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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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與毛澤東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方針、政策，並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有成效地貫徹執行，使社會主義新中國一掃舊中國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敬和贊揚，很多世界政要都稱贊他“是一位卓越的談判家”“是世界上罕見的偉大外交家”。

尼克鬆：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鬆曾於1972年和1976年兩度訪華，是第一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期間，他與中國政府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聯合公報》是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指導雙邊關系的文件。它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

作為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與周恩來的接觸中，被周恩來那種偉大的精神氣魄和寬廣的胸懷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來是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人，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一個擁有強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鬆在《領導人》一書中這樣寫道：斯大林執掌蘇聯時期，有位難以對付的外交部長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位美國談判代表：“要是你們認為我們難打交道，那等你們遇上周恩來的時候再看吧!”

當我們真的遇上周恩來的時候，我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形容的那種僵硬的談判者。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但作為一個講求實際的中國人，他承認他需要我們。

我們之間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求同存異，不加劇分歧。中國領導人希望緩和由於與蘇聯決裂而出現的四面受敵的狀況。我們認為結束中國政府的“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們也看到了用三角外交幫助遏制蘇聯的機會。和解的共同願望雖然有了，但是還得要用一個公報明確我們的關系，還得要解決許多技術性問題。

在我們的談判中，我認識到對周恩來來說要突然放棄他的決定於他的意識形態的外交立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的現實主義者，因為正如他對基辛格所說：“舵手在掌舵時一定要利用潮流。”

當我們討論到美國在日本和太平洋駐軍的問題時，我知道這個問題特別敏感。我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國從日本撤軍並廢除美日共同防御條約。於是，我指出，我們的政策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盡管它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原則相抵觸。我說：“美國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別人仍將在那裡捕魚。”我指的是蘇聯人。我補充說，那時日本不是與克裡姆林宮和解，就是重新武裝，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想家，他決不會直言不諱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評論便改變了話題。但是在場的人誰也不會弄錯，他的沉默隻可能意味著同意。

我與周恩來除了一起吃飯、參加宴會和其他公開活動以外，正式進行單獨會談也有15個小時以上。我留下了4點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備、高明的談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鎮定態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驚人。在我們的一些時間比較長的會談中，我注意到，隨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聽著譯員低聲翻譯的單調的聲音，雙方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歲的周卻始終頭腦敏銳，精神抖擻，聚精會神。他從不離題，從不講廢話，也從不要求休息。如果我們對公報措辭有一個分歧在下午會議上沒有解決得了，他並不把問題留給助手，而是在當天余下的時間親自與基辛格會談來解決。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鄉間度過了一個寧靜的周末剛回來一樣精神。他日理萬機，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

他是我見到過的領導人中准備最充分的一位。他在會前已熟悉了情況，隻有在技術性很強的細節上才問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對我說，周的談判技巧會使我感到驚異。此話果然不錯。大部分談判不但涉及實質性問題，也涉及象征性問題。我與毛澤東會見后，周恩來和我坐下來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談。開始時，周恩來提出了一個象征性問題，巧妙地考驗我的決心，看看我到中國來這個行動是否說明我准備放棄過去堅持的觀點。

“正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他說，“可是杜勒斯不願這樣做。”

“可你說過，你也不願同他握手。”我回敬說。

“不見得,”周恩來回答說，“我本來是會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便在桌上把手伸過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來似乎對這個話題發生了興趣。他接著說：“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來不想那樣做，可是他沒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隻好用右手端著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

周恩來又說：“但在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為國際上都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們已經沖破了老框框，”我表示同意地說，“我們現在是按每一個國家自己的行為來看待它，不是把它們籠而統之歸為一類，也不因為它們都堅持這種哲學就說它們都是漆黑一團。我願誠實地告訴總理，當時我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成員，所以我的觀點與杜勒斯先生一樣。但是，后來世界變了，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系也必須變。”

周恩來是個頑強堅毅的人，但是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的過程中他是靈活的。對於公報中關於台灣的部分，我們雙方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也不能拋棄台灣，他不願放棄也不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他想要用公報來肯定這一要求。我們最后達成了折中辦法，就是雙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語言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主要應當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目光始終放在主要問題上的周恩來知道，中國與美國的新關系比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佔上風更為重要。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他始終鎮定自若，從未失態。與赫魯曉夫的滑稽動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裝模作樣形成對照，周恩來從不提高嗓門，從不敲桌子，從不為了強迫對方作出讓步而揚言要中斷談判。1976年，我對周恩來的夫人說，她的丈夫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始終態度堅定而不失禮，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講起話來越是平和。我認為他之所以能這樣從容鎮定，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於他所受的鍛煉和閱歷，但是也反映了他的成熟和自信。俄國領導人顯然認為在助手面前必須拿出威嚴來，但周從不認為有這樣做的必要。

周恩來是一位很有造詣的詩人，有時以詩喻事。有一次，周恩來借毛澤東的《詠梅》詞隱喻美國1972年的總統選舉，暗示希望我獲勝。周恩來說：“主席這首詞的意思是，一件事的開創人不一定是收獲人。到了花開滿樹的時候，他們也就快退去了。”周恩來接著說：“你是開頭的人。你也許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

斯大林：“周恩來同志，我祝你萬事如意”

斯大林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大元帥，是在蘇聯執政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人。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斯大林曾對中共代表團說：“你們將來一建國，現成就有個總理，周恩來。”

