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共產國際對六大的指導

……

當時無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或從西歐回來的同志又都輕視理論，所以對革命的性質問題搞不清。在今天看來是很幼稚的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嚴重問題。共產國際第九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精神剛傳到中國，我們都去出席“六大”。開會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們談話。他主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革命的性質，一個是革命的高潮與低潮。他指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並以俄國的二月革命為例說明。這樣，我們才懂了。…… 另外，有一個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問題，在共產國際也發生了爭論。…… 羅米那茲認為中國是“不斷革命”，說中國是民主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他說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聯合，南昌起義時隻有工農是兩個階級，中間不經任何停留，不經任何階段，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與托派調和的論調，實質上是托派的觀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當時雖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羅米那茲的意見，在我們黨員中間是有影響的。

……

關於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問題，當時有過爭論。中國代表曾爭論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則說，現在還是高潮，因為各地還存在工人、農民的斗爭。斯大林同志說，在低潮時也有幾個浪花。

關於土地問題，當時也爭論得很厲害。有人以為蔣介石也可能在中國實行俄國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國不可能實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為蔣介石是依靠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的，他不可能實行這種改良的土地政策。

……

“六大”是直接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召開的，今天對它應有個分析。我上面說的“六大”正確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響。這裡有兩點証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共產國際第九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是經過斯大林同志看過、改過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據。主要的問題都是這個決議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質、動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國黨的幾個負責人談話，具體地解釋了革命性質與革命形勢這兩個問題。

當時在“六大”做實際工作和做報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產國際書記，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他們對“六大”當然也會有影響。如布哈林在大會上做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這是一。二、布哈林對中國蘇維埃、紅軍運動的估計是悲觀的。他認為隻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害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后一隻老母雞吃光，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他要高級干部離開紅軍，比方說，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去學習。所以我們回國后就指示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紅軍。朱德、毛澤東同志不同意。后來蔣桂戰爭起來了，我們覺得紅軍有可能發展就作罷了，但沒有認識到這種調動是錯誤的。三、至於對中國富農的問題，布哈林在蘇聯對富農問題雖然犯了錯誤，但是“六大”對農民問題的決議強調了富農的封建性，又說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所以沒有多大壞的影響。

“六大”決議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過，拿回來后秋白同志又改過。米夫的作用在這裡還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不相信的話，有影響。在“六大”籌備選舉時，他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中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志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然，當時是沒有什麼人理他的(后來傳出去說，米夫要提他們當中央委員)，可是這種說法卻起了影響，造成了東方大學等校學生對黨的負責人輕視，以致后來發生了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斗爭。二、造成了工學界限。例如他對向忠發極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鄉會”等。在“六大”會后，有的代表沒有走，還召集了幾個報告會，王明還報告了反“江浙同鄉會”的斗爭。一般地說，代表們對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組織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員的人選上，東方部的人員多，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160、175-176、183-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