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期間周恩來進行深刻自我解剖 寫了5萬字筆記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隻有偉大政黨才能擔負起這個偉大使命。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一目標。之后，通過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為指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經驗。

核心要義是政治建黨

延安時期，毛澤東首次強調“黨的建設必須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瓦窯堡會議實現了黨的性質由“一個先鋒隊”到“兩個先鋒隊”的轉變，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中國共產黨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了迎接抗戰最后勝利，七大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正是在正確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另外，政黨成熟與否，與是否形成領導核心密切相關。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領導黨和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加強黨內政治建設的顯著標志。1943年3月，調整中央領導機構，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規定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從組織程序上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七大最終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形成成熟的穩定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這是政治建設的最大成果。

首要任務是思想建黨

黨中央剛落腳陝北時，黨員人數由土地革命戰爭高峰時的30多萬銳減到4萬。1938年3月，陳雲起草《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定大量的數十百倍地發展黨員。但是，在黨員數量激增的同時，帶入非無產階級思想。同時，老黨員的文化水平普遍低，而且還存在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問題。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發展黨組織的方針是“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號召開展學習運動，提高理論水平。在延安整風前，黨內思想不統一，不少高級干部理論上不清醒，採取模糊態度。之后，通過開展整風運動，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統一了全黨思想。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並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延安時期注重增強黨員黨性修養。通過學習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張聞天的《共產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等論著，實現了黨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加強了思想建設。

鮮明特色是抓關鍵少數、管絕大多數

延安時期，黨創辦了30多所干部學校，形成了學校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整體推進的格局，培養了一批對黨忠誠、信仰堅定的干部隊伍。首先，黨的建設緊緊抓住高級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從哲學上講就是牽住了“牛鼻子”。整風運動按照高級干部—全黨—高級干部的部署展開，通過抓關鍵少數，達到管絕大多數的目的。其次，在領導干部中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領導干部關心群眾疾苦，解決實際困難，形成水乳交融的黨群、干群關系。再次，領袖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毛澤東每月僅有5元菜金，給客人管飯要從他的伙食標准中扣除，因此有“來賊不怕來客怕”的說法。續范亭曾寫詩稱贊朱德：“時人未識將軍面，朴素渾如田舍翁。”經歷兩次鐵窗的任弼時，身體虛弱，但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多用錢。

鮮明主題是從嚴治黨

延安時期，黨的建設“嚴”字當頭。一是堅持制度從嚴。針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王明的宗派主義以及其他自由主義和分散主義，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另設中原局和南方局，把“四個服從”列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內容，強調在言論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原則。1941年，出台了邊區第一部憲法性文件——《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二是堅持從嚴執行。黃克功因談戀愛未成功，殺害了女青年劉茜，被判死刑。毛澤東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劉振球1938年升任某團政委，拿公款購買私人奢侈品，甚至與山西反動分子秘密往來，被開除黨籍。肖玉璧利用職務之便貪污3050元，被依法處以死刑。《解放日報》發文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三是堅持監督從嚴。延安時期，我們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途徑，實踐了以人民為主的監督形式，形成由黨內監督、黨外監督、參議會監督和群眾監督等組成的監督體系。

偉大成果是批評和自我批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用“肅反”來統一思想，不僅沒有鍛造黨員干部，而且削弱了黨組織的戰斗力。延安整風期間，創造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通過“紅臉出汗”，黨風得到明顯好轉。《解放日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一個陣地，一直跟蹤報道各地、各部門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情況，總結經驗，彌補不足，推動整風運動順利進行。另外，寫筆記是一個創造之舉。整風期間，周恩來進行深刻自我解剖，寫了5萬字筆記。張聞天對六屆四中全會后犯的錯誤進行深刻檢討，寫了約4萬字的《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將批評和自我批評概括為三大優良作風之一。陳雲在黨的七大發表題為《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講話，指出：“有的時候你愈要面子，將來就愈要丟臉。隻有你不怕丟臉，撕破了面皮，誠心誠意地改正錯誤，那時候也許還有些面子。”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基本解決了“一條心”和“半條心”問題，增強了全黨的團結力和凝聚力。

有效載體是教育活動

延安時期，學習運動、整風運動、土改整黨是加強黨建的實踐方式。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競賽的號召，之后一段時間出現“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催人振奮局面。但在黨員干部中還存在教條主義傾向，解決實際問題能力仍然較低。為此，黨開展了延安整風，開創了通過學習教育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有效途徑。1947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上說：“現在共產黨力量增強，大半是由於他這個整風運動而發生的”，這可以說是共產黨訓練“最大的成功”。解放戰爭時期，針對如何動員人民打倒國民黨的核心任務，開展土改整黨運動，極大地激發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積極性。在“參軍保田”口號下，各地農民不僅上前線，而且組成運輸隊、擔架隊等，加快了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