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14:2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核心提示: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櫃的經歷,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裡面存放的三個存折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折累積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裡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櫃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櫃很出乎我意外,因為裡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
(周恩來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李菁,原題:周恩來與那年代的情感,本文系節選
1955年1月,從部隊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記得第一次見總理夫婦的情景。
“那天,周總理就像我們在報紙照片上常見的裝束——身著灰色中山裝,腳上一雙黑皮鞋。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春日,鄧大姐穿的顯得有些多:一件帶花的薄呢子大衣,腳上是藍呢面棉鞋,頭上還包著一塊當時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邊的衛士向總理簡單介紹了趙煒的情況,握手之后總理問了趙煒幾個問題,“我的手心直冒汗,聲音也有些打顫”,周總理微笑著說:“不要緊張,我是總理,你是這裡的工作人員,咱們都是同志。”
周恩來夫婦所居住的“西花廳”緊鄰中南海西北門。鄧穎超后來在一次跟趙煒散步時告訴她,周恩來最初住的是豐澤園,后來毛澤東要搬進來,周恩來偶爾路過這裡,一下子喜歡上了盛開的海棠花,便搬到了這個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認為恩來喜歡馬蹄蓮,其實我們倆都最喜歡海棠花”,鄧穎超這樣告訴趙煒。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裡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慣夜裡辦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點。據說以前中央曾請劉伯承給周恩來當參謀長,劉伯承聽后急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請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來的休息時間,秘書們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廳的上午大多是靜悄悄的。
西花廳一天的繁忙是從總理起床時間為起點:先是忙著請示匯報的秘書們——五六十年代,周恩來總共有20多位秘書,負責聯系不同的部委,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於找這些秘書。“文革”后,這些秘書隻剩下兩位﹔遇到急事,男秘書們干脆把總理堵在衛生間裡,所以也有工作人員們戲稱這裡是“第二辦公室”。總理的早餐常年不變:面包、果醬、黃油和豆漿雞蛋沖麥片。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隻老手表,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櫃這兩把鑰匙。”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書一把,值班警衛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裡,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大姐把鑰匙放在信封裡,為了避嫌,特意用釘書器把信封口釘上,等總理回來后再完璧歸趙。”
平時,周恩來都是親自取放保險櫃裡的東西,至於裡面究竟放了些什麼,鄧穎超也從不知曉。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櫃的經歷,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裡面存放的三個存折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折累積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裡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櫃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櫃很出乎我意外,因為裡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又很細心的人,趙煒推測,他一定在住院時就把裡面的重要東西作了安排。
周總理有一個清嗓子的習慣。晚上,隻要夜間從外面回來,在西花廳前院一下車他就要咳兩三聲,一聽到這個聲音,值班室的人馬上知道總理回來了。趙煒還是后來從鄧穎超那裡知道,原來周總理這種進門前先咳嗽的習慣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時他們住的院子沒有電鈴,回來晚了不敢高聲叫門,就以咳嗽兩聲為暗號。后來雖然轉戰南北,這個習慣一直保留了下來。
“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周恩來有點像“完美主義者”,“辦公完畢,他習慣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前再把椅子擺好。”在總理身邊呆了20多年,不知進了總理辦公室多少次,趙煒從未見過他的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注重儀表的周恩來,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齊齊,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襯衫,而且從不敞著領扣。
早期的西花廳留給大家的記憶都充滿了溫暖安寧。平時周恩來一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周圍工作人員想方設法讓他多些休息放鬆的時間。周恩來周六有時去中南海紫光閣跳舞,趙煒印象中的總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輕柔又穩健。如果周六有時他不外出,警衛局服務處會過來放電影給大家看,租一個片子要15塊錢,就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裡扣。偶爾,他會和鄧穎超一起去首都劇場看一場人藝的演出,為了避免驚動觀眾,他們經常在演出半小時后悄然入場,坐在觀眾中,沒看完前再悄然離去,門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錢來買。
趙煒回憶,那時候的周恩來也特別喜歡招待客人。不管是談工作還是開會的,趕上吃飯時候,他總是熱情挽留:“別走了,一起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飯費從他的工資裡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來又照例表示他“請客”,留客人吃飯,鄧大姐在旁邊開他玩笑:“怎麼老說是你請客啊?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恩來笑呵呵地說。從1964年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個月下來,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后,果然沒剩多少。自此以后,他雖然還是請客如常,但多了點“理財概念”,再留客人吃飯時,總沒忘加一句“特別聲明”:“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啊!”(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