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婆家”情懷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7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的終身伴侶、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出生於廣西南寧，而她成長、投身革命的地點卻在天津。因此，在她1992年7月11日去世前，留下遺囑將骨灰撒入天津海河，回歸大海。

鄧穎超生前對“娘家”河南省有著特殊的情感，曾多次建議和支持周恩來將其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派往河南工作、學習。鄧穎超熱愛她的“娘家”河南，同時，她對“婆家”江蘇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區——下同）也懷有深厚的情感，本文記述的就是她關心淮安人民、挂念淮安發展的一些往事。

“我是他們淮安媳婦呀”

鄧穎超和周恩來是那個時代通過自由戀愛、自主結婚的革命情侶，而且結婚時他們都已經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職業革命家了，因此，鄧穎超不可能去遵守那些舊的“三從四德”，但她仍然遵循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對於老人、對於長輩十分尊敬孝順，讓長輩們感到很欣慰。

1928年，周恩來鄧穎超聯袂前往蘇聯出席中共六大。由於出發前他們在上海的秘密住地被敵特偵知，所以夫婦倆緊急撤離。而當船行至青島時，又被日本人的偵探懷疑並跟蹤。為了擺脫敵人，周恩來不得不再一次使出金蟬脫殼之計：假稱是到吉林去看望舅舅、其實是到他的四伯父周貽賡那裡避險。這就有了一段鄧穎超和周恩來的四伯父、四伯母相處的日子。

1997年筆者在京拜訪過周恩來的嫡親弟媳王士琴，她和丈夫周恩壽曾與周貽賡夫婦多年一起生活，她向筆者講述了鄧穎超當年在吉林的情況。

王士琴回憶說：四伯母告訴我，鄧穎超雖然是個革命黨人，但她十分懂規矩，講禮貌。那年在我們家時，她什麼家務活都會做，還搶著干，長輩在場，她連坐都沒坐過一次，真正是我們周家的一個好媳婦。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次王士琴去西花廳，和鄧穎超說起了這件往事，鄧穎超笑呵呵地對王士琴說：“那一天的‘媳婦’還不好做嗎？”鄧穎超這裡說的“媳婦”顯然是指必須受舊的傳統道德等約束這種意義上的媳婦。

1960年初，時任中共淮安縣委書記處書記、淮城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的劉秉衡受縣委、縣人委（政府）的委托，代表縣委和淮安百萬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向周恩來匯報家鄉的生產建設以及人民生活等情況。同劉秉衡一起去的還有王樹榮和陳阜兩位年輕干部。

1960年3月23日晚上，周恩來在釣魚台自己的臨時寓所接見劉秉衡一行，一談就是3個多小時。第二天下午，周恩來因為要去天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就委托鄧穎超代表他宴請家鄉來的客人。說是請客，其實也就是四菜一湯。鄧穎超特意留下了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作陪。

在餐桌上，鄧穎超擔心劉秉衡在周恩來提出的要處理好他淮安的舊居和祖墳問題上想不通，就反復對劉秉衡講道理。她說：“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聽中央的，恩來是黨中央副主席啊，你們要按他的意見辦，聽他的。”隨后，她又風趣地說：“在處理舊居和祖墳問題上，我是新的‘夫唱婦隨’，完全同意他的意見。”還說，“前不久，我們請童小鵬同志去重慶處理了我母親和恩來父親的墳墓，不知你們淮安有沒有搞棺木深埋？未搞的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眾的不安。”

一句朴實的“不要引起群眾的不安”，包含了鄧穎超對淮安人民的多少情，多少愛啊！

在就餐時，童小鵬等人發現桌上多了一道茶點——淮安茶馓，那是劉秉衡等人從淮安捎來的。

淮安岳家鼓樓茶馓是淮安地方名產，傳說光緒年間曾作為貢品進京，治好了慈禧的厭食症。民國時期獲得過南洋勸業會的金獎，1930年還曾獲得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的銀質獎，那時就被人們譽為“味蓋三城，馳名京都”的上等茶點。鄧穎超一邊夸贊茶馓酥脆味美，一邊很隨意地問起茶馓的制作技術。劉秉衡說，生產淮安茶馓的岳家那時很保守，為怕茶馓的制作技術外傳，多少代下來都是隻傳媳婦，不傳閨女，怕的是女兒出嫁后將技術帶到別人家去。

鄧穎超聽到這裡，兩眼突然一亮地說：“那我去他們家肯定會將技術傳給我。”

