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革命摯友魯易

　　魯易，湖南常德人，1900年出生在沅水之濱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他早年留學日本、法國、蘇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10月，在洪湖蘇區反“圍剿”的戰斗中被俘犧牲。

　　（一）

　　魯易自幼受書香熏陶，1918年考入日本東京的明治大學。明治大學雖以“明治維新”時代的老牌學府著稱，但校舍陳舊，師資匱乏，中國留學生到后長達半年之久無法開課。魯易求知欲旺，每天夾著“三明治”面包，沉浸在圖書館內，一面自修日語，一面廣泛涉獵報刊書籍。他開始知道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也讀到一些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思想敏銳，目睹日本帝國主義欺辱中華民族的罪行，激起滿腔義憤，特別是1919年5月7日，日本政府為紀念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舉行慶典，規定中國學生也要參加。魯易等留日學生在王若飛的號召下，在宿舍裡議定：當日足不出戶，集體抗議。對此，學校要給他們處罰。其中大部分人不肯妥協，毅然退學歸國，魯易就是其中的一個。

　　魯易學業未成，不想會見家人，歸國后滯留北京。此時已在五四運動之后，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1920年12月15日，魯易作為最后一批勤工儉學生，來到法國巴黎，開始了艱難的求學生涯。在法國期間，魯易參加了一系列的學生運動，被法國當局抓捕遣返回國。

　　魯易被遣返回國后，留在法國的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熊雄等，於1922年6月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不久改為中共旅歐支部）。魯易與他們保持著通信聯系，互相介紹情況，勾通國內與海外信息。1923年春，魯易等聯名致信熊雄，表示要在國內搞軍事運動，希望能幫助介紹到廣東的軍隊中去。熊雄接信后，寫了一封推薦信，要他們去找粵軍中的舊識陳銘樞。結果，魯易等3人都被錄用。不久，開始醞釀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魯易等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積極推動粵軍參加革命。

　　1924年5月，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創辦黃埔軍校。11月，周恩來從法國回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他從粵軍調出魯易，到軍校擔任政治部秘書。不久周恩來兼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轉戰東江前線。委托魯易留校主持部務和政治教育。

　　魯易與政治教官惲代英、肖楚女、孫炳文、安體誠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論為內容，對不同政黨和不同學派的思想採取兼容並包態度，制定了詳細的教學計劃。魯易為加強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力改進教學方法。如聘邀譚延闿、何香凝、毛澤東、蘇兆征、張太雷、魯迅等國共兩黨領導人及社會知名人士來校演講，規定各學生隊每周至少召開一次政治討論會，設政治問題箱，由教官開箱收集學生所提問題，在課堂上或校刊上公開回答。針對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組織政治教員編寫《政治問答集》，組織學生到省港罷工委員會或廣寧、海陸豐等地農民協會作社會調查。此外，政治部根據一些部隊的需要，還開設了短期政治訓練班，為連隊培養見習黨代表。

　　1925年8月，校黨代表廖仲愷由於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遭國民黨右派殺害。魯易在動亂中勇挑重擔，組織進步師生反擊軍校內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他執行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指示，負有黨內的秘密使命，在軍校大力發展中共組織，增強黨的力量。隨著共產黨員的增加，原中共廣東區委直屬支部擴大為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由魯易、聶榮臻擔負領導工作。由於他們不怕威脅，鞏固了黨在軍校的陣地，被校內反動分子攻擊為“周恩來的親信”，“支部大權，盡在魯易、聶榮臻之手”。

