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立下“三不沾”規矩來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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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之所以不易變質，是因為它抗腐耐蝕﹔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什麼能“拒腐蝕，永不沾” 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地源自他們能夠始終堅定革命信仰、時刻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廉潔奉公風范，他們深知：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帶頭遵規守矩，廉潔自律，決不能存有絲毫的特權思想。那麼，老一代革命家怎樣自覺主動地為自己的思想心靈和言行舉止，約定了以身作則、嚴以律己的抗腐規矩，並嚴格身體力行的呢？

　　毛澤東的“三不談”和“三不原則”：毛澤東從小就樹立遠大志向，培養堅強毅力，到了青年時代，他給自己規定了“三不談”作為修行准則：不談金錢、不談身邊瑣事、不談男女戀愛方面的問題。被同學們譽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毛澤東家鄉的親戚和朋友們紛紛給他寫信，要求推薦參加工作或介紹別人進京。當時，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他：“人民政府各機關部門，由於工作需要，招收了許多新人。也有許多老干部的家屬和親朋來了，隻要歷史上沒什麼問題，一經介紹也就參加工作了。”但毛澤東卻說：“別人的親友可以來，我的不能來。”作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要率先律己樹立一種風范。他對秘書說：“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系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像蔣介石一樣早垮台。”他進一步對秘書田家英具體訂立規矩說：“處理親友一般來信原則是：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在一律不准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

　　周恩來的“三不沾”：周總理掌握著黨和國家的大權，他兢兢業業為人民大眾謀利益，權力和無私伴隨了他的一生。他給自己和身邊工作人員早就“約法三章”，規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車，不沾國家的便宜﹔親屬來機關探親，就餐自己買票，不沾集體的財富﹔不得以總理的名義接待或收受禮品，不沾機關和個人的利益。不僅如此，周恩來與鄧穎超還對親戚晚輩進一步嚴格要求，及早“約法三章”，具體約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來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不許動用公家的車子﹔不可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許請客送禮﹔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生活要艱苦朴素﹔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劉少奇的“四不准”：針對外出視察工作，劉少奇總是同身邊工作人員“約法三章”，向身邊工作人員專門交待“四不准”：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請客吃飯，鋪張浪費﹔三是不准向人家要東西﹔四是參觀時不要前呼后擁地陪同，有個向導引路就行，不要影響地方同志的工作。作為國家主席下去視察不要接送，不准請客吃飯，參觀不要陪同，怕鋪張浪費，怕影響地方同志的工作，這是劉少奇高度自覺的廉潔自律。這些平凡的生活細節，充分反映出劉少奇作為一名真正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

　　董必武的“三種行為”和“三不許”：革命老人董必武非常謙遜，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為“三種行為”：當抹布、跑龍套、敲邊鼓。這充分體現了德高望重、位高權重的他甘當人民的勤務員的品格情操。1949年11月，董必武因公去南京，幾位隨員想把一輛“別克牌”黑色小車要來帶回北京。董必武得知后，嚴肅鄭重地提出“三不許”：“不許向地方要東西，更不許以我的名義在任何部門搞活動，不許接受禮物。”從此，這個“約法三章”便成了董必武和他身邊工作人員的抗腐防變的座右銘。

　　任弼時的“三怕”：任弼時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錢多、三怕麻煩人。任弼時的這“三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生動體現，也正是任弼時一生的真實寫照、對其人生境界的褒揚：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他戎馬一生，征戰南北，兩次被捕入獄，體弱多病，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按理說，他應該享受更好的生活、更優越的服務。但他一點也沒有追求享受，而是兢兢業業、鞠躬盡瘁，把畢生的心血與精力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

　　彭德懷的“保公三訣”：抗美援朝期間，祖國人民給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寄去了許多慰問品，彭德懷吩咐警衛員全部管起來，分下去。對隨意取用慰問品的干部則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說：“管公的人就要這樣：第一，自己不貪﹔第二，別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臉皮、熟人擋回去。有這三條，才能保得住一個‘公’字。”並指示管理物資的干部一定要做到這三條。彭德懷說的這三條，人稱“保公三訣”。