“為什麼？”童小鵬不解地問。

“我是他們淮安媳婦呀！”一句詼諧的話語，頓時把在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

這句直率朴素的“我是淮安媳婦”，可以說淋漓盡致地體現出鄧穎超對“婆家”淮安的熱愛和她作為周恩來終身伴侶的自豪。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1987年1月3日，淮安市第四中學收到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四中師生員工同志們：

你們好。

收到了你們給鄧穎超同志寄來的“字”，知道了你們學校的變化。這是你校全體師生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鄧穎超同志對你們的進步很高興，她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奮發圖強，為祖國“四化”建設樹（塑）造出更多的人才，望你們抓住今天的大好時光，努力再努力。

鄧穎超同志處

1986.12.26

根據筆者對筆跡的辨認，這封信是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寫的。后經與趙煒聯系，這一判斷被確認。那麼，鄧穎超為啥要囑趙煒寫這封信呢？

據該校已退休的老校長邢成龍回憶，改革開放后，少數干部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經不起金錢誘惑，忘卻了當年的入黨誓言，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令人憂慮的是，這股濁流竟也悄悄浸入教師隊伍。一些人不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卻一切向“錢”看，千方百計地搞起什麼“第二產業”，搞有償家教。這些做法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如果聽之任之，后果不堪設想。淮安市第四中學校黨支部經過討論認為，淮安是偉人周恩來的故鄉，應該通過開展學習周恩來的無私奉獻精神來提高教職工的思想覺悟，以改變這種不良現象。

就這樣，在校黨支部倡導下，該校開展了“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活動，全校成立了52個學雷鋒小組，在校內校外留下了許多為人民群眾做好事的足跡。原來因違法亂紀率高而聞名全市的淮安四中很快成了一所江蘇省德育教育的先進學校。

1986年10月20日下午，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吳全蘅到淮陰（今淮安市）檢查工作，淮陰市婦聯請她到淮安四中看看。

吳全蘅一行一進淮安四中校門就見到了“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大幅標語，接著，她看了整潔的校園，聽取了校領導關於學校在師生中開展“學習周總理”活動的匯報，還看了師生們為豐富這一活動內容演出的文藝節目。吳全蘅十分高興，她發表了即興講話，對淮安四中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評價。全體師生備受鼓舞，他們當即想到了應該把學校開展“學習周總理”活動后的變化向一直關心全國青少年、關心淮安的鄧穎超匯報。於是，就請學校毛筆字寫得比較好的王覺悟老師當場寫下了一張大字字幅：

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

淮安四中

隨后，邢成龍請吳全蘅將這幅字轉交給鄧穎超。

吳全蘅回京后，不僅將四中的字幅送到西花廳，還當面向鄧穎超匯報了她親臨該校的感受。鄧穎超也很高興，就囑秘書趙煒給淮安四中寫來了上邊這封信。

邢成龍收到這封信后，心情十分激動，他感到不僅應該在全校教職員工中進行傳達和學習，而且要傳達到每位在校學生，號召同學們牢記鄧穎超要“抓住今天的大好時光，努力，再努力”的教誨，早日學成建設祖國的有用人才。為了隨時鼓勵全校師生員工積極工作和努力學習，邢成龍特意讓人把鄧穎超這封信的內容書寫在一塊大黑板上，架在學校大門口的顯眼位置，讓師生們天天走進校門就看到，每天都能受到激勵和鼓舞。

打那以后，該校一直將注重德育視為學校的生命線，常憶鄧穎超的教誨，狠抓學生的素質教育不放鬆，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多次被授予江蘇省德育教育先進學校，淮安市素質教育示范學校和文明校園稱號。全校有30多名教師受到國家或省市給予的表彰。2008年春，該校還特意請來山東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講師團團長、周恩來的侄兒周保章到該校為全校師生作“學習周恩來精神，做‘四有’新人”的專題報告，把該校“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活動進一步推向高潮。

“我婆家的事我能不做嗎”

淮安是革命老區，烽火歲月中這裡發生過無數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淮安市黨史工作者經過大量走訪和調查，到1990年時，決定將近十年來搜集整理出來的革命英雄、烈士們等等事跡匯集成冊，出版一本書以傳世后代，作為革命傳統教育的素材。因為這些故事大都是反映黨與人民血肉相連的故事，所以決定這本書的書名叫《魚水情》。

《魚水情》共有58個篇章，近14萬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同意出版。書稿匯齊后，當時的中共淮安市黨史工委主任邵景元等人很想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題寫書名，以便增加這本書的“分量”。他們先后考慮了戰爭年代曾在淮安工作過的鄧子恢、張鼎丞、粟裕、曾山、劉瑞龍、李一氓、張愛萍等。最后又想到淮安是周恩來的家鄉，周恩來逝世了，鄧穎超還健在，淮安是她的“婆家”呀！於是，邵景元以中共淮安市黨史工作委員會的名義給鄧穎超寫了封信，請她為《魚水情》題寫書名。考慮到鄧穎超年事已高，視力減退，他們還特意讓打字員把字打大點，間距和行距盡量拉開些。

