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鬆才
2019年11月28日15:29 來源:人民網
背顯微駝,蓋源於馱負的期待太重太沉
面容憔悴,乃出自不倦的追求太遠太久
………….
欲把自己求索的雕像,塑於震源之處
那是早已預約的人生歸處
2017年12月11日,他的科研思考結束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個小時,中國地震學界痛失一位前輩級的人物,這是地震學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87個春秋裡,他過濾了一切浮躁,提純了一個人生,活出了他的忠誠,活出了他的高尚,活出了他的絢爛。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始終忘不了周總理在邢台地震的囑托,誓志攻克地震預報難題,為了這個初心的使命,他不論這個學科走到了何等的難處,在人們的不解之中,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就是為了地震災害發生之前能給老百姓提前打個招呼,禪精竭慮,嘔心瀝血到生命的終點。
成功的花, 人們隻驚羨她現時的明艷!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斗的淚泉, 洒遍了犧牲的血雨。
——冰心
時代的召喚,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最大基石。
一個人,隻有把個人理想追求融入人民幸福的歷史洪流,才會不被人們忘記。
這樣,作為一滴水,你就可以體驗到海浪的翻騰與咆哮﹔作為一粒沙,你就可以體驗到沙漠的浩瀚和壯美﹔作為一個靈魂,你就擁有永世長存的高尚!
郭增建,1931年生於陝西商縣紫峪口村貧寒農家,是唐朝平息“安史之亂”的功臣郭子儀的后裔。解放后,他靠人民助學金維持讀完大學。1974年,郭增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生都忠誠於黨的事業。
1957年,郭增建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從京華福地的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奔赴蘭州黃河邊貧瘠荒涼的山坡上,組建蘭州觀象台。從此一生扎根在黃土地上。60多年來,他就像一名忠誠的哨兵,守望在大西北地震預測哨位上,整整一個甲子,他目光爍爍,警惕地捕捉、監視著華夏山河上發生的異動,執著地綻放灼灼的人生光華,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崇高瑰麗的地震災害防御及地球物理觀測事業。
郭增建敏於思而篤於行,他習慣性地把嚴謹的物理學思維應用於地震預報研究,不斷地發出“地問”“天問”,他沒有一天不在鍛造打開地震等巨災之謎的密鑰。其歲月之長,涉獵之繁,鑽研之堅,天分之高,氣概之盛,胸襟之廣,成就之豐,實屬學界罕有!
郭增建的一生,從無茶裡煮詩、詩裡烹酒、酒裡彈弦、弦裡和歌、歌裡曼舞的浪漫,隻有日復一日、躬身撅腰的耕耘。
敢向生土插新犁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德國)黑格爾
1953年,神州大地上普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之花。新中國建設急需大批專業人才,22歲的陝南商縣(今商州市)農家學子郭增建,響應國家號召,提前一年從西北大學(西安)物理系畢業。
郭增建在畢業分配志願書上寫道:“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要以一顆螺絲釘的身份,走向祖國最需要的崗位!”
起初,郭增建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作為物理系畢業生,他本可以從事前沿性的、實用性更強的應用物理研究方向,憑著郭增建的才學和堅韌,也不難有所斬獲,或許更容易做出彪炳史冊的成績。但不久,因新中國重大基本建設急缺地震烈度方面研究成果和人才需要,又進行了二次分配,他走進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當時所址在南京雞鳴寺)。他認識的第一位老師是李善邦先生(被譽為中國地震學之父),當時李先生正在研究中國地震烈度區劃問題,李先生讓他整理一些歷史地震資料,並講述了地震災害的嚴重及研究它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他查閱了大量的古代文獻,看到每次大震,無數生命死傷,令人痛心,他寫到“聆聽師語第一天,宿志防災履辛艱”。下決心從事地震研究方向,為祖國建設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為人民減輕生命財產損失,這是他的“初心”。
“到哪裡都是干革命!”
新中國地震事業的殷切召喚,促使郭增建橫下一條心,把地震研究作為終身奮斗的事業,哪怕是把專業知識“歸零重啟”,他也毫不躊躇!他大學所學專業並不是地震研究,那時也沒有地震專業,青年的他,一邊到野外考察,一邊在南京地質學校和北京大學地球物理專業進修專業課程,加強地球物理和地震方面的理論積累。
但是選取地震研究這個專業,意味著他的一生都在負重前行,因為地震預報這個研究方向實在太難了,美國、日本這些多地震的發達國家,都無法攻克地震預報。
在眾多自然災害中,地震災害可謂群災之首——巨震來臨,天塌地陷,高岸成谷,山河移位。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發騰,山塚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經》中這樣描述遠古地震景觀。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僅區區23秒,就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傷,威力甚於二戰后期在日本廣島、長崎爆炸的原子彈!
古今中外,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生靈被震魔無情吞噬。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世紀,全球就有180多萬人被地震奪去了生命,年均1.8萬人震亡。
人類不是地球的主宰,但也絕不是地球的奴婢。
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伴隨著人與自然災害的抗爭!