　　徐特立的“三個第一”：被尊稱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一生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稱自己這位可敬的老師為黨的“堅強的老戰士”。對他了解頗深的毛澤東更是一語中的地高度評價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這三個“第一”是毛澤東於1937年11月30日在延安為徐特立60歲生日時寫下的祝賀信中的核心觀點，概括了徐特立光輝的一生。這位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並以57歲高齡參加二萬五千裡長征的老戰士，真正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模范實踐者。令人回味的是，毛澤東在稱贊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同時，也尖銳指出了“有些人卻是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

　　謝覺哉的“三自”：革命老人謝覺哉把自我批評比作“跟自己打官司”。即自己當被告，自己當律師，自己當法官。他對自己的缺點毫不客氣，表現了嚴於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

　　陳毅的“三不要”：陳毅痛恨資產階級的假公濟私行為和利己主義。在擔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長時，他對家人尤其是子女們“約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輪給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車﹔三、辦任何事都要嚴格按制度來。在父母回四川安家時，他對陪送的同志提出“三不要”：把兩位老人直送我妹妹家，不要驚動省委﹔找普通民房住，不要向機關要房子，安家事宜自己解決﹔不要向國家伸手。

　　葉劍英的“五不許”：北平解放后，為嚴防滋長不良習氣，時任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長的葉劍英，對部屬提出了五條要求：一不許談發財（批評的是升官發財）。二不許姻婭同事（防止任人惟親的裙帶關系）。三不許有士大夫氣（批評的是脫離實際，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習氣）。四不許鮮衣美食（要求的是艱苦朴素）。五不許空談主義（反對的是夸夸其談，不干實事）。

　　徐海東的“三問”：徐海東將軍平日凡是遇見多年不見的戰友，總是以“三問”代替世俗的寒暄。一問政治上犯錯誤沒有，二問經濟上多吃佔沒有，三問生活上和老婆鬧離婚沒有。他愛人周東屏曾提醒他：“多年不見的老同志，怎麼好這樣問？”他卻說：“問問怎麼不行，淨說好聽的，那算什麼共產黨員？！”

　　陶鑄、胡耀邦、王鶴壽的“約法三章”：1945 年8月，抗戰勝利。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延安許多干部意氣風發，准備奔赴全國各地開辟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一天，陶鑄同王鶴壽、胡耀邦在王家坪桃園聚別。他們暢所欲言，敞開心扉談了很多……最后，這三位志同道合、一身正氣的摯友鄭重相約終生做到三件事：永遠跟著毛主席﹔永不叛黨﹔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這年，陶鑄37 歲，王鶴壽36 歲，胡耀邦30 歲，正是大有作為的年華。縱觀這三位革命同志的一生，他們都始終如一地踐行以上約定，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身清白，大公無私，廉正奉公。譬如，陶鑄建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1967 年1 月遭到江青等人誣陷，受到殘酷迫害。1969 年在合肥逝世。但他留給后人的清廉事跡和高尚風格是永世長存的。建國初期，陶鑄在廣東擔任省委書記期間，有一次帶領幾個干部到外地檢查工作。有一個縣的領導設宴歡迎，陶鑄看到大擺筵席的場面，非常惱火，他毫不留情地對當地干部進行了一頓批評之后，匆匆吃了一碗飯便離開了。此后，陶鑄每到什麼地方去搞視察、檢查和指導工作，總是要事先約法三章，立下“三不准”的規矩：不准請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禮。誰違反了就追究誰。再比如，胡耀邦同樣對年輕時的以上約定一如既往地堅持了一生。1980 年他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當天就給家鄉瀏陽縣打電話“約法三章”：其一，不開慶祝大會﹔其二，不得因此而在鄉裡大興土木﹔其三，不許挂他的像。胡耀邦為人民樹立了一身清白、奉公廉潔的榜樣。