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來到咱農場

　　原標題：周總理來到咱農場

　　1965年7月5日，周總理出訪非洲六國后回京途中，在新疆石河子墾區看望上海知識青年。左二為楊永青。

　　1980年6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赴新疆石河子視察期間，在周總理紀念碑前與上海知青楊永青（本文作者）親切擁抱。

　　我從小生長在上海，1964年6月30日，在接受上海市團校為期一個月“培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委培）后，我和300多名團員知識青年一起登上了西行的列車……

　　我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祖國的邊疆建設事業，並在新疆各級黨組織的培養下，從一個普通的知青成長為黨的科技工作者。回憶往事，最令我難忘的就是發生在50年前的那一幕。

　　1965年7月5日，經過一年勞動鍛煉的我已成為總場一分場子女學校的教師。這天下午，上海知青連指導員馬太定通知我與10名上海知青一起跳上一輛大卡車，向總場場部飛駛。在車上，馬指導員告訴我們，周恩來總理想了解兵團知青情況，要接見你們。喜從天降，我們歡呼雀躍，同時又思索如何向總理匯報。

　　下午3點多，我們一行急匆匆從二分場一條長廊般林帶東邊向西步行。我首先看到總理站在一張方桌旁談話，就一邊對大家說：“總理就在前面，快走!”一邊快跑到總理身旁。大家一齊擁上前，爭著同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握手。攝影記者拍下了這珍貴的歷史鏡頭。我就是貼近總理左側、滿面笑容聆聽總理教誨的女知青。

　　總理見到我們，以慈愛的笑容問：“穩不穩？”我們齊聲回答：“穩，安心的。”陳毅副總理問：“你們想不想家？”我們爭著答：“不想家。”馬太定指導員向總理簡要匯報，我們這批上海知青一年來開荒種地，經受鍛煉，並已成為農場廣播員、教員、果農、菜農的情況……總理想了解我們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首先問我：“你家裡是做什麼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父母在香港，父親在一家輪船公司當職員。”總理馬上說：“噢，你來得不容易呀，他們在香港，你在這裡照樣可以獨立生活。”

　　我沒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復雜，總理卻這樣鼓勵我。回想我進疆前，父親曾來信給有關部門，不同意我到兵團，因我曾患肺結核病，高考時體檢不合格，沒能考大學，到新疆惡劣的環境去務農，等於去“送死”。他還勸我放棄到兵團，送我到香港或日本去學習我曾最感興趣的無線電技術，也可以為國家效勞。有關部門也勸我回單位工作。這些都被我謝絕了。總理的這番話正說到我的心坎裡，我選擇的路走對了。

　　總理又問我文化程度。我答：“高中畢業，因身體不好，沒有考大學。”陳副總理爽朗地說：“這裡就是大學嘛，是勞動大學。”我立刻得到啟示：經過勞動鍛煉，不僅身體更健康了，而且思想深處開始懂得勞動的意義，理解了由苦變甜、由理想變現實的客觀真理﹔從與勞動群眾同甘苦中認識普通勞動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當總理問起卓愛玲家庭出身時，針對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的壓抑感，嚴肅地說：“我的出身和歷史比你們都復雜。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有復雜社會關系的人，都要看他現在的表現和立場。一個人出身不能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隻要能同原來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向組織交代清楚存在的社會關系，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不斷地在實踐中改造自己，就會有光明前途。”

　　總理的這段講話，鼓舞了全國出身於復雜家庭的青年們，跟黨走，報效祖國。但在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橫行時，包括我在內的這批青年又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當我在思想上遭受巨大壓力時，是總理的教誨，堅定了我的信念，使我堅守工作崗位，終於迎來了祖國的春天。

　　今天，坐落於石河子市的周總理紀念碑、紀念館幾經擴建后，已成為革命傳統和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游2A級景點。周總理當年接見上海知青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紀念館大廳正中。講解員每天都要訴說這段不能忘記的歷史，激勵一代一代青年為祖國邊疆建設貢獻聰明才智。

　　（作者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