新中國的地震事業從確定地震烈度起步。
上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援建我國的156個重大項目即將上馬,國家急需對建設場地的地震危險性進行評估。這些“寶貝疙瘩”個個都是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石。動輒耗資巨萬的項目如果建在地震帶上,后果將不堪設想。每個項目設計前,都必須了解項目備選地址的歷史震況,預測項目使用期內可能會遭受多大烈度的地震,從而確定建設設施的抗震等級。這實際上是個地震預報問題。
1954年春,甘肅山丹發生7.2級地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發生在人煙相對稠密地區的第一個大地震,死傷379人。郭增建參加由國家18個部和中國科學院組成的甘肅山丹7.2級地震考察隊,從此開始了他一生的野外考察工作。
1955∼1957年,郭增建守山餐、伴風眠、防餓狼,在李善邦先生領導下(蘇聯專家r.n.果爾什可夫任顧問),參加編制第一代《中國地震烈度區域劃分圖》,對國家許多重點建設地區提供抗御未來地震的地震烈度依據,奠定了國家重大建設項目選址安全性評價的基礎。
1959年,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水電部和廣東省組成的新豐江水庫地震考察,加之后續全網觀測考察后,考察建議廣東省委加固水壩,以保東江流域和廣州市的安全。1962年水庫發生6.2級地震,水庫經受住了考驗,避免了重大生命財產損失。當時他寫到“南嶺揮汗查震況,壩身加固吾慮消”。
---隨后幾年的西部多次野外考察,為中國核工業基地、鋼鐵基地建設作出貢獻。
1964年他擔任副隊長,參加為我國核基地供水而進行的昌馬水庫地震烈度任務考察。1963年冬,他先與同事劉多棫兩人去甘肅安息和昌馬一帶選地震台址,為核基地建壩供水。當時坐著敞篷大車,風雪交加,鼻涕流下即凝,為尋僻靜無干擾台址,爬坡探溝,步履艱難,雖身穿厚衣難抵風寒。為保衛昌馬工程,他當時寫詩“風雪齊虐身抖寒,爬坡尋址步艱難,想起興國強民事,心肺沸騰正氣燃”。
1965年4月,他率中國科學院西北地震考察隊(由北京地球物理所、北京地質所、蘭州地球物理所和蘭州地質所組成)在銀川地區為三線建設提供地震烈度,在酒泉為酒鋼建設提供地震烈度。
……
如今,第一代《中國地震烈度區劃圖》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存放於蘭州市地震博物館。
這是郭增建在新中國蠻荒的地震科學處女地上插入的“第一犁”!
此后,郭增建用一個又一個“第一”開墾出地震科學的茫茫綠洲——第一篇歷史地震研究論文(1957年)(<1556年關中大地震>該文1958年被美國學者C.F李希特引用於所著《綱要地震學》,1975年又被美國地質學家C.R艾倫引用),其實際價值在於在第一代中國地震烈度區劃圖上確定了渭河流域地震烈度等級。
----第一次地震預報考察及報告(1958年)﹔1958年以學術帶頭人身份率領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預報考察隊考察賀蘭山和六盤山區,建立了與地震預報有關的宏觀前兆系列,發現了地震造成的斷裂帶和湖泊遷移現象。
----中國首次民間地震科普宣傳(1958年)﹔在海原地震考察中,印發了《談談地震》的油印材料(現存於蘭州地震博物館),這是我國首次對民間進行的地震科普宣傳。
----第一篇求解震源機制的論文(1958年)﹔這是我國學者首次發表此領域的論文。
---第一篇用震源機制資料討論中國現代構造運動的論文,對我國48個強震震源機制研究,首次得出我國現代大地構造運動主要相關模式的推論。
---第一篇用地下流體預報地震的論文﹔這是我國第一篇討論地下水變化預報強震的論文(被意大利地震學家P.卡勞依和美國教授著作引用)。
---第一次按照地震烈度區劃抗震規范設計的建筑物遭遇強震后的驗証考察(新疆烏魯木齊),這是我國首次進行的震后趨勢判斷工作。
---第一篇震中遷移的論文﹔第一次將對地質斷裂帶的地震可能性描述從定性推進到定量,並研究出著名的“郭-秦公式”﹔第一次建立震源斷層長度和震級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至今尚在建設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評價中應用。
……
1957年是國際地球物理年,中國有8個觀象台參加國際聯合觀測,當時時年26歲 的他赴往這8個台之一---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蘭州地球物理觀象台(亞洲最大的觀象台)任首任台長。從北京調往蘭州,妻子田淑蓮和他把家搬到了那裡。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學習條件、人脈關系,當年“風吹石頭跑、黃沙漫天舞”的蘭州都與繁華的首都如同塵壤和雲端,難以相提並論。
扎根隴原,終生厮守地震預測這個“情人”,談何容易!
上世紀50年代末的蘭州是一座被四面禿山環抱的孤城,清冷的黃河穿城而過,將她一劈兩半。冬天,黃河裡的冰厚得能過汽車。由於需要避開城市的震動、噪音,觀象台建在距市區6公裡遠的山腳。
天文鐘到了蘭州火車站,裝在壽木一般大的木箱裡。郭增建雇了輛架子車把天文鐘運往觀象台。走在荒涼的土路上,車夫疑惑地問:“年輕人,你該不是戴著‘老右’帽子在這裡受法(勞改)吧?”
蘭州觀象台原是亂葬崗,荒無人煙,夜裡能聽見野山上的狼嗥。冬天,狼群經常下山覓食。夜幕一降,觀象台的人就不敢出門。
一個冬天周末的晚上,朔風如刃,觀象台其他員工提前回城休息了,隻剩下郭增建和妻子田淑蓮值守。郭增建為地震記錄儀更換圖紙需要清水洗圖,就去屋外的深水蓄水井池挑水,田淑蓮在一旁為他放哨、壯膽。郭增建剛把水桶擱到池水,突然感到肩上躥上了個毛烘烘的活物。妻子大喊一聲:“增建,有狼!”郭增建一激靈,順勢把水桶朝后一甩。狼嚇了一跳,躥過土牆,第二天,上班的同事們看到土牆被狼豁開了一大片,驚恐不已。后來,上級給觀象台配了一支獵槍。
蘭州天高風冷,水硬地窮。郭增建像愚公一樣,在地震領域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緩緩地搬移著群山!
地震預報包含三要素:時間、地點、強度。
地球半徑6300多千米,對人類影響巨大的地震一般發生在地下10千米∼30千米深處,人類目前鑽探深度最深隻能達到12千米,而且還不能把儀器放置到地下深部進行探測,隻能在地表設立有限的觀測台站。鑒於地震過程的極度復雜性和地殼深部的不可入性,地震專家對地殼分布、構造活動以及地震規律和地震機制知之甚少,誰也不能看穿地殼下的一切奧秘,誰也不知道地震這個巨魔藏身何處、什麼時辰會興風作浪。
“地底下躺著一條巨大的鯰魚,它翻一下身,便會地震。”日本人說。
地震預報,至高至奧,就像在黑屋子裡尋找開啟門鎖的鑰匙。
郭增建認為,我們短期內無法作出百分之百的准確地預報地震,所以不能走單獨以研究地震機理和機制為目的的地震預報,而應走一條半機理半經驗結合的地震預報道路。他以事實和物理為戰略,在地震科學的高原,奮力向陡峭的巉岩升登,不憚滑墜。
我國政府大規模開展地震預報始於1966年。
郭增建永遠不會忘記,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發生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地震。周恩來總理冒著漫天大雪來到災區視察,目睹重災慘象,他落淚了。周總理說:“地震有前兆,可以做出預報。”他殷殷囑咐在場的地震專家:“必須找出規律,總結經驗,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解決地震預報問題,在地震來臨之前,‘給政府打個招呼’!”
