶頭攻我。最后周總理站出來說話，他說，我要說幾句話，谷牧他們就是擔心一件事，就是怕生產搞垮，經濟工作搞垮，生產搞垮，農業搞垮，沒糧食，你怎麼不吃飯鬧革命嗎？經濟搞垮了，整個經濟癱瘓了，那你還怎麼鬧革命呢？他說：我勸了他們幾次了，你們不要說你們怕，要站在這個運動前面來領導這個運動。他替我說話。

林彪批我的時候，周總理又站出來說：谷牧他們的顧慮就是怕生產垮，生產垮了還怎麼鬧革命？當場我看了他們幾次，他們也無法否定這個觀點。陳伯達就說：這個匯報提綱為什麼不送給我們看看，搞突然襲擊。周總理挺身而出，說，這個提綱是我要谷牧搞的，昨天晚上連夜搞出來的，來不及送你們看。他替我圓了個場吧。

那個年代周總理睡覺很少，他動員我吃安眠藥，一天睡3個鐘頭就不錯了，午間再閉閉眼。有一次深更半夜3點多鐘，我回來睡覺，我剛剛閉上眼沒多久，床頭的保密電話響了，我拿起來一聽是周總理的聲音，他問，我剛才批送的一個文件給你，你看到了沒有？我說我看到了。他問，你准備怎麼辦？我說，我明天早上一起來我就去抓這個事。是紡織部的兩派就要武斗了，不可開交。3點多鐘了，我想我去找誰呀？找部長們也不方便，光我自己也不能辦事啊？結果我睡了幾個鐘頭早上醒來時，周總理處理這個問題的批示，已經送到我的桌子上面來了。他寫道：谷牧同志，我來不及等你明天了，我已經找他們處理了這個事，並且告錢之光把情況向你匯報。那時候我覺著很慚愧，我應當晚不睡，起來處理這個問題。可是我隻想到第二天還有事，已經是3點了。我一直覺得這個事沒辦好，對不起周總理。周總理這麼大歲數還工作，我們應當分擔他一點辛苦。結果是我睡了覺了，他當夜把事情辦完了，把有關材料給我送來了，這個事我一想起來就於心不安哪。這個文件復印件我還有，他鞠躬盡瘁，為人民辦事不能休息的精神，真是深深地感動著我。

當時我們就有個想法，如果沒有周總理這個人，這個天下會亂到什麼程度？一方面毛主席決定的事情他要辦，一方面在辦的中間要迂回曲折地盡量地避害就利，盡量地減輕這件事情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損失，耗費苦心哪。

沒有周總理，“文革”局面真是不堪設想，我們這些人根本不能露面呀！我跟余秋裡，待在中南海也不成，我們不能開會呀！不能找人談話呀！周總理一出面就帶著我們倆，他就公開講，我不能沒有幫手啊！有一次群眾喊“打倒余秋裡！”、“打倒谷牧！”給周總理寫條子說余秋裡是賀龍的什麼什麼，谷牧是饒漱石的什麼什麼。饒漱石因為高饒事件被打倒了，賀龍也被批斗了，周總理正式地聲明：余秋裡跟賀龍是工作關系，谷牧跟饒漱石很少接觸，他們根本不相干嘛！替我們解釋。沒有周總理我們怎麼能出頭，一出頭就把我們抓走了。還真是這樣！我們有一次上了陳伯達一個當。陳伯達讓他那一伙的什麼人在北京一個體育場組織了一個萬人大會批斗什麼人，群眾提出最好讓余秋裡、谷牧出場。有的意見當然是好意見，是讓我們來給他撐撐局面，有的就是想把我們引去，好批斗我們。結果我們倆出場了，開什麼會？結果沒開什麼會，沒多久余秋裡就被石油部的造反派拉跑了。建工部有保我的，有反對我的，他們幾乎武斗，他們要把我拉跑，保我的那一派說：“不行，今天不行！”把我送到場外去。我根本沒回家，我不能回家，我沒有自由了。我就到周總理那裡去了，說余秋裡被他們抓跑了。周總理說，找個什麼人去把他接出來。當時正開會，李富春、譚震林都在，李富春說：“我去吧，我去找群眾談。”這時在場的有王力、關鋒、戚本禹。戚本禹說：“富春同志去恐怕還有困難，我去吧！”他去把余秋裡領回來了。

進口的三套化纖設備，有一套放在大慶附近，為的是要靠原料近嘛。有一次在大會堂有活動，江青跑到我跟前就追問，誰的主意，把一套洋設備擺到我們自力更生的旗幟大慶的旁邊。我不好對他講，我說：“江青同志，這個事不是我決定的。”她說：“不是你決定誰決定的？”我說：“我不能跟你講，要講得政治局開會讓我講我才講。”華國鋒過來了，問：“你們吵的什麼？”我就說是怎麼回事。華國鋒就講：“這是毛主席決定的，與谷牧沒關系。”華國鋒已經講了，江青就撤了，退了。江青有個特點，你要提到毛主席怎麼地，她還知道一點，她不能瞎鬧了。張春橋說：“當你們沒辦法的時候，就把毛主席搬出來嚇唬我們。”

這麼大的事情，進口三套30萬噸的大化肥設備都是周總理下的決心。那個時候我們需要這個東西，而我們自己隻有十幾萬噸的小玩意兒，不能解決問題。那時候大慶油田，出500萬噸石油，有那麼多石油你怎麼處理？國家需要化肥嘛！根據需要周總理下的決心，那當然他通過外貿部了解了進口的情況，進口三套。對石油的整個冶煉過程，出許多的副產品，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周總理面前可以說沒有顧慮，什麼都敢說。有一次開會開得很晚了，他說：“谷牧，今天就這樣吧，你是不是肚子餓了？”我說：“我餓，我是餓了，開會開得都天亮了。”他說：“那你到我家裡去吃飯吧，我也回去得吃點飯。”我說：“好哇，我去你家吃飯，可是光吃飯不行啊。”他說：“我知道，你還得喝酒。”我說：“是得喝美酒。”我到周總理家裡天都亮了，他家裡給他准備的飯。他說：“不用公家的酒，我這是私人收藏的，還有老酒。”他拿了一瓶茅台出來，我們兩人差不多就解決了。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下火海誰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周總理的功績與日月同輝，怎麼估計也不為過，我們這些過來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后來人也應當了解這些。

（本文系《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節選）

（作者谷牧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