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14:14 來源:北京日報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確定政務院各部門領導人選時,有的人提請讓鄧穎超在政府裡擔任一項職務。鄧穎超在革命過程中有著深厚資歷與突出貢獻,當個部長實不為過,但遭到周恩來堅決回絕。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裡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混到一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
周恩來的親屬、晚輩們都知道,他有一條不成文的家規: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他的關系,更不能利用他的關系。對此,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有著切身的體會。在周秉德的記憶中,伯父對親屬的要求十分嚴格,他總說:我們是共產黨,不能搞像封建社會那樣的裙帶關系,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周秉德畢業后在北京一所學校當老師,不到3個月被調到朝陽區委去搞“肅反”了。周恩來聽說后嚴肅地責問她:“你怎麼不當教師了?調到區委是不是因為我的關系給你特殊照顧?”周秉德感覺很委屈:“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誰,是為了開展‘肅反’工作,上級臨時抽調一些黨員到區委工作的,我們學校的黨員就那麼幾個。”
1963年,周恩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著重講了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曾將“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定義為“特殊化的官僚主義”予以堅決反對。當前,有的地方領導干部,或為了一己之私,將黨紀國法拋於腦后,貪污受賄﹔或縱容家人搜刮錢財,危害人民群眾利益。他們缺乏周總理身上這種嚴以律己、大公無私的精神,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陳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