地震異常前兆包括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宏觀異常前兆,人的感官能夠直接覺察,包括地下水、生物、地聲、地光、地氣、氣象等異常﹔微觀異常前兆,隻有用儀器才能測量到,包括地形變、地應力、地電、地下流體等異常。
早在1958年,郭增建就開始了地震預報探索。他率領5 人團隊赴1920年發生過8.5級地震的寧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區考察,從民間搜集地震前兆現象,並整理加工,形成了地震宏觀前兆系列,打響了中國地震預報第一槍。
此后近60年,郭增建一直研究地震成因、地震孕震模式、地震預報理論、地震預測預報方法和指標,並長期主持和參加地震預測預報。
上世紀60年代初,郭增建通過對我們20世紀處以來發生的48次強震震源機制資料研究,發現震源斷層以平推錯動為主、垂直運動為次。這個創新論斷被后來國內新發地震、大地測量資料普遍証實,成為討論我國地震成因的基本出發點之一。
1966年,郭增建指出,地下地質構造並不是均勻完整的一塊,而是由許多地質塊體組成。在不同塊體的交界帶或斷裂帶,當兩側塊體的相對運動發生得愈強烈,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就愈大。
在郭增建看來,一個檢測目標,如果更多的獨立指標或方法都分別出現了疑似異常,那麼這個目標疑似發生地震的真實性就很大,這就是綜合的力量。他死死盯住經驗性地震前兆異常,試圖精准預報短期地震(3個月以內)、臨近地震(10天以內),有效減災,實現人類夢寐以求的福祉。
郭增建用自創的“三性法”、“靜中動”判據、太陽谷年、磁暴倍九法、異年倍九法、異年倍七律、25年間隔率等預測方法,不斷跟蹤各種地震前兆信息,坦然等候大地震的到來。
老守一井求甘泉,辛研預測佑萬家。
郭增建在中長期尺度上成功預測了1996年2月的雲南省麗江市7級地震、1999年9月的台灣省南投縣的7.4級地震、2004年西藏自治區浦南-仲巴地區6.6級地震、2006年12月台灣省恆春縣7.2級地震,並對2008年的汶川8級地震地震提出趨勢預測。
郭增建在地震預報上敢擔風險,他堅持邊研究、邊預報、邊總結、邊提高。
1965年11月13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6.6級地震。郭增建帶隊趕到后認真查看分析,4天后判斷該地區再無更大地震或類似地震發生。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間縣發生6.3級地震后,人們十分關心地震會不會向天津遷移。郭增建趕赴現場,根據各種數據分析,短期內不會向天津遷移,穩定了人心。
1970年10月,郭增建帶隊到甘肅靜寧附近考察,得出近期有破壞性地震的結論,並向縣革委會匯報,40余天后,距離40公裡的西吉縣發生5.4級地震,他立赴現場作震后趨勢判斷,在3天內得出結論,認為后面不會有破壞性地震發生。隨后強寒流到來,避免了幾十萬群眾露宿之苦。
為最大限度減輕地震災害,郭增建在國內首倡以地震預報為主線的全面地震對策研究,並提出地震預報、次生災害、抗震、群防、救災、通訊、醫療和重建家園、生活、治安等10項對策。他還從震源物理、地震波傳播以及歷史大震震例研究中得出,大震時必然是“先有5秒以上到十幾秒小動而后大動”的過程,提醒群眾緊緊抓住臨震急避、減少傷亡的最后機會。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干了大半輩子地震預報的郭增建認為,中國的長期地震預報基本准確,中期地震預報成功率在20%-30%,短期臨震預報成功率大概在10%。單獨用異常前兆對應預測地震的傳統思路和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因為經過多年觀察,似乎有些異常前兆在震時發生,在不震時也發生。必須運用跨越式思維,進行非傳統地震預測方法、跨學科的災害物理學及綜合天災預測方法等研究,將異常前兆套入某種模式去對應地震才行得通。於是,他熔舊鑄新,陸續研究出“立交模式”“組合模式”“調制模式”“疊加模式”“垂震底繼模式”等許多非傳統地震預測預報模式,受到國際地震學界首肯。如今,國家圈定未來大震危險區,仍採用這些諸多模式。
1971年提出地震波在遠距觸發地震問題,在20年后又被外國學者當新問題來討論。
1973年提出震源孕育模式,並負責對鬆潘6.5級地震做出了短期預報。1974年提出組合模式,被日本地震學家力武常次和蘇聯專家莫納霍夫及漢塔耶夫引用。1977年提出調制模式,被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尾池和夫評價為“成功的解釋了突發性前兆到主震發生的時間間隔”。
1974年,他作為代表我國地震科學界出訪美國、加拿大科學家代表團中唯一的地震預報專家,得到美國同行的高度關注。
1979年,他和秦保燕合作出版了《震源物理》專著,其后一部一部專著相繼問世……
1983年,他倡導並主持了我國首次大震對策學術討論會,並出版了《地震對策》專著,獲得國家地震局一等獎。這本專著問世后,國內各地普遍制定地震對策,被日本學者小川雄二郎譯為日文。隨后《城市地震對策》專著出版,由於城市是防震的重點,該專著被廣泛參考。
1983∼1990年,郭增建擔任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所長和甘肅省地震局局長(這兩個單位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由於班子其他同志的體諒和支持,郭增建沒有陷入行政事務管理之中,而是在地震科學的前沿繼續進擊,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
擔任地震局領導的日子裡,隻要有震情,郭增建就守在辦公室,震情緊張時,他和同事們通宵達旦地工作。平時,經常過了飯點,家人打電話催他,他才回家匆匆扒幾口飯,又急急地回到辦公室。
郭增建三度申報中國科學院院士,當時的地學部固體地球物理學科從沒有過京外院士,地處偏遠的大西北的他,在最后一個環節投票自然沒有得到通過,當時同在大西北蘭州工作的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冰川學的奠基人施雅風先生都為郭增建鳴不平。但他心胸寬廣,超然物外,反倒說“國家給我的榮譽已經夠多的了”。