信從郵局寄出后，邵景元一直心神不定：當時鄧穎超已屆87歲高齡，她還能題字嗎？她的身體條件許可嗎？……

然而，回信比預想的要快得多。邵景元拆信一看，原來是鄧穎超秘書的回信，大意是你們要鄧大姐題寫書名的信收到了，大姐讓我轉告你們，她年歲大了，字也寫得不怎麼好﹔還有問這本書的內容是不是宣傳周恩來的，如果是宣傳周恩來的，她題寫書名就不合適，因為周恩來生前從不允許宣傳他自己。如果書的內容是宣傳當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英模人物的，大姐說，她願意為你們寫書名，以盡她一個“淮安媳婦”的義務和職責。信末署名：“北京鄧穎超同志處”。

接信后，邵景元如獲至寶，當即用快件再發一信，說明書的內容不是宣傳周恩來的，請鄧穎超方便時能盡快題好寄出，以便讓這本書早日付梓出版，以告慰九泉之下那些犧牲多年的英靈。於是，在收到淮安市黨史工委的第二封信后，鄧穎超特意戴上老花眼鏡，用藍色碳素筆寫下了“魚水情?鄧穎超?1990.3”的字樣，交秘書趙煒寄到淮安。在那剛勁有力的一筆一畫中，透露出來的正是鄧穎超縷縷的“婆家”情懷。

1992年10月，當年在鄧穎超身邊工作過的13位同志聯袂到淮安參觀瞻仰周恩來紀念館時，筆者曾問過此事，他們還清楚地記得，說：當“趙秘（鄧穎超身邊工作人員對趙煒的稱呼）”問大姐（西花廳工作人員對鄧穎超的親切敬稱）：“許多人找你題詞寫字你都不寫了，為什麼還要給淮安寫呢？”鄧穎超樂呵呵地說：“我婆家的事我能不做嗎？”

這裡多說一句的是，淮安方面為了想得到鄧穎超的這一墨寶，還“騙”了她老人家，因為這本書的第一篇就是筆者寫作的《鄉影?鄉音?鄉情——周恩來同志的故鄉戀》，也就是說，這本書還是有關於周恩來內容的。不過，20多年后筆者仍然認為，這是淮安市黨史工委同志的一個美麗的謊言。

“搞成公園，有教育意義，又可游覽，這樣的形式很好”

1986年，中央批准在淮安建周恩來紀念館，由於種種原因，工程遲遲未能開工。1988年6月，時任中共淮安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唐永峰等人進京看望鄧穎超並匯報有關工作。

14日上午10時左右，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后客廳會見唐永峰一行。

當唐永峰介紹到自己的名字時，鄧穎超笑著說：“你這個名字起得有意思，跟山峰一樣高，而且還是永久的。”一句幽默的話立即把室內拘謹氣氛一掃而光，大家隨即親切而又無拘無束地交談起來。

那次淮安方面去的人比較多，一共有14個人。鄧穎超高興地說：“你們這麼多同志從淮安到我這地方來，還是第一次。所以，我向你們表示特別的歡迎。”“特別的歡迎”無疑是表達了鄧穎超對“婆家”淮安的幾分親切和關愛。

當鄧穎超聽說淮安發現了一個比四川自貢還大得多的特大地下鹽礦后，立刻高興地說：“這是新發現，是個寶藏，一定要很好地開發和利用。”

唐永峰等人匯報到淮安正在籌建周恩來紀念館的事時，鄧穎超立即鄭重地表達了她的意見：“淮安建恩來同志紀念館，表示了淮安人民對他的深厚感情和永恆的紀念，也是一種可以教育后人的建筑。我希望你們搞得朴素一點，不要過分富麗堂皇，富麗堂皇不符合恩來一貫的思想和生活作風。陳設的東西，要表現一個革命家甘當人民公仆的內容。”

唐永峰告訴她，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總體規劃是建成一處風景旅游區。對此，鄧穎超大加贊賞，連聲稱：“這樣好，這樣好。搞成公園，除了有教育意義外，大家可以游覽，可以休息，這樣的形式很好！”

后來，無論是周恩來紀念館的規劃設計還是仿西花廳（中央批的是周恩來遺物陳列館，后與周恩來紀念館合並）的陳列布展，都是遵循著鄧穎超的這一要求進行的。如今，周恩來紀念館既是全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示范基地，也是全國一處重要的紅色旅游景點，開館20余年來已留下2000余萬中外賓客的腳印。

