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如何評價魯迅與郭沫若

周恩來與郭沫若、陽翰笙的合影

1941年11月16日，是著名詩人、歷史學家郭沫若的五十壽辰，又恰逢他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為慶賀這個雙重的日子，當時郭沫若所在的抗戰陪都重慶，以及香港、延安、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都舉行了紀念活動。對於一個文學家，在生前就贏得如此廣泛的聲譽，這在中國歷史上還不多見。

當時正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打算寫一篇專文來表達他們之間的友誼。當時，周恩來借了一部分郭沫若的著作，預備在鄉居的期間讀上幾本，好使文章更充分一些。但當時，周恩來的活動特別頻繁，重慶又不斷遭到敵機的轟炸，他自己又有病纏身，根本抽不出時間來靜心讀書。臨近紀念日時，當地的報刊已經開始刊登紀念文章，但周恩來的文章仍沒有寫出。直到紀念日的當天凌晨，“書既不能讀，專文也不能寫，但是臨著這個日子，我卻不願‘無言’……”於是周恩來奮筆疾書，寫出一篇名為《我要說的話》的精彩文字。

這篇文章，雖說為紀念郭沫若而寫，但卻選擇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角度：從郭沫若與魯迅的相互比較談起。在文章中，周恩來敘述、分析了魯迅郭沫若不同的時代背景、人生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精神特點，准確地把握了社會對人的影響和經歷對人精神形成的作用﹔在大量的紀念文章中，可謂“別開生面”。

“在朋友中間，在文壇上，通常喜歡將魯迅和郭沫若相提並論。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應當做的事，可是有時候也成為多事。多事就是將無作有，將小作大，張冠李戴，歪曲事實，甚至分門別戶，發展成為偏向，這便不應該了。”

周恩來的文章，針對當時的一些偏見而發，表現出政治家的風度：把握原則又剖分區別。他是這樣談及魯迅的：“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滿清，一半民國的時代。他出身於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后的洋務教育，嗣后，留學東洋，又受教於章太炎先生，並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后，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閑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干。從此以后，他就公開的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漸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己卻又那樣虔誠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

短短數百字，勾勒出魯迅的生活經歷，可以看出他對魯迅的情況的熟悉程度。

對郭沫若，周恩來這樣說：“郭沫若的時代，卻稍微異樣了。他雖在少年時代，也是關在四川宗法社會裡面的，但在二十歲以后，他走出夔門，幾乎成為無羈絆的自由知識分子了，雖然他也如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過著貧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讀的家庭，雖也給他一些影響，但是三十年來大時代所給予他的影響，卻有著異常不同的比重……他的創作生活，是同著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

對比了兩人的時代背景和人生經歷之后，周恩來對他們的革命作用和文學成績，做了這樣的形象概括：

“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在這裡，周恩來針對當時文化界的情形，補充了這麼一句：“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自然在並論魯迅和郭沫若的時候，便不會發生不必要和不應有的牽連和誤會了。”

在談到魯迅的精神時，周恩來認可了瞿秋白所論的四點：即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韌”的戰斗﹔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他對郭沫若，做了以下幾點概括：

一是豐富的革命熱情，二是深遠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戰斗生活。在談到第三點時，周恩來說：“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時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頭，他還懂得在革命退潮時怎樣保存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我們知道，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甲骨文字、殷周青銅器銘文以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又卓越的成就，這一點，是一般以所謂革命為生的人難以企及的。

大約為了統一文化戰線問題，周恩來又提到了魯迅郭沫若生前的論辯：“這裡必須為周郭兩先生（周即魯迅）辯白的，他們在北伐期中，誰都沒有‘文人相輕’的意思，而且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事實。周先生在《兩地書》（六九）中明說：‘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后……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

看來，周恩來對魯迅的作品很熟悉，許多觀點和文字，幾乎是隨手引來，而且恰能証明問題。在文章結尾處，周恩來說：“我這不是故意要將魯迅拿來與郭沫若並論，而是要說明魯迅是魯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個人自有千秋’。魯迅先生死了，魯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這篇文章，成稿於1941年11月16日凌晨，發表於當日的《新華日報》，這一天恰是郭沫若生辰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