郭增建擁有許多“高光時刻”——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對震源孕育模式的研究獲科研成果獎,大會授予他“在我國科學技術事業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進個人”獎狀。 1986年,國家科委評定他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4年,由於在地震預報理論和預報方法上的貢獻,國家地震局授予他“有貢獻的地震預報專家”稱號,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貼的專家……
誓燃吾燈到油盡
世界上隻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舊熱愛生活。
——(法國)羅曼·羅蘭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想必,郭增建與2300多年前的偉大詩人屈原息息相通。
1990年,郭增建因為年齡原因,告別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所長、甘肅省地震局局長崗位,繼續擔任名譽所長。
一個人退休后,含飴弄孫似乎是常態,郭增建卻再剪晚霞做戰袍、高齡舉旗恆奮進,他苦行僧般變著花樣叩擊一扇扇天災的鐵門。
在地震學界,郭增建被譽為地震及天災非傳統預測方法的學術代表及思潮領導者。
俗話說,禍不單行。由於一些因素,許多災種發生后互相強化、互相疊加。
郭增建擅長運用扇形思維。
他不盲目附和地震界既有學說,而是把地震與其他災害連接成鏈,認為許多災害間存在因果關系、伴生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郭增建創新性提出“災害鏈”思想,他親自組織開展跨學科的綜合自然災害研究,使防災研究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發展。
他認為,自然災害的表現形式盡管千差萬別,但其本質都是積累能量的猝然釋放。各種災害之間既有共性,更有互性。所謂互性是各種災害之間的相關性。他把災害鏈分為4類,即因果鏈、同源鏈、互斥鏈和偶排鏈。如,大旱結束后可能有大震,巨洪之后大震也可能接踵而至,高寒地區大震之后可能有暴雪,太陽活動谷年極易發生大震,海底強震將引發海嘯和全球變冷。
郭增建運用“災害鏈”思想,對其他自然災害的預測取得可喜進展。
一個人青春年少時,於荊棘林莽中蹚出一條新路就足以令人敬仰。一個人窮其一生,在一個領域有所建樹,亦不枉此生。郭增建先生卻一次次在科學的處女地插上探索的犁鏵,收獲著一粒粒飽滿盈實的五谷。
我國石油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預測學之父”翁文波院士,十分欣賞郭增建的謙和為人和學術思想,他們和一批各學科的科學家共同創立了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當時翁老擔任主任,郭增建為副主任。1994年11月,翁老重病臨終前舉薦郭增建繼任他的工作,后經地球物理學會常務理事會一致通過,郭增建擔任了全國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主任。他慷慨銜命,滿弓勁射,扛起專委會的預報大旗,從此他由長期從事地震烈度鑒定和和地震預報監測工作轉入了綜合性的地震、氣象災害、水災及其他災害的預報工作。這一干就是十幾年。
他積極倡導和推進我國綜合災害學研究事業,在防災減災科技事業上執著追求,成果豐碩,是我國防災減災工作者的楷模。他是中國歷史地震研究會會長,中國西部防災研究聯絡會總召集人。他的著作不斷問世---《災害物理學》、《地震成因與地震預報》、《未來災害學》、《地氣耦合與天災預測》,主編了《地震對策》、《城市地震對策》、《中國特大地震》、《1920年海原大地震》《中國歷史地震研究》等5部大型專輯。
“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2003年,中國地震局聘請他為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主任之職。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和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俗稱“兩委”),匯集了國內地震、地質、氣象、水利等學科造詣高深的科學家,開展跨學科學術交流。“兩委”著重探索重大自然災害的中長期預測理論與方法,採取綜合手段進行大震預測。
今年84歲的汪成民研究員曾擔任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也是郭老的摯友。汪老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創造出舉世矚目的“青龍奇跡”。
“郭增建先生是地震界杰出的科學家,他在地震預報領域的探索卓有成效,實至名歸。早在2006年,他就對川中不放心,預測汶川地區有大震可能。”汪老回憶道。
2013年底,郭增建赴北京主持召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會議時病倒了,經檢查患了間歇性房顫。早在2003年,他因長期科研工作積勞成疾病危,醫生給他安裝了心臟除顫器,從死神手裡救過來。這次是醫生為他換上的第三個心臟除顫起搏器,醫生建議他放下研究,將養身體。郭增建嘴上打著哈哈,轉臉就把醫生的告誡當成耳旁風。
2014年春天,郭增建的病情稍稍穩定,就又飛蛾扑火般拼命工作。聽說有一種麻醉藥具有除顫功能,但副作用是容易造成心肌傷害,導致心衰提早到來,郭增建就最小劑量服用這種藥。
隻有郭增建明白,屬於自己的學術生涯不長了,他甚至聽到了生命倒計時的秒針在“咔咔”鳴響,他要和時間賽跑,他要把每一秒都高效地利用起來。他不擅長使用電腦,但對地震文獻很熟悉,就拄著拐杖,一趟趟前往地震局圖書館借閱。
中午,郭增建的精力最充沛。
晌午,老伴田淑蓮把午飯做好了,郭增建還在書房伏案寫作。老伴喊他好幾次,見他還不動窩,有時難免發幾句牢騷。郭增建就歉意地笑笑:“我老了,寫東西慢,這一段我不一口氣寫完,心裡不踏實。”
兒媳任淑玲記得,公公退休多年了,“地震”依然是郭家飯桌上不變的“高頻詞”。
他曾在自己從事防災事業40年時賦詩自勉:“為民防災四十年,霜發兆老志未寒。宜將東學滲西論,步艱扶杖亦向前”。此后,他又奮斗了20年。“我沒有別的能耐,隻有把地震預報的事業做好,才算是對得起黨和國家的栽培。”
地震預報是郭增建的命和魂,他發誓:“誓燃吾燈到油盡!”