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圓滿完成莫斯科之行，啟程回國。當晚，毛澤東和周恩來舉行盛大招待會，斯大林破例率蘇聯領導人出席。周恩來充滿激情的祝酒詞，贏得了全場經久不息的掌聲。斯大林向毛澤東敬酒后，舉杯來到周恩來面前，用飽含尊敬的口氣說：“周恩來同志，我祝你萬事如意。”此次蘇聯之行，周恩來嫻熟的外交藝術受到斯大林以及中外外交家的高度贊揚，他在世人面前成功地樹立起新中國的外交形象。

1949年12月16日，經過10天的長途旅行，毛澤東到達了他向往已久的莫斯科。在莫斯科北站舉行的歡迎儀式隆重而簡短。當天下午6時，斯大林及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在他的小會客廳恭候毛澤東一行。

會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雙方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快結束前，斯大林說：“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事實上，從會談一開始，斯大林就在揣摩毛澤東此行的意圖和願望。

毛澤東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的幽默使在座的蘇聯人一個個目瞪口呆。

毛澤東不想做更多的解釋。他對斯大林說：“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

斯大林更摸不透毛澤東的意圖了，他反問道：“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麼事情，為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干什麼？”在斯大林看來，兩國最高領導人都在一塊，應該什麼都能定，想完成的都能完成。他們做不了的，誰也不可能代替他們做。顯然，斯大林不了解毛澤東的心思。

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的外交才能超群蓋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本領比他更在行，同時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總理，自己不是總理，也不是外交部長，對不上口徑，如果要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就隻好請周恩來來莫斯科了。

毛澤東見斯大林仍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不高興地說：“周恩來到了，就可以商量這件事情了。”

在要不要請周恩來的問題上，兩位歷史巨人出現了分歧，雙方都悶悶不樂。毛澤東還對蘇聯專家總負責人柯瓦廖夫發了脾氣，此后也很少參加活動……

外界造謠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

斯大林對此憂心忡忡，派外長莫洛托夫、駐華大使羅申拜訪毛澤東。在了解了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后，才同意請周恩來赴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晚，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說：“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

這樣，周恩來赴蘇便成了中蘇關系能否向前發展的關鍵。

1月10日，周恩來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20日，周恩來一行抵達莫斯科，並在歡迎儀式上發表演說。

22日，毛澤東、周恩來與斯大林舉行會談。剛開始不久，斯大林就在東北問題上放出試探氣球：要中國承諾，除了蘇聯人以外，不許第三國公民進入東北，不許他們居留於中國東北和新疆地區。

突然提出的問題讓談話有些冷場，周恩來略微思考，隨即反問道：“東北住有很多朝鮮民族的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國居民？更不用說外來的蒙古人了。”

這一問使斯大林措手不及，陷入窘境。他嘗到了周恩來的厲害，趕緊解釋說蘇聯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人進入東北活動。雙方不愉快的氣氛隨即緩和。

至此，斯大林才明白毛澤東非堅持把周恩來請來不可的原因了。

基辛格：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

基辛格，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間，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並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寫的《論中國》一書中這樣評價周恩來：“他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為毛澤東與毛澤東為之規劃宏圖的人民群眾之間重要的紐帶。他把毛澤東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劃。同時，他還因為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至少是在毛澤東滿腔豪情容許的范圍內盡可能這麼做——而贏得了很多中國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系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於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后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台后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李雲飛來到位於紐約市公園大道350號26層基辛格事務所專門採訪了基辛格。採訪中，基辛格握著記者的手，誠摯地說：“我對周恩來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國記者，我還真抽不出時間來接受採訪。”

落座后，記者請他談談對周恩來的印象。基辛格說：“周恩來智慧超群、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是百裡挑一的人物。

當談到20世紀70年代初他秘密訪華的經歷時，基辛格顯得異常興奮。他說：“那可是一個偉大的時刻。我那時有關中國的知識全部來自班子裡的助手給我准備的那一堆材料。當時，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神秘的國家’。但是，當我與周恩來在一起會談時，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兩位大學教授在探討國際形勢，互相啟發，談笑風生。周恩來了解國際形勢的深刻程度是驚人的。”

在談到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時，基辛格說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說，“我和周恩來的會談通常都是從下午3時開始一直談到晚上，甚至半夜，隻在吃飯時才停下來。在這麼長的會談時間裡，從來沒有人進來請他去接電話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總是顯得那麼從容不迫。這不僅說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對客人的尊重和禮貌。”基辛格說，他曾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如果你到華盛頓來，我會感到難堪的，因為那裡的高級官員做不到這樣。”他還感慨地說，“周恩來對人謙虛禮貌是處處都體現出來的。盡管我們之間級別不同，周恩來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輪流舉行。這樣，他來拜訪我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會一樣多。我當時只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而不是國務卿。”

基辛格認為，周恩來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實事求是的作風，還可以從1972年中美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反映出來。他說，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傳統和通常的寫法，將共同點寫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話加以掩蓋，看起來似乎共同點很多，實際卻不然。周恩來看了以后說：“沒有人會相信這個的。”后來，中方交給美方一份備忘錄，它的寫法是先把雙方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列出來，然后再談共同點，這樣反而使共同點顯得更有分量。於是美方接受了。基辛格深有感觸地說：“兩國之間公報的這種寫法，我以前從未見過。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而實際上這是一份很好的公報。”隨后，基辛格又講了一個小插曲：1972年尼克鬆一行訪華參觀十三陵時，有關部門的人為了使場面熱鬧些，在大冬天組織一些小孩子穿著花衣服在那裡唱歌跳舞。一位美國記者在報道中對此提出疑問，認為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來知道后，當面向尼克鬆、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並對這種弄虛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評。這件事使基辛格對周恩來更加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