　　接著，周恩來請邵力子推薦，魯易由政治部秘書升任政治部副主任。魯易主持工作期間，將政治部下設指導、編纂、秘書三股改為宣傳、組織兩科，宣傳科科長為楊其綱、秘書兼組織科長為聶榮臻，部內隻留3名文書辦理庶務，其余人員充實政治教官隊伍，因而，政治部雖精簡，但人員更加精干，適應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軍校政治工作產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長蔣介石的憂慮。他企圖削弱共產黨的力量，指使親信王柏齡、繆斌等組織代表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團體———孫文主義學會，專與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作對。魯易旗幟鮮明地支持左派學生，允許他們通過《黃埔潮》、《青年軍人》等刊物，揭露國民黨右派打著孫文主義旗幟破壞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行徑。他對制造摩擦、尋舋鬧事者予以痛斥，保護蔣先雲、周逸群、王一飛等中共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由於王柏齡以軍校教育長的身分公開支持孫文主義學會，魯易便針鋒相對，以政治部負責人的身份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為此，王柏齡上書蔣介石，要求將魯易調開，否則他就辭職不干。可見，魯易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斗爭的堅決。

　　（二）

　　1925年底，由黃埔軍校畢業生骨干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擴編，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推薦魯易去做第二師的黨代表。因第二師師長王懋功當時接近左派，黃埔軍校校長兼第一軍軍長蔣介石堅決不同意魯易去第二師。經周恩來力爭，蔣介石採取“叫一個反左派控制一個左派”的策略，將魯易改派第三師任國民黨黨代表，並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我推薦我黨的魯易同志去當（第二師）黨代表，他（指蔣介石）就無論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師師長譚曙卿是個右派，他就用了魯易同志為黨代表。”

　　1936年1月，魯易將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職移交給從東征前線歸來的熊雄，到第三師就職。為了加強第三師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從軍校政治部調來宣傳科科長楊其綱、組織科科長王逸常協助他。

　　第三師系粵軍改編，各級軍官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比第一、二師少。魯易團結第一、二師中的共產黨員，與所屬第七、八、九團的黨代表蔣先雲、張際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產黨的核心力量。他們貫徹《國民革命軍政訓部組織法》，健全各級黨代表和政治指導員制度，發展軍隊中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使各連隊設立了黨團小組。他們努力開展政治教育，廢除繁瑣禮節，不准打罵士兵，把這支舊式軍閥部隊逐步改造成一支革命軍隊。

　　蔣介石不能容忍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繼續發展，3月20日，他借口“共產黨叛亂”，制造了中山艦事件，並派兵解除了第一軍中共產黨員的武裝。蔣介石當眾宣布：第一軍中的“跨黨分子”，或是退出共產竟，或是退出國民黨，隻能有一種選擇。面對周圍荷槍實彈的士兵，魯易與蔣先雲等站出來，堅定地表示：“頭可斷，產黨員的黨籍不可丟！”並庄嚴宣布：“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當即，魯易被拘禁於臨時監獄。由子周恩來等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強烈反對，蔣介石被迫將他釋放。

　　事后，蔣介石擔心第一軍“赤化”，無論如何不允許被釋放的共產黨員返回部隊。周恩來、魯易等大批政治工作干部被排擠出第一軍后，在廣州大佛寺創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周恩來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書記兼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魯易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秘書兼高級政治部訓練班秘書。因周恩來黨內工作得多，魯易協助他主持政治教育，開設了“反吳（佩孚）之意義與政策”、“政治工作方法”、“各省軍事政治狀況”、“黨務工作”等專題，還請鮑羅廷、鄧演達等作報告。高級政治訓練班是由共產黨直接組織的，通過魯易等人的努力，為即將興起的北伐戰爭培養了一批軍事政治工作人才。

　　（三）

　　1926年夏，由於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國共兩黨都向莫斯科中山大學輸送了一批干部。魯易經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譚平山批准，到蘇聯顧問團報名﹔然后，搭蘇聯顧問返國的輪船至海參崴，又換乘火車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亞，開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學生活。