“郭先生身上有一股稟然正氣,他人退志不退、位退心不退,從來不當‘挂名主任’。”天災預測委員會秘書長汪緯林回憶道,“他每年都指導我,把天災預測委員會成員提出的預測建議進行梳理、整合,編印成20多萬字的‘藍皮書’(藍色封面),上報民政部、中國科協、水利部、國家地震局等部門,供決策參考。”
“兩委”大多數成員不再是崗位上的科研人員,許多信息他們要花微薄的退休金去買。當年負責唐山地震—的錢復業和趙玉林,是郭老的早期學生,也是最早一批建立地震地電阻法觀測點的老專家,年近八旬的他們擔心過去建立的觀測點年久失修不能連續觀測數據,自費修建地震觀測站,積累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累計60多年的連續觀測資料。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的作者、作家錢鋼曾經動員社會為“兩委”捐款,讓他們購買資料、復印材料。
天災預測委員會的全部經費來自於“翁文波基金會”,每年隻有6萬元的活動經費,開會租不到便宜的會場,幸好北京工業大學願意提供一間教室,供他們每年開兩次總結會。平常,沒有經費開會,一幫七、八十歲的老同志就騎著自行車、坐著公交車到郭老借住女兒的家開會,少則三五人,多則十幾人。郭老細心,每次都要打電話告訴每個同志住家樓下門禁卡“暗號”(按號),這樣的“暗號”會,一年也要開十幾次,人多家裡坐不下,老同志們就兩人擠擠一個椅子,討論熱烈,思想的火花就這樣不斷碰撞。無論冬夏,從不管飯,樂此不彼。
郭老帶領著“兩委”幾十名憂天憂地的老科研人員埋頭耕耘,向國家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大災預測信息和預防措施。
郭增建和汪緯林花4年工夫,合著了一本《天災預測學簡論》。
蘭州冬天風硬,郭老每年就到在北京工作的兩個女兒家住上幾個月。住在北京的時候,他和汪緯林經常商量天災預測委員會的工作,交流《天災預測學簡論》編著思路。
2015年后,郭增建的雙腿上不了高樓了。
汪緯林家住在四樓,著述后期,郭增建上不了樓,汪緯林手術后下不了樓。他們需要交流的文章、書稿就由郭增建的大女兒郭安翔開車傳來送去。郭安翔每次取送材料,郭增建都隨車前往。兩位老人,一個立在樓下,一個探出窗外,互相招招手,打個招呼。
老樹著花無丑枝。
2016年,郭安翔從北京回到蘭州,陪父母過年。
2月12日,正月初五。蘭州,奇寒。凌晨5點,郭安翔就聽見父親起床了。書房裡,老人裹著厚厚的羽絨服,腰間系一條圍巾,正趴在桌上寫文章,渾然忘我。老人的前列腺出了毛病,排尿不規律,插了導尿管,右腿棉褲上別著一隻儲尿袋。為了不驚擾父親,郭安翔噙著淚,悄悄用手機拍了張特殊的“背影”……
他還惦記著“汶川地震”。
事業,就是父親的“維他命”。
郭安翔明白,這或許是父親一生最安靜的沖鋒、最酣暢的爆發、最決絕的綻放,最壯美的絕響!
從定稿到出版歷時五年, 2018年1月為紀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郭增建與郭安寧(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的研究員)合作撰寫專著的《汶川地震與大地震預測探索》出版了,隨后又出版了《唐山地震與大地震預測探索》等專著。
郭安寧也在日以繼夜加緊著述,隻為幫助父親完善地震及天災預測理論,並應用於自己的深入研究之中。
82歲的閻志德曾是蘭州地震研究所副研究員,他家和郭增建家住的樓房南北相鄰,兩家的窗對著窗。閻志德的老伴馬彩琴說:“每天晚上11點前,我都看到郭局長趴在書桌上看書、寫文章。第二天早上五六點,郭局長書房的燈就亮了。郭局長直到去世前20天,還在拼命做學問。”
有一種人生如馬掌鐵——磨滅方休。
地震和災害預報,是郭增建心心念念的“情懷”。
2014年,他就拼命地工作,他對電腦不擅長,但他對研究所裡文獻書籍分布非常熟悉,有時需要查資料,他就拄著拐杖,晃晃悠悠地走到地震局圖書館裡或他辦公室裡,有時也到臨街的打字社裡去打印資料。
圖書館的小鐘說,大個子的郭局長每天顫顫悠悠拄著拐杖走過科學院十字時,都是科學院的一道風景。
隨后的時間裡,他從隨意來回辦公室到隻能走單趟,從不拄拐杖到拄上拐杖,從隨意地步行到顫悠蹣跚地行走,直到打電話把材料送到家裡,最后連到桌子邊坐下的力氣都有……
記得他最后一次獨自悄悄來到辦公室查資料,我看見后立即與學生小白到他辦公室裡,幫助他打掃衛生,在我們清掃資料及書的灰塵 時,他在旁邊硬是擠在我倆之間去拿書,都顧不上把書的灰塵清潔后再拿。小白說,這一動作讓他想起武俠小說裡的“武痴”,而郭局長就是“書痴”。
他的這個行動真的感動了上天,也許上天就是派他來完成人間這個使命的,又多給了他三年多的壽數!
在三年多的時間中,他完成了《天災預測學簡論》(2015 年出版)著作的全部著述工作,與郭安寧共同完成了十幾篇論文的思考與寫作,合作完成了《汶川與大地震預測探索》專著的定稿,在 2016 年唐山地震 40 周年時完成了《唐山與大地震預測探索》這兩本大地震探索系列專著的定稿寫作,以及他最后一個思路或者稱之為源線模式的最后完善。並用自己的方法針對 2013 年 7 月甘肅岷縣、漳縣 6。6 級地震和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溝 7 級地震進行了震例總結工作。
2017年夏天,郭增建患上了腦梗,但他一刻也沒停歇科研的腳步——“隻要還有這口氣,我就放不下!”