那次接見結束時，鄧穎超還將自己收藏閱讀的5本有關周恩來的書籍贈送給唐永峰一行。這5本書現在都收藏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

今年蘇北發了大水，要把恩來紀念館的開館降到最低規模

1988年3月5日，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奠基。鄧穎超接到江蘇省委、省政府的邀請信后，因為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就派她的警衛秘書高振普代表她到淮安參加。高振普在那個庄嚴隆重的奠基典禮上，說：我受鄧穎超同志委派來到淮安，帶來了鄧穎超同志對淮安人民的問候和感謝。

高振普還深情地說：鄧穎超同志認為，從跟周恩來幾十年的老伴關系，從和周恩來幾十年一塊戰斗的戰友關系，她應該來淮安看看﹔從她對淮安人民的情誼，她也很想來一趟淮安。在過去的時間裡，因為工作關系，沒有能抽出時間到淮安來，現在因為年齡過高，85歲了，又失去了來淮安的身體條件。但是，她知道淮安人民想著她，經常有群眾和單位給她寫信，寄書，寄報紙對她表示關心。她這次派我來，就是要我總的答復各位同志，她不能一一回信了，謝謝大家的關心。

高振普的言語中流露著鄧穎超對“婆家”淮安的殷殷之情和熱愛之心，在場的1000多名淮安各界代表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1992年元月，經過3年多時間各方面的努力，周恩來紀念館終於建成。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元月6日為新落成的周恩來紀念館舉行開館典禮。這次典禮十分庄重、熱烈。然而細心的淮安人卻注意到，原先傳說中有位中央主要領導人來淮安剪彩卻並沒有出現﹔鄧穎超派來的自己秘書、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趙煒和其他中央領導都沒有講一句話﹔特別是周恩來的眾多親屬和他生前身邊工作人員，人們隻見到了童小鵬和周爾萃的身影，再無旁人。當時曾有不少人進行過種種猜測，但都沒有一個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直到后來筆者去北京，才解開了這個“謎”。

那是周恩來的嫡親弟媳王士琴和曾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對筆者講的。

請鄧穎超出席周恩來紀念館落成典禮的邀請信發到北京時，正逢她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病。此時的鄧穎超確實已經“失去了”去淮安看看的身體條件。當時她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今年夏天江蘇水災較重，淮安那裡又是重災區，小六（指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在中央黨校都聽過淮安抗洪救災代表的報告，許多群眾現在吃飯都有問題，所以一定要請當地領導人把恩來紀念館的開館儀式降低到最低規模。鄧穎超還縝密地交代說，開館那天，人去多了，就要給地方政府增添麻煩，增加接待方面的負擔。我們在京的和外地的周家親屬都不要去了，就請在江蘇的周爾輝做代表，如果爾輝身體不好，就讓爾萃去﹔恩來生前身邊工作人員有童小鵬做代表就行了。

鄧穎超這麼一說，曾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和周家親屬等都遵照執行。原先由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沈達人請好的中央主要領導人也取消了淮安之行，改派時任政治局委員兼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到淮安為周恩來紀念館開館剪彩。

我現在年歲大了，你們還可以幫他們疏通嘛

1994年9月4日，淮安方面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的百年誕辰組團赴京，征求在京周家親屬、周恩來生前身邊工作人員以及中央文獻等有關部門的意見。時任淮安市長的陸廣浦在首都賓館（今首都大酒店）二樓，面對在場的50多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說：“昨天我們去拜會了曾擔任過周總理政治秘書的范若愚范老。范老身體不好，躺在床上還深情地告訴我們，在鄧大姐住院時，他曾到醫院看望。當說起淮安方面的同志曾經到西花廳看她並希望她能關心一下淮安的經濟建設時，病中的鄧大姐還說，恩來在世時，未給他的家鄉淮安開過‘小灶’，我現在年歲大了，已經力不從心了，你們能說話的還可以幫他們說說話，疏通疏通嘛。改革開放都這麼多年了，各地要發展是很正常的事嘛。”鄧穎超的這番話充分表達了她晚年對“婆家”淮安經濟建設的關心。

那天到場的除了周恩來生前身邊工作人員羅青長、劉昂、周家鼎、陳舜瑤、李庚奇、王伏林、趙茂峰等人外，還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劉武生等人。筆者也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從這一件件感人的事例可以看出，鄧穎超無愧於周恩來的親密伴侶、我們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她對“婆家”的一往情深，也將和周恩來的業績一樣永遠為淮安人民和全國人民傳頌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