　　半個月后，當魯易趕到莫斯科時，中山大學第二期已經開學，他插入第七班學習。這個班專為國共兩黨培養重要負責干部，共產黨方面鄧小平、左權、俞秀鬆、李卓然、朱瑞等，國民黨方面有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康澤、鄭介民等。學習討論時，雙方觀點不盡一致，有時圍繞著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革命的領導階級及指導思想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魯易多次介紹國內統一戰線內部爭論的情況，從批判西山會議派和戴季陶主義入手，駁斥國民黨右派言論。在這座設在莫斯科沃爾淇卡大街第16號的四層樓房裡，魯易度過了兩個春秋。他不僅學會了俄語，還學完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俄國十月革命史》等課程。在這裡，他自學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收獲。

　　就在這兩年內，國內形勢發全了很大變化：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相繼背叛革命，共產黨掀起了土地革命戰爭。魯易要求投入新的斗爭，1928年夏，他隨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會的代表，從蘇聯回國，由中共中央安排在上海擔任中央軍事部秘書。他積極協助周恩來工作，曾參與制定《關於軍事問題》、《關於黨員軍事化問題》、《中央軍事部關於目前軍事工作計劃大綱》、《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策略及工作路線》籌文件，指導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建設。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及上海、江蘇等地軍事負責干部張際春、顏昌頤、邢士貞被叛徒出賣而被捕。緊要關頭，魯易協助周恩來轉移干部、處決叛徒，保護了黨的機密。此后，中共中央機屢遭特務軍警破壞，魯易由於國民黨軍隊中認識他的黃埔舊人較多，不適宜在白區堅持地下斗爭，於1931年初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工作。

　　（四）

　　1931年3月，魯易抵達洪湖，協助中央代表夏曦籌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當時，賀龍、鄧中夏率紅二軍團主力在外線作戰，國民黨軍隊3萬人乘虛對蘇區發動了兩次軍事“圍剿”。根據地內隻有一支由地方部隊編成的新六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立即命令魯易、段德昌、萬濤、彭之玉、陳培蔭5人，組成前敵委員會，負責一切事宜。魯易對實際軍事斗爭是不熟悉的，由於大敵當前，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重擔，帶領根據地軍民投入了戰爭。

　　因為敵眾我寡，形勢仍然很嚴重，前委於5月間派魯易秘密去宜昌，設法通過地下交通線告知賀龍，請紅軍主力部隊回援。此時，紅二軍團因在南下途中遭受很大損失，已改番號為紅三軍，因此，留在根據地內的新六軍亦改為紅三軍第九師。接著，魯易便與段德昌、萬濤率第九師開赴襄北，打退國民黨第四十二師肖之楚部兩個團的阻攔，攻佔潛江縣城，以策應紅三軍主力返回洪湖蘇區。

　　9月，紅三軍主力第七、八師由賀龍、鄧中夏、柳克明（直荀）領導，進抵潛江縣劉侯集，與第九師會合。在此，魯易、萬濤等按照夏曦的布置，召開會議批評鄧中夏等的“南進路線”，指責他們脫離根據地，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並改組了紅三軍的領導機構。除賀龍仍任軍長外，鄧中夏的軍政委職務交由萬濤接替，魯易接替柳克明的軍政治部主任。新成立的前敵委員會，由軍長、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各師師長組成，指揮全軍行動。由於魯易對紅三軍遭受損失的原因缺乏了解，機械貫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對鄧中夏作了一些過火的批評。9月28日，在萬濤、魯易主持下，前委又在荊門縣劉猴場召開紅三軍的團以上干部會議，進一步作出了《關於反對鄧中夏同志錯誤領導的決議》。

　　10月初，國民黨軍隊趁紅三軍主力尚未返回洪湖，大舉進攻洪湖蘇區。留在根據地的夏曦沒有集中隊伍去江南援助，又沒有給以正確的指示，致使江南蘇區喪失。接著，國民黨軍隊開始進犯洪湖，正好賀龍、萬濤、魯易率紅三軍趕回，立即投入戰斗，在短短的兩個月內，紅三軍消滅進犯之敵3個團，乘勝反擊，將根據地擴大一倍。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在監利縣周老咀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對前段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夏曦用6個小時的發言為自己辯護，認為丟失江南蘇區的責任，是紅三軍主力不應該轉到外線作戰，第九師更不應該去襄北，對此．包括魯易在內的到會代表幾乎一致地批評夏曦。