一篇論文,打印、修改、校對、再修改、再校對,要花好幾遍工夫。
劉曉萍是郭增建家附近文印店的小老板。11年裡,郭增建拄著拐杖,不知來她的店裡打印、復印了多少次文稿。
“后來,郭爺爺腿腳不好,他拄著拐杖,拎著厚厚的文稿,鞋子拖著地,‘刺啦刺啦’地響。我一聽,就知道是郭爺爺來了,趕緊把他攙進來。”劉曉萍回憶道。
打印費漲了,劉曉萍從不跟郭增建說。郭增建每次打印完,都堅持每頁文稿加付1元錢。劉曉萍不接錢,郭增建就硬塞:“娃娃,你做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哦。”
郭增建眼花,劉曉萍就用3號字給他打印文稿。有時,郭增建身體實在虛弱,不能來店打印,就打電話讓劉曉萍去他家裡取文稿。劉曉萍每次上門,郭增建都邊說“給你添麻煩了”,邊遞過水果。
前年秋天,郭增建又到店裡打印文稿,氣色明顯不如往常。他對劉曉萍說:“小劉,這可能是我寫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劉曉萍聽了,鼻子酸酸地。
“郭爺爺去世一年多了,我每次打地震局家屬院過,都忍不住朝他的書房窗口望一望,真想再給老人家幫點忙呀!”劉曉萍眼圈濕了。
幾十年來,在甘肅省地震局工作過郭姓的男子有好幾十個,“大老郭”卻是郭增建的專用綽號。這個專稱,早在郭增建擔任蘭州觀象台台長的時候就叫起來了,這一叫就是60年——一來是他在中科院地球所中郭姓員工中年紀最大、職務最高,二來是因為他有一米八四高的個子,三來是他性情溫和、言語幽默,好接近。
從家裡到地震局辦公室,1.5公裡路。郭增建弓著身子,拄著拐杖走一個小時。他實在挪不動步,就靠在樹上喘會兒氣。
“大老郭”的身材,越弓越低。
地震局大院裡,郭增建當年率領群眾栽下的一排排白楊風姿颯颯,昔日白面長身、英眉郎目、虎虎生威、氣宇昂藏的“大老郭”,你去哪兒了?!
一個冬日,地震局辦公樓暖氣管道發生故障,沒了暖氣。郭增建照樣在辦公室讀書、寫文章。他的腳后跟凍得裂了口,傍晚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還寫了首打油詩逗樂。
2017年5月28日,郭增建住院了。病榻上,他“咕嚕咕嚕”著,對郭安寧說:“我……還剩……最后一篇論文沒……沒有完成啊!”
醫生給他用了凝血時間超長的藥物,郭增建總算出院了。8月8日,川北九寨溝發生7級地震,郭增建對郭安寧說:“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后一次7級地震了,我要用新辦法把這個總結做好,供后人參考。”
郭增建這篇論文寫了27頁。
11月初,郭增建在診所邊輸液邊校對完他的最后一篇論文!
“我的理論和方法就這麼多了。”極度疲憊的郭增建把手一攤。這也是他工作以來正式發表文章六十周年,圓了他的夢想。
12月1日,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召開會議。他讓該委員會委員郭安寧向會議轉告三句話:“我的那些傳統預測方法不足以解決所有的地震預報問題,解決地震預報問題還需要用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專群結合、群測群防方法﹔大地震的特殊成因及預報研究仍需進行艱苦努力﹔地震預報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做到‘不到火候不揭鍋’。”
12月11日下午5時,郭增建彌留之際,不忘交代郭安寧:“明年……是山東郯城……8級大地震發生……350周年,你……一定要……替我……寫篇文章……紀念一下……啊!”
這一句,卻成遺言﹔此一去,竟是永訣!
當晚9時,郭增建永別了厮守一生的地震事業。
郭增建作為我國繼李四光、翁文波之后有杰出貢獻的地震預測專家,他無愧為中國地震科研戰線的一面旗幟。中國地震預報、防災減災工作走在世界前列,郭增建功不可沒!
郭增建一生隻做了一件偉大壯舉,他注定將比我們許多人都有可能更長久地活在歷史的長河裡。
留得清氣滿乾坤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東漢)張衡
當年的蘭州地震研究所,無疑是中國地震研究的前沿代表。
魯迅說過,“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
郭增建,不僅是一個淵博的理論家、勤奮的實踐家,更是一個燃燈續火的教育家。
予人星火者,必心懷火炬。
郭增建深諳,獨木不抗風,單兵難布陣,地震事業不是一個人的高蹈獨步,它需要一支支人才團隊,永不休止地攻城拔寨。
郭增建十分重視培養地震事業專才。
1958年,中國科學院在蘭州開辦地球物理專科學校,年輕的郭增建主講地球物理學。1964年,為培養三線建設急需的地球物理人才,中國科學院在蘭州開辦地震培訓班,郭增建主講地震學。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恢復研究生制度后,郭增建在蘭州地震研究所親自指導培養出10名碩士研究生。
對於年輕的同事,他熱情指導,合作、探討業務。地震預報學中著名的“郭-秦公式”,就是他和秦保燕研究員合作研究出來的。
汪進,現今的惠普公司人工智能專家。1980年以在校生身份考取郭增建的碩士研究生,在郭增建身邊學習和工作了10年。當初,郭增建認為汪進的基礎知識相對薄弱,科研成果更是一張白紙,就指導他從查閱科技文獻開始,還手把手教他交叉檢索、追溯檢索科技文摘。
“郭先生讓我最受益的,是他的科學方法論和物理學思維。他一直強調,地球物理學實際上是一門應用物理學,任何理論解釋都需要建立在可靠的數據觀測和合理的物理關系上。”汪進回憶道,“郭先生身體力行,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本人就是世界地震界最早根據觀測數據研究出斷裂長度和地震震級相關數據模型的杰出科學家。”
經師易遇,人師可覓,恩師難逢。
在蘭州地震研究所,郭增建愛才如命出了名。
“文革”中,正讀高中的丁伯陽被誣為“隻專不紅”,戴上了“夢想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典型”的帽子,經常遭到點名道姓的瘋狂批判。1977年恢復高考后,插隊歸來的丁伯陽興沖沖地報考蘭州地震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成績優異。然而,一些受極“左”思想影響很深的人卻向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告狀,堅決阻止錄取丁伯陽這個“資產階級接班人”。
