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972年的整頓

　　如果說正義的“二月抗爭”，是老一輩革命家以針鋒相對的斗爭方式，來堅持真理的話，那1972年前后周恩來領導的整頓，則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局部糾錯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的抵制與抗爭。

◎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領導開展批判極左思潮，調整國民經濟，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圖為1971年10月周恩來在北京東方紅石油化工總廠視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為了徹底肅清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遺毒，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批林整風”運動。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高級干部通告了林彪叛國事件。10月3日，黨中央又決定撤銷林彪一伙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負責的軍委辦公會議，同時成立了由周恩來等組成的中央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問題。從12月開始，中央陸續下發了由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彪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的三批材料，使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有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認識。在“批林整風”運動過程中，林彪集團的許多罪行得以暴露和批判，一些相關的人和事也得到了清查，在部分地區和軍隊內，也作出了一些人事上的變動。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運動很快突破了原先“批林整風”所規定的范圍，開始觸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這是黨內外健康力量對極左勢力的進一步抵制和抗爭。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錯誤做法進行反思，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和一些“左”的錯誤做法也表示出不滿，尤其是在黨的干部政策問題上，一度開始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周恩來抓住這一時機，開始了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社起草了一篇論述黨的干部政策的社論，並親自審閱，於4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題予以刊發。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擾，正確執行黨的干部政策。這篇社論有力地推動了“解放”干部的工作。

◎《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的社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組織人事方面，除了為陳毅恢復名譽外，還恢復了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8月3日的來信上作出批示，一方面認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另一方面又認為鄧小平“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與此同時，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一大批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恢復了名譽，並被重新安排到領導崗位，如陳雲等人，都解除了審查或改善了生活待遇。在地方上，許多領導機關也抓住機遇，自覺地將落實黨的干部政策與“批林整風”運動結合起來，使得一大批有經驗、有能力的領導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專家學者，也陸續回到了工作崗位。
　　“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不僅沖擊了政治、文化領域，而且對經濟、科技、教育、衛生等領域，都帶來了危害。在1972年周恩來領導的這次整頓中，不僅從政治上、組織上清算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而且整頓了經濟秩序，開始在科技、文教和衛生等領域落實黨的政策。
　　在經濟領域，周恩來為扭轉經濟混亂的局面作出了極大努力。在1972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將批判極左思潮與恢復經濟秩序相結合，指示國務院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強調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的政策，反對經濟領域的無政府主義。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國家計委還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該文件從糾正生產建設方面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出發，規定了十條維護經濟秩序的紀律。在周恩來的努力下，1972年開始，全國許多企業在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和極左思潮的基礎上，建立健全了各項規章制度，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同時，在成套設備和新技術的引進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農村經濟工作方面，1972年4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文章，強調要“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全面發展”，糾正農村經濟工作中的一些“左”的錯誤。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對農村勞動分配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義和單一經營的模式，提出了改進措施。
　　在整頓經濟秩序的同時，周恩來還知難而上，對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領域進行了整頓，批判了這些領域存在的“左”的錯誤。在科教方面，1972年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聽取了楊振寧對我國科學教育領域的意見。同月14日，周恩來對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說，要認真清理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辦好綜合大學的理科。10月6日，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寫成了《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擊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領域鼓吹極左思潮的要害，對廣大知識分子起到了鼓舞的作用。與此同時，中小學教育中也批判了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做法。在文化、衛生、體育等領域，周恩來也親自領導了肅清極左思潮的斗爭。1972年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要求在審查清理圖書的基礎上，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創作的作品，並出版一批中國古籍和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籍，繁榮了文化事業。對衛生、體育領域存在的“不搞業務，不抓訓練”的做法，在整頓過程中也得到了局部糾正。
　　極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在理論上的集中體現，而無政府主義則是造反派一系列破壞社會秩序和蔑視法紀行為的生動概括。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規章制度無用論”，強調隻要民主，不要集中，叫囂要“砸爛一切”，造成了動亂的局面。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社根據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精神，組織發表了三篇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署名文章，從不同角度對“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等謬論，進行了理論上的揭露和批判，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論基礎。這些文章發表后，在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許多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開始從理論上反思“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錯誤。
　　周恩來領導的對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切中時弊，抓住了要害，是對“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當頭棒喝。這種糾“左”的力度，顯然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容許的范圍，更是遭到了煽動極左思潮的“四人幫”的極力反對。在《人民日報》10月14日三篇文章發表后不久，張春橋、姚文元便迫不及待地指使人在上海召開所謂的“工人座談會”，假借上海工人的名義，攻擊這些文章為“大毒草”，並在人民日報社內大批所謂的“修正主義”和“右傾回潮”，給周恩來領導的整頓工作扣上了“復辟”的帽子。毛澤東此時也明確指出：林彪是“極右”，是修正主義。這就從理論上否定了周恩來要求批極左思潮的意見和主張。1973年元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在《新年獻詞》中，強調“批林整風”運動的重點是要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由此中斷了周恩來糾“左”的努力，黨內“左”傾錯誤得以繼續。
　　1972年的整頓，是周恩來在毛澤東所能允許的范圍內，同“左”的錯誤和極左思潮開展的力所能及的斗爭。在黨內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的情況下，這次斗爭雖然也被迫中斷，但它是黨內外健康力量在當時條件下與“左”的錯誤和極左思潮進行的又一次較量，是老一輩革命家在“二月抗爭”中維護正義、堅持真理精神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