　　魯易說：“九師去襄北，既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決定，又是你夏曦所派遣。”

　　賀龍說：“九師的任務第一是開展襄北工作，第二是接三軍回洪湖，按照今天的眼光看，這兩個任務都完成了。”

　　夏曦對大家的意見置若罔聞，后來干脆“閉目養神”。兩天后，中央代表關向應從上海趕到，把整個會上反對夏曦的意見壓下去了。關向應傳達了中共中央“左”傾領導人的意見，分別找人談話，魯易因而放棄了對夏曦的批評，並承認自己“對機會主義的斗爭不堅決”。會上，他還是被選為中共湘鄂西省委監委委員。不久，他被調出紅三軍，改任彭楊（紀態彭湃、楊殷犧牲而命名）軍事學校的政治部主任。

　　夏曦繼續推行“左”傾錯誤，在整個湘鄂西根據地開展了“肅反”運動。由於夏曦根本不信任原來根據地的干部，又將魯易從紅軍學校調出來，擔任省委肅反委員會負責人。這段時期，魯易協助夏曦工作，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五）

　　1932年6月，蔣介石在武漢設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為司令官，糾集10萬重兵，向湘鄂西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並首先佔領襄北蘇區。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不顧形勢險峻，仍在軍事上隻准打仗，不准休整﹔隻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擊戰爭﹔隻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漢，不准打小據點。紅軍東奔西突，傷亡嚴重。這時，魯易被湘鄂西軍分會任命為紅三軍第七師政委，重上前線。

　　7月，魯易與師長王一鳴奉命率第七師去襄南打擊川軍，在京山攻城受挫，損失較重。第七師撤出戰斗后，准備向第八、九師靠攏，行至天門縣瓦集廟，又與強敵遭遇，魯易等堅持戰斗了7晝夜，待援軍趕到，3個師發起猛攻，斃敵2000多人，擊落飛機1架。紅三軍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死傷1400多人，退守洪湖蘇區。

　　敵軍步步逼近，於8月開始進攻蘇區中心地帶———洪湖縣瞿家灣。在軍事會議上，夏曦主張分兵，用兩個舉頭打擊敵人，並用最后決定權否定了賀龍轉移出去開辟新區的意見。按照部署，第七師和警衛師的一個團留下保衛蘇區，以陣地戰阻擊敵人﹔第八、九師和警衛師的另一個團跳出包圍圈，打算奪回襄北蘇區。

　　第七師被留下后，分兵接口。仍然擋不住如潮的敵軍，節節后退，連續丟失了周老咀和瞿家灣，在這種情況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鳴、魯易不能放棄蘇區的每一寸土地，在狹小的范圍內作激烈抵抗。

　　9月7日，國民黨軍隊攻佔朱河，第七師敗走江陵。途中，在新溝咀又遭敵重兵圍困，一場激戰，第七師的的3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先后陣亡。魯易在掩護夏曦、王一鳴率余部突圍后，彈盡被俘。

　　敵軍士兵見魯易戴著眼鏡，一副斯文相，知道是個重要干部，押至設在仙桃鎮（今沔陽縣城）的前敵指揮部請功。與魯易同時被捕的馬武叛變投敵，供出了魯易的身份。何成浚聞聽抓到了前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經在日法蘇留過洋的紅軍將領，喜出望外，連忙差人前去勸降。魯易大義凜然，不肯屈服。敵人軟硬兼施均告無效，稱他是受共黨麻醉最深分子。何成浚無奈，於10月4日電令“就地處決”。魯易在仙桃鎮就義時，時年3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