為人謙和的郭增建不知費了多大的勁,才力排眾議,將丁伯陽錄取。
“當年,‘四人幫’雖然已經被打倒,但極‘左’思想還有不小的能量。是郭老師以大無畏的擔當,讓我邁進了地震科學的殿堂。更令人欽佩的是,郭老師直至去世,卻從未給我提起過這件事。”憶起師恩,現今浙江大學特聘教授丁伯陽的眼眶濕了。
1981年初秋,就在地震研究所按照當年計劃決定錄取9名碩士生不久,一份來自貴州的答卷和一封考生的解釋信寄到了所裡。考卷上的成績非常好,考生耿大玉在信中解釋,因當地突發洪水造成試卷延遲寄到,他還詳細描述了家鄉“暴雨如鞭,山洪似刀”的景象。郭增建愛才心切,破例增加了一個名額,將耿大玉招到自己名下。耿大玉發奮苦讀,從地震研究所畢業后,一鼓作氣拿下兩個博士學位,成為一所高校校長。
李清河,吉林人,72歲,江蘇省地震局原局長。
“文革”剛結束那幾年,我國由於連續十幾年職稱“冷凍”,積累了許多沒有職稱的大學畢業生。
1982年,李清河和兩名30多歲的碩士研究生剛畢業,在甘肅省地震局屬於“晚輩”,照理說晉升助理研究員(中級職稱)輪不上他們。
眼看地震局人才青黃不接,郭增建橫下一條心——“隻要能夠薪火相傳,我就是得罪多少人,也要打破職稱評定中的論資排輩的‘死框框’。”素來為人謙和的他又一次力排眾議,從政策裡尋摘有利於青年人才的依據,並盡最大限度向他們傾斜。
李清河回憶道:“多虧了老局長作主幫襯,我們3個人當年都如願地評上了助理研究員。有了這個基礎,我1992年被評為副研究員。1993年,我還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為了報答老局長的知遇之恩,我曾扎根蘭州,工作了20年。”
閻志德也是郭增建的弟子。他最敬服郭增建的是,“敢讓學生放開手腳干,有了成績歸學生,出了麻煩他擔著。”
在甘肅省地震局辦公樓前,聳立著我國候風地動儀的發明者,東漢時期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張衡的雕像。雕像下的漢白玉底座上雕刻著他的兩句格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君子,不怕自己的地位不尊貴,而怕自己的品德不崇高﹔ 不以俸祿不多為可恥,而以知識不廣博而感到羞恥。”郭增建格外注重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他常向大家講述張衡的事跡,用張衡的格言與大家共勉。
早在1958年,郭增建就督促學生一定要學好外語,特別是英語和俄語。為強調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他先賣個關子,又講了個故事——
“我上高中時,要翻幾座小山才能到校。一天,我在上學路上,不巧碰上國民黨抓逃兵,被他們捉住了。當時,逃兵被捉住,下場大多是被槍斃。我趕緊辯稱我是學生,他們死活不信,碰巧,一個軍官用英語拷問我,我急中生智用英語回答他,他認定我是學生而不是逃兵,就把我放了。不然,那天我八成要挨槍子。”
上世紀80年代,郭增建去日本講學,對方付給他80萬日元講課費。那個年頭,8萬日元就可以買一台日本產彩電。郭增建在日本省吃儉用,一個多月隻花了兩萬日元。回國后,他把剩余的78萬日元全部交給地震研究所,用於年輕科研人員赴日參加學術交流。
郭增建不僅對蘭州地震研究所年輕人熱情關懷,對各市縣地震局的年輕人也盡力提攜。兒媳任淑玲是一名醫生,她回憶道:“1990年是我結婚第一年。春節前,慶陽地區寧縣地震局的年輕人跑到蘭州,苦著臉找到我公公反映工作中的問題。我公公掏錢給他在招待所開了個房間,讓他住了兩天,還請他到家裡吃了兩頓飯。聽說年輕人想搞科研,單位裡沒錢,我公公就從自己的科研經費裡拿出一部分,支持人家搞科研,還教育他一定要跟領導和同事搞好團結。年輕人臨走時,淚水在眼眶裡直打轉,他說‘我是苦臉來蘭州,笑臉回寧縣啊’。”
兩年后,那個年輕人成長為縣地震局的業務尖子。
任淑玲起初弄不明白,在別人眼裡苦哈哈卻沒有什麼油水的地震預報職業,公公卻甘之若飴?她永遠也忘不了,那些年經常有地震預報“發燒友”上門向公公請教。快到飯點了,公公就交代母親買些肉食,真誠地留人家吃飯,他們在飯桌上說的也都是地震的事兒。
后來,任淑玲漸漸懂了——公公就是為地震事業而生的,他一輩子注定執著地活在地震事業中!
斯人已逝,薪火熊熊。
幾十年來,蘭州地震研究所培養的研究生早已遍布海內外,他們人人握靈蛇之珠,個個抱荊山之玉,成為地震界的領軍人物和科技骨干!全國共有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震局局長在蘭州地震研究所學習、工作過。
甘肅省地震局最紅火的那些年,有1200多人。
省政府19個廳、局中,卻隻有地震局領導沒有配專車。
上世紀80年代初,上級要給郭增建配備皇冠轎車,他堅決不要,其他人嘴上也說不出啥。從家裡到辦公室,郭增建天天步行上班。
郭增建的大女兒郭安翔1989年結婚,郭增建隻送給她兩床被子和1000元錢。幾年后,二女兒郭安紅結婚,郭增建租了兩輛出租車,把她送到就讀大學借住的博士生宿舍。
女兒們一度埋怨郭增建“太摳門”,不會用權。
郭增建不止一次開導她們:“好娃娃,我手裡的權力,不是上天授的,更不是咱家祖傳的,都是人民交付的。它姓公,不姓私,我隻能用它為公家辦事。”
70年代末,地震局給局領導發平價煙酒券,郭增建一張也沒要,他讓行政處全都拿去,到有關部門疏通關系,為員工多爭取一些煤氣供應指標。
老伴田淑蓮比郭增建大兩歲,上世紀50年代初,田淑蓮已經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入黨積極分子、村婦女隊長,日后很有希望成長為基層女干部。
然而,1955年,田淑蓮放棄錦繡前途,跟著丈夫先到北京,再遷蘭州。
蘭州觀象台建設初期,田淑蓮搬磚、和泥、背沙,啥粗活、累活都干。大伙兒休息時,她就去食堂幫廚,成年一分錢不掙。
“增建是干部,一輩子干的都是對國家有大用處的差事。我比他大兩歲,當然得支持他工作,不叫他工作分一點點心。”今年90歲的田淑蓮喃喃地說,不停地摩挲著老伴留下來的表攤上買來的一百多塊錢的手表,思念仿佛都留在了這唯一的紀念物上了。
幾十年來,田淑蓮一直都是個臨時工。
正式工不光收入比臨時工高出許多,跟別人說起來也好聽,而且還有提干的機會。然而,每有轉正機會,郭增建都替田淑蓮放棄了。他勸妻子:“轉正不轉正不要緊,你多費心把孩子們帶大就行。”
“正是因為增建不給我轉正,單位裡上上下下才都服氣他,他招呼大家,才有人聽。我把仨娃拉扯大,成了對國家有用的人,也不比干正式工差!”眼瞅著一茬又一茬干同樣活兒的姐妹都轉正了,溫良賢淑的田淑蓮也不動氣,“這輩子,我能跟增建過成一家,就是享福,咋會埋怨他呢!”
老人的話,令人動容。
一連十幾年,田淑蓮在機關車棚看護自行車、打掃辦公樓衛生、運送垃圾,一個月才掙45元錢!
甘肅省地震局曾有大小車輛100多輛。郭增建當了地震局“一把手”,家裡買煤球、買白菜,照樣是田淑蓮和大女兒郭安翔用架子車拉回家。
郭增建還不到兩歲,母親就病逝了。他參加工作的第二年,父親也被重病奪走了生命。多少年來,郭增建一個人的工資,加上田淑蓮的微薄收入,不光要養活全家老小五口,還得省下一部分,接濟陝南老家的窮親戚,日子自然過得緊緊巴巴。
二女兒郭安紅小時候,想讓媽媽給她買根冰棍嘗嘗。媽媽一聲不吭,撩開衣領,露出肩上被車襻勒出的紅印。打那往后,懂事的郭安紅再也不提吃冰棍了。
上世紀60年代末,正值“文革”紛亂年月,田淑蓮和兩個已出生的兒女被疏散到隴東天水,娘仨吃的口糧需要從蘭州運來。大雪天,道路中斷。眼看就要斷糧,田淑蓮一連半個多月,把僅有的糧食省給兒女吃,自己隻煮些干樹葉、草根吃。由於營養極度不良,田淑蓮右眼永遠看不見了。
2003年,郭增建住院,做心臟介入手術。手術前,他掏出一生積蓄6萬元錢,3萬元交給兒子郭安寧,讓他去交手術費,把剩下的3萬元塞到田淑蓮的手心:“我這回萬一下不來手術台了,這點錢,你就省著花,用它養老吧。”
上世紀70年代初期,地震局就給郭增建家安裝了電話,妻兒們都很興奮,郭增建卻很嚴肅地立了條“鐵規矩”:“電話是國家為方便我工作安裝的,隻能我一個人使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使用!|”
郭增建隻要不出差,就天天在地震局辦公室加班,大過年也是如此。郭安翔回憶道:“一天夜裡,父親很晚了還沒回家。我打電話催他回家吃飯,沒想到他一進門就朝我發了一通火,批評我不該打這個電話,應該跑到辦公室叫他。我委屈得哭了大半夜。”
月底,郭增建把1元錢交到單位,當做了“電話費”。
郭增建嚴格要求家人,“公家的便宜,哪怕是一張紙片,都不能沾”。
郭家兄妹兒時去父親的辦公室,他的一支鉛筆、一塊橡皮擦都休想拿走,當年5、6歲的郭安翔,哭著把橡皮、鉛筆送回爸爸的辦公室。郭增建在家裡搞科研用的單位稿紙,孩子們半張也不能用。
就連田淑蓮給娘家人寫信,也從沒用過丈夫的稿紙。
前幾年郭增建在女兒家住的時候,郭安翔讓父親把需要打印的材料拷給她,她上班時順便打印。郭增建堅決拒絕,非要自己到文印社打印不可。
上世紀70年代,郭增建已是甘肅省地震局處級干部,可他的書房竟然連一盞台燈都沒有。吊在天花板上的電燈太高,郭增建雙眼近視,看不清書本上的字。他就在八仙桌上放了把高凳當桌子,自己坐在八仙桌上放的矮凳上讀書、寫文章,這樣離電燈近一點兒。
當年的老同事馮學才來串門,瞅著他發明的“二層台”,笑得直不起腰。幾天后,這個同學親手做了盞台燈送給郭增建。
郭增建直到去世,一直住在1982年分的90平方米的舊房裡。
郭增建常說:“有個地方住就行了,不能太講究。”
眼看自家的混凝土地板的縫兒越裂越寬,老伴就用水泥膠水抹一抹。燈泡換了好多茬,當年的塑料燈座仍在“超期服役”。衛生間的牆上潮得長了大片大片的霉斑,他不以為然。
郭增建的家具都是兒女們搬新家后淘汰的。
任淑玲去給郭增建打掃辦公室時,看見一塊換下來的舊窗帘,就拎回家。晚上,郭增建看見這兩樣東西,很生氣:“窗帘再舊也是公家的東西,咱們不能沾公家半點光。”
第二天早晨,郭增建執意讓兒媳把窗帘送回辦公室。任淑玲:“這兩樣東西值不了幾元錢,換了別人,人家看都不看,您值當這麼較真嘛!”,送回辦公室那塊窗帘的命運就是打掃衛生的人來全部掃入到垃圾堆。
郭增建,享年87歲。
他種德耕春,斑斕多姿,煥彩流芳。
他活得純淨,活得勇毅,活得睿智。
無須人夸顏色好,自留清氣滿乾坤。
偉哉!
他,就是這樣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為事業忘卻了名利的人。
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終身為科學研究奮斗、勇於開拓創新的精神是留給地震人的巨大精神財富!實現了一個科學工作者科技報國的“初心”。
皺紋縱橫交錯
與斷裂等深等長
目光炯炯如炬
亮在黑暗的地層
書稿鋪在莫霍界面
派克筆撰寫新的理論公式
思想的太陽總在前方
日日新彩 光芒照人
----他生前,一位著名詩人,有感於他扎根大西北艱苦奮斗的人格精神和治學之